秦颖：舒芜并没有原谅他自己那段历史

　　我主持《随笔》杂志后，第一期的稿荒，让我经历了从业以来头一次因为工作的压力而失眠。舒芜先生鼎力支持，连续赐稿。第一篇《牺牲的享与供》，因为被某报“抢去发表”，“不甘心这篇文章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想破格在《随笔》发表。首发在《随笔》是多年坚守的原则，而且读者也在监督，最终没有破例，先生表示理解。第二篇《圣女颂》，歌颂巴基斯坦一位受辱不屈的女性，2005年第三期登了出来。随后一篇《贾拒纳舒版本考》，涉及与贾植芳先生的一段恩怨，没有用，因为《随笔》希望尽量避免介入文坛恩怨。后来的一篇《恭读现代朱批》，仍然没有用。为什么？现在想来，当时似乎是在《随笔》语境下的一种选择。最要命的是，我当时用很笨拙的方式回复，说写得“个性化了”，希望先生写些谈古典的文章。

　　先生回信说：“不个性化的谈古典，我不知道怎么谈法。”先生给朱正老师的信“我的隔膜”中，将不满一泻而出：“我原以为此类题材，与《随笔》较为适合，今知他们要出这样的纪念专号，那就一切明白，所以我只配去谈谈古典，而我蒙然，似乎还想挤身进入光荣的胡风分子之列，真是太隔膜了。”

　　当时我刚到《随笔》，对杂志的历史、传统、作者队伍都还处在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中，为努力避免因稿件涉及的人和事而起的麻烦，在拿捏分寸的过程中，会偏紧一些。我请先生谈古典，也还是有私心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先生的这类文章，也避开了敏感的事件。但“他（舒芜）似乎早就超越了对己身苦运的恩恩怨怨式的打量，而是将目光探入到对一种文化命题的深切的关怀里”。这是孙郁兄的评论，应该说是客观公允的。

　　舒芜先生并没有原谅他自己的那段历史，对此也有深刻的反省。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他表示，要“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

　　我初次拜访舒芜先生是想约他写自传。在跟朱正老师的频繁讨教中，他建议我请舒芜先生写一本自传或口述自传。他说：“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史或者思想斗争史的时候，都不能不遇到舒芜这个名字。”大概是1997年，朱正老师陪我一起去到皂君庙七十三号舒芜先生的寓所，但盯上他的自传的不止我们，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后来跟朱正老师一起策划编一套“思想者文库”，舒芜先生列入第一辑，出版时排在第一位。我在“思想者文库”的一篇宣传文字中这么写道：“舒芜是这套丛书所收作者中最抢眼的人物。因为他在胡风案中所起的作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做人与作文不能等量齐观。放眼世界，培根、歌德、海德格尔等不为文坛学界所弃，那么在谈到舒芜的作品时，也不该引入道德的标尺。”因为编辑《我思，谁在？》，跟舒芜先生有了比较多的通信和往来，之后便是不断的请教、叨扰。

　　当时，市面上舒芜先生的书并不多，我手头仅有一本《周作人概观》，知道“书趣文丛”中有一本《串味读书》，一直没买到。认识了舒芜先生，便厚着脸皮索要了。舒先生马上将手头唯一的一本相赠，收到后我很有些过意不去，但收到如此厚礼还是很高兴，至今视为珍藏。其所以珍贵，首先，它是1995年10月的初版；其次，这个初版是1996年蓝英年先生购买后请作者签名时，舒芜先生用手头的第二次印刷本换来的；再次，舒芜先生在上面留下了前后得而复赠的两次题词；最后，这是先生的一个工作文本，里面有先生的批改和编辑痕迹。

　　1998年，我起意编一套“现代作家作品丛书”。当我把大作家小文集的想法请教舒芜先生时，他建议用“大家小集”之名，可以说是画龙点睛。我给舒芜先生写信，请他出马编选《周作人集》。先生很有兴趣，回信道，“《大家小集》的计划，很有意思，知堂一种，当然不可少。我近来身体不好，头昏，相当厉害，久停写作。但此题我倒是有兴趣的”，“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只能在选目上多考虑；至于简注、题解、插图等等，要找有实力的中年人合作”。

　　2001年元月，先生收到我寄去的《鲁迅集》，甚为夸赞：“初步翻阅，首先是插图非常吸引人……很多不习见的，特别是范爱农、王金发的两张，真是珍贵……”同时表示不想担任《周作人集》主编了。“一则身体不好，做不了什么具体工作；二则他们家属大概不同意，他们对我可能有意见的”。先生做学问的执着与人际关系的尴尬在短短的文字中表露无遗，可体味先生内心的苦楚和无奈。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太太邹崝华经多年努力，组织翻译、编辑的《昆虫记》全译本出版，送了一套给舒芜先生。信先收到，而书迟了近一周。先生收到书后给我的回信，可见其兴奋之情：“接奉3月27日大函，知惠赠《昆虫记》已寄出，高兴至极。但一连五六日未见到，正在疑虑是不是出了问题，要不要发信问一下，今天下午便收到煌煌十大本。我立刻想，前天还得到一位与我同龄人的讣告，如果上帝把我换了他，我便看不到这十本大书了，凭这一点，我就要感谢上帝了。当然，您就是上帝这个意旨的执行者，请接受我的感谢！”同时对书提出了具体建议：“缺少一篇前言或后记，介绍此书过去有周作人鼓吹，有谁谁选译过，以及鲁迅如何在许多年中不倦地陆续邮购，如何在逝世前不久还计划与周作人合译等等情况。我以为，与书有关的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介绍出来很有好处。您以为如何？”

　　这些我们都有过考虑，但当时有三家出版单位都宣称在赶译并声称会马上出版，因此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尽快出书上。现在书已出，舒先生的意见正中下怀，为此我拜访了舒芜先生，一是请教，一是想请他出马宣传。他表示，看完全书，或可写一篇介绍。回来后，我将那次拜访时他谈到的关于《昆虫记》的一些记忆写进了宣传文章《昆虫的诱惑》。但舒芜先生希望的《昆虫记》在中国近八十年的传播史我迟迟没动手做，感觉找材料困难。舒芜先生知道后，将他查检的鲁迅书账中关于购买《昆虫记》的记载抄录了寄给我。我知道，舒芜先生是以这种方式在指导我，推动我，要我完成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机缘巧合，随后的一次出差北京，因中途接到几天后参加另一个会议的通知，而有了几天的空闲，去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三联韬奋中心查找资料，在此基础上，加上许多关心此事的先生们的支持，如沈昌文先生寄来的台湾相关的出版信息的剪报，写成“《昆虫记》汉译小史”，在《读书》上发表。两年后，我们在修订出版的《昆虫记》中，邹崝华写了一篇“昆虫的史诗”作前言放在第一卷，我的这篇东西作为附录收入第十卷末尾。

　　秦颖，《书屋》二〇一三年第三期，原标题为《我和舒芜先生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