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2日 星期一
怯弱的良知--我的1966年8月
(一)
1966年8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学生,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在家庭问题上,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是“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就是要在一夜之间,拒绝支撑了十几年生命的亲情,将爱转化为恨,这无疑是一种强迫,但当时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将“强迫”转化为“自愿”的。因为“划不清界限”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是我别无选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最讲血亲关系的:“亲亲,仁也。”(《孟子》)。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使子女摆脱了“长者本位”伦理观的约束,获得独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但鲁迅再三强调不能因此而否定“人伦”的“天性的爱”,因为它是人世间“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爱”!--这是一条“底线”!如果除了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还要视父辈为仇敌,伤害自己的亲人,那就过了“线”!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爱是“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是绝对的!是同样不能让步的!这是一条人兽之界,过了这条界限,人就不成其为人!人内在的兽性一旦被如此彻底的诱发出来,可以任意的伤害自己的亲人、骨肉,那末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来?!
我们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着这样“划清界限”的教育,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周总理为革命事业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再到“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等等,连遇罗克这样的先哲都曾不懈的与其家庭作斗争。而“红八月”在中学,真正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主题歌。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让步!一旦开了头就会身不由己,按照这个逻辑,顺流而下,会引出各种可怕的行为。这里也隐含着一种道德观、伦理观,即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崇高”,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人都可以背叛、伤害,如此为一切反人性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在我们的教育中,曾经打着“革命”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然有影响。……
当时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学校,学毛主席指示,看大字报、参加斗争会。我们教室的前方有一个施工的水泥坑,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斗争了之后就常常在那坑里,她浑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湿水泥,头发、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见,只剩了一对幽幽的目光,像一个古怪的灰色精灵。有的时候高中的红卫兵来对她训话,有的时候初中的红卫兵,抡着皮带抽打她,她发出一声声的惨叫,当抽打声实在不堪忍受时,坐在教室里的我有过冲动--喊一声:“别打了!”或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这一闪念即刻被一种畏惧甚至是恐惧压灭了。在那个“红色恐怖万岁”的八月里,此类内心活动不只一次的反反复复。我曾是个任性而好冲动的孩子,幼儿园时就好打抱不平,敢当众和老师顶嘴(哈!兔贝贝至今记忆犹新),小学时喜欢和男孩子一起舞枪弄棒、爬树上房,8岁时因为受不了委屈,从住宿的学校趁天黑出逃,步行几个小时才找到家。虽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就被家人戏称为“拼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满16岁那年的红八月里,支撑在我生命中的一棵挺拔的小树,突然被拦腰折断了!怯弱!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怯弱的人!
即使变得怯弱,今天我也还庆幸自己没当成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没作出更愚蠢和疯狂的事情!这里我想引丁东《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话来说明:“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二)
我们班开始斗同学了!被斗的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赵留柱,下中农出身。北京女一中与中南海一墙之隔,干部子弟集中,高干子弟较多,我记得初二时学校开始着力培育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班主任在班里召开干部子弟的秘密会议,内容是要干部子弟努力学习,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红专”的接班人,出身不好的同学学习好就是“白专”,我们的党要保卫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一些学习纪律差的干部子弟在这样的秘密会议上获得激励和优越感。后来的文化革命,我看到,无论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长的还是在我们班主任老师背上钉图钉的,都无一例外是校长老师们亲手培育起来的不可一世的干部子弟。
赵留柱不是干部子弟而窃据了班里团支部书记的职位,红卫兵中的团员和非团员都对此愤恨不已。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斗争会(以前我参加的所有斗争会都是操场或广场的大会,我都是离得远远的观看,而这次的斗争对象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斗)!……全班同学把她围在中间,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圆圆的红脸变得惨白,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子披散开了,她下意识的用头发把脸尽量遮挡住!但她始终没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全班同学都认为她应该被斗,但这样的发生在40多个女同学之中的事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句话!包括我自己!这是我多少年来不愿意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后来我问过一个同学,她说:“你想的太多了,这种事无论应不应该它都发生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自己。”……
赵留柱后来到山西插队嫁作农家妇,至今未回北京。我1995年约她写了篇农村生活的回忆文章《人生路弯弯》,收在我们编的《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里》,在这本书的作者里,她是唯一的留在当地的北京女知青。1995年她从山西回北京交稿时,我召集了一个全班同学的聚会,希望大家能在近30年后向她说声“对不起”,但是谁都没说!我也没有机会说!
去年春节,赵留柱来京探亲和另一个同学到我家,我准备这次一定要说“对不起”了,我刚提起个话头,她就打断我说“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个同学赶忙对我使眼色、摆手,……我终于没能当面向赵留柱说一句“对不起”,因为她不想听!
(三)
1966年的8月里,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学校时,我们相互不讲话,出了校门她就跟在我后面回我家,我的爸爸妈妈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虽然家里到处都贴着封条,毕竟没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们从这屋窜到那屋,又从那屋窜到那屋,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热!我们就在屋子中间的地上铺上张大席子,躺在地上,还热!我们就去什刹海游泳。……
那天王思没到学校,我在学校里一个上午都没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找她。王思的妈妈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思初二时从女八中转来,初三就当了班长。
她家是礼士路楼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目“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家门大敞着,门外站满了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们许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楼梯上,一个站在高处的女生正慷慨陈辞。我进屋找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妈妈还没有回家。就是说,人还在学校里挨斗,而一部分红卫兵已经在家门口准备继续的斗争了。门口的喊话内容是要他们子女与其母亲“划清界限”。我和王思,还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里边的一间屋里,谁也不说一句话,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着窗外。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门口传来骚动声,王思紧张的对我说:“我妈妈回来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号声震天响。王思的妈妈卞仲耘到卫生间去洗了,红卫兵不让关门,说要防止自杀,王思的妹妹在卫生间里陪着她妈妈洗,我们站在卫生间外面,门口的批判斗争似乎在不断升级,人也似乎越聚越多了!……我突然对王思说:“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无言的对我摇摇头。哦,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她的弟弟妹妹!还有她的妈妈!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这样以为)走了!因为我害怕!第二天下午,听说王思的妈妈死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
……
(四)
呜呼!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清醒的反省、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再不能阿Q式的始终“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不能不使我常常想起鲁迅说过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
但是鲁迅又指出“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为了生存,我们有时不得不以限制(非放弃)“说”的自由作为代价。
鲁迅笔下的涓生(《伤逝》)就是如此:当他明确意识到自己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时,他就面临着“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不说”即是说谎,安于虚伪,不免是沉重的空虚;但“说”出真实,不仅意味着要面对绝望,还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别人,让子君在威严和冷眼中,孤独的走所谓人生的路,并导致最后的死亡!“说”,涓生同样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
也许,“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将是始终折磨着我们的人生困境。
……
田小野,《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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