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丧失了主战场（下）

　　林彪瞅准刘少奇因情绪冲动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和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的最佳时机，跳出来和刘少奇唱对台戏，是有极深用心的。他当然知道，如果毛刘近20年的联盟出现裂痕的话，那么分裂的结果总要有人对刘取而代之。可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因必须承担全国性灾难的责任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这种孤立并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挤他，否定他，而是绝大部分人因为良知而无法绕过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和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时，只有无视事实、颠倒黑白、良知尽失、信口雌黄的人才会用阿谀之词把毛泽东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并能把脓疮说成灿若桃花。但当时只要能这样做，在获得毛泽东信任这一点上，就能取得奇效。毛泽东后来终于以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像赵高之类脸厚心黑、曲意奉迎、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良知尽灭的老手，在中国封建皇权专制时代的“佞臣”中才会频繁出现，为什么却出现在以现代政党著称的中国共产党内呢？只有一种解释，只有在党内出现类似于皇权时代“君权至上”的政治环境时，这样的“佞臣”才会出现。且看张素华在《变局》（第140页）一书中披露的林彪、叶群的笔记内容（第140页）：林彪在笔记中常用“一号”、“老东”等代号称毛泽东，林彪对自己也常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还有更露骨的：“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得一人而得天下”，可谓说到中国皇权体制中那些佞臣们的骨子里去了。自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以后，党的核心层的其他领袖们虽然理应“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自觉进入“君臣关系”的角色，但至少绝大部分人还没有堕落到刻意去当佞臣，即抛开属于自己的所有的思想、立场、良知、人格，完全钻进传统的宫廷权术中去，独对“君主”大顺、大拥，以迎合一人之“癖好”谋求“登天”之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缺少主心骨的朱德了。从文革开始时林彪大念“政变经”来看，他对中国皇权时代的宫廷权术的参透完全不亚于毛泽东，并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就像毛泽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君主的角色一样。中共党内产生林彪这样的佞臣角色和佞臣心理，这种“返祖”现象对中共的现代政治信仰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另一个问题是，如此精明清醒的毛泽东，难道就看不出林彪的吹捧是别有用心的曲意奉迎吗？事实明摆在那里，而有这么一个人却闭眼不承认它，把它说成相反的东西，毛泽东岂有看不出的道理。但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国皇权时代的历代君主一样，不管多么英明清醒，都有自已私下的癖好，而这些癖好正是那些奸相佞臣恶宦们刻意奉迎满足的所在。而毛泽东最大的癖好就是让人说他伟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身居高位、权倾天下的人一旦追求私下“癖好”的满足，就难免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以致丧失正常的判断力。在这一点上，林彪的确是下对了注。另一方面，以当时大会的形势而言，毛泽东急需政治上坚定的同盟者，以扭转对他不利的局面，而林彪如此旗帜鲜明、声势夺人地站在他这一边，为他的错误开脱，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可以说，林彪的支持使大会的形势顿时明朗起来，并引发了绝大部分与会者对领袖的“愚忠”之念和崇拜之情，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从一片“迷离”中重新走了出来，这一点，毛泽东是要感谢林彪的。要知道，在中国皇权体制的宫廷权力斗争中，结盟是从不讲人品道德的，只要需要，哪怕结盟的是魔鬼，也要照结不误。再说，林彪曲意迎合、吹捧毛泽东，绝不是从这次大会才开始，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总之，林彪的讲话，如同在开始倾斜的天平上，往毛泽东这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大会前毛泽东布置几个常委讲话，大会中毛泽东又亲自提请陈云讲话，陈云却以“工业调查没有做完、没把握”为由，加以婉拒，没有讲。陈云是党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曾长多年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自称他没有陈云懂，还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陈懂，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既然七千人大会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性急需解决的经济困难问题，那么作为党的核心层的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陈云当然是最应该讲话的了。然而，偏偏是最应该讲话的人没有讲话，这多少有点蹊跷。陈云不讲话，对其他的常委或与会者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顶多有点遗憾，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这里面有戏。

　　张素华分析陈云不讲话的三个原因，即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陈云不想说违心话，以引起毛泽东的难堪、以前因“反冒进”挨过毛泽东的整，加上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教训，怕毛泽东秋后算账，都是言之成理的。但陈云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从自己角度考虑的，他没有揣摩、也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既然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权威，1961年他又对工业、农业作了长时间的调查，那么如果他讲话，对大会定下的形势估计和解决困难思路的调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压轴作用。毛泽东希望陈云讲话、希望他讲出自己完整的意见，至少有如下几个心理因素：其一，尽管在大会上他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但大会定下的调子却没有离开他的总体思路，即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并开始回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应该制订一个10年规划，大干起来。对这个基本估计和总体思路，虽然毛泽东很有信心，但心里没有底，实际上是很不踏实。因此，他希望陈云讲话，支持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了党内一号经济专家的赞成，就如吃一颗定心丸，他的底气要足得多。同时，更重要的，是能镇住党内那些不赞成、不支持他的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其二，毛泽东有没有想过陈云会不赞成他的判断和思路？当然想过，而且肯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希望陈云把他的反对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其实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讲话已让毛泽东难堪了，再来一个陈云算不了什么。如果陈云的反对意见真有道理，毛泽东还可以调整自己的思路，修正自己的判断，还可以掌握主动权。几年来毛泽东在全国性经济工作的总路线上走了麦城，留下了诸多教训，他绝对不会继续执迷不悟，把麦城走到底。因此，如果陈云在大会上真的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估计毛泽东是会倾听他的意见，在坚守自己底线的前提下对原来的总体思路作一些调整，而不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陈云在大会上不讲，竟在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上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且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定的调子大相径庭，结果把毛泽东搞得很被动，很恼火。其三，无论陈云是唱赞歌，还是唱反调，在与会的党内核心层、高层和中层干部中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一部分人的反对。党内两种思路、两种观点、两种判断的阵线分野、力量对比，就会一目了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点，对毛泽东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开党内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陈云偏偏拒绝讲话，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也忐忑不安。在他意识深处产生的党内一场新的权力博弈即将来临的预感中，陈云不讲话，是一个令人不安、扑朔迷离甚至高深莫测的盲点和未知数。

　　第三个转折：“出气会”。开“出气会”的提议，是毛泽东在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提出来的。1月27日刘少奇讲话之后，毛泽东随即向大家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剩下的三天一是让中央的领导讲话，二是分组讨论。但29日林彪讲话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提议大会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张素华在《变局》中从正面分析了几个原因，当然很有道理。所谓“出气”，主要是地方向中央各有关部门出气；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向省委出气。张素华分析道：“……比如，还在大会讨论报告期间，就已经反映出不少与会者，尤其是地委、县委书记，对这几年开展的反右倾、拔白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意见很大。他们认为，这些运动的展开，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右倾主义者、死官僚主义者的帽子，使不少同志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及省市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就是说，毛泽东关于“三面红旗”的实验运动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体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各级党员干部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愤也是强烈的。但是，按常规，他们并不把账算在路线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强迫他们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头上，他们的顶头上司头上。这一点，大会上林彪讲话引起的强烈反响，已经证实，这也是毛泽东能够“放胆”让代表们出气的重要原因。同时，事实上，在许多问题的具体执行上，中央各部和各省的头儿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也确实有些动作偏离了中央有关政策的轨道，搞得还要左，还要过火。把这一部分人心里的气放出来，要讲的话讲出来，要发的牢骚发出来，委实是毛泽东的明智之举。其一，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全面退却，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缓和这几年党内斗争所造成的紧张空气。党内相当一部分基层、中层、高层干部肚里的委曲、怨气和强烈的逆反心理，主要是由他的重大失误和错误造成的。不让他们把气出出来，不设法扭转他们的逆反心理，党内工作就无法创造新的局面，他也会因“树敌过多”而处于十分被动，十分危险的境地。其二，与会代表们出气的主要对象是各省省委和中央各部委，毛泽东深知，这是中央部委和各省省委代他受过。不过，让这一层人受点冲击，受点委曲也有好处。一是融洽一下他们与下面各级党委政府的关系，二是打掉他们的霸气、骄气和官僚主义习气，三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党基层、中层、高层党组织中的威信。其三，弄清楚全党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几年来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路线及其威信的真实想法，情感态度，政治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他要继续保留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拥护是不行的，或者遭到这样一部分人的怨愤是危险的。

　　但是，虽然中央各部和各省省委变成与会代表们出气的对象，绝大部分代表们也真的相信出错主要出在具体执行中，毛泽东和中央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中央各部和各省委毕竟是代人受过，代表们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最后终究要通过“隔物传力”的原理，击在毛泽东的伤疤上。可以说，在倾听代表们出气和中央各部、各省委的检讨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心里的滋味是苦涩的，酸楚的，甚至是恼火的。

　　从湖南、河北、山西、湖北、广东、四川、浙江等省的检讨来看，其主要内容都是在执行三面红旗中的“五风”以及在反右倾斗争中的过火行动。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检讨中说：“湖北这几年的错误是自以为是，‘五风’俱全，盲目乐观，‘左’倾蛮干。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三治（治山、治水、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都表现了‘左’倾蛮干。”王任重还说，林总批评有人干扰主席思想向‘左’拉，我就是其中一个。反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岂不就是干扰了主席思想。在这里，王任重虽然检查了自己个人的一些主观主义错误，但把大办钢铁、大办公社这些三面红旗的主要内容也包括进“左倾蛮干”的错误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他把这些“左倾蛮干”归结为是自己干扰主席思想向‘左’拉，不知毛泽东本人听了这个检讨会作何感想？但他能怪王任重吗？王任重的检讨是与会代表们逼出来的，而代表们所以要逼或者能逼王任重，却是毛泽东本人支持并主张的。更有甚者，一些省委的检讨简直就是对58年以来毛泽东思想路线及其实践的清算。如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检讨中说：“四年来经过三个反复：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省委1958年11月召开过一个思想混乱的会，会上提出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吃的方面实现按需分配，强调拔白旗等等。1958年郑州会议以后，1959年上半年情况显著好转。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反右倾斗争，搞到基层扩大化了；1960年4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一方面纠正‘共产风’，一方面又布置过渡试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十几个大办接踵而来；高指标没有降下来。加上天灾，这年的农业大量减产。”这哪里是自我检讨，而是在指责中央和毛泽东在实践“总路线”的四年中各他阶段所犯的错误。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是谁搞起来的？是谁极力赞赏、支持、推广的？当然是毛泽东。59年上半年情况好转，是因为毛泽东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失误，作了一些纠正和调整；当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把鼓德怀当着右倾机会主义打下去，毛泽东为证明庐山会议决议的正确，一方面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全面反右倾，把一大批持有和彭德怀同样观点的党员干部打成右倾分子，一方面让自己先前的错误卷土重来，且变本加厉，所以“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又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至于纠正“共产风”和“布置过渡试点”之间的自相矛盾，正是毛泽东既想纠正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又死不认错，想继续把自己那一套试下去的矛盾做法的具体反映。

　　另外中央各部所作的检讨中，有许多关键内容表面是自已承担责任，而实质上是在打毛泽东的脸。如粮食部在检讨中说“1959年全国征购粮食1200亿斤，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原因。1959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惩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了！”这样大的失误是粮食部的责任？明眼人一看就会笑掉大牙！事实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要大跃进，尽管1958年的粮食产量已经由7500亿斤“核实”为5000亿斤（实际上仅有4000亿斤），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仍把1959年的粮食指标“调整”为5500亿斤，并且是按这个基数征购的。而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达到3400亿斤，全国已经开始饿死人。但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清醒，竟于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应继续跃进。他忘乎所以地说，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大跃进？会议竟要求提前5年完成庐山会议确定的10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就在这个会议上，为1960年下达的粮食指标竟高达5940亿斤。实际上，1960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是2870亿斤，还不到指标的一半。粮食部说得很委婉，1960年全国大面积饥荒（没有说饿死了两千万人）的重要原因是粮食征购过头。如果再继续分析下去：征购过头的重要原因是粮食指标定的不切实际，而征购又是按浮夸虚报的粮食产量进行的，那么这就是直接打毛泽东的脸了。还有煤炭部、冶金部的检讨，实质上都在指责毛泽东的大跃进搞糟了，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彭德怀右倾后搞得更糟。虽然各部各省的检讨中没有明说反彭德怀反错了，反右倾反错了，但事实俱在，其意自明。

　　让代表们出气，竟然出出这样一种结果，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震撼和不安。毫无疑问，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被代表们逼出来的检讨，远比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更露骨、更深入、更尖锐、更本质地指向了他几年来思想路线的根本错误。更让毛泽东深感忧虑的是，出气的绝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这样一层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怨愤的对象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尽管他们对他毛泽东还在顶礼膜拜，奉为至尊，但实质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赞成他的思想路线的，是对他的严重失误心怀不满和忧愤的。而一旦让刘少奇这样的人以“经济调整”“渡过困难”的名义在党的工作中唱了主旋律，并和他分庭抗礼，这些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包括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恐怕都要离开他毛泽东，跑到刘少奇那一边去。

　　毛泽东深谙党内权力斗争的明潜规则。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党的最高领袖要想牢牢控制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想保持自己在全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一个起码的先决条件是他用以指导这个历史阶段党的主要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思想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得到实践证明和全党公认的。建国前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党内的主要工作是军事斗争，而正是在军事斗争上他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所代表的路线方针的“正确”，奠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和全党“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建国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包括制度改造）成为党内工作的两大主题，其重要性可谓并驾齐驱。可以说，在建国初期的五六年内，他在这两大主题上采取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提出的理论成果，是基本成功的，实践上也是“卓有成效”的，这对进一步巩固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巩固政权的工作逐渐退出前台，经济建设的工作要唱主角，这已经势不可免。他敏捷地作了调整。从1957年反右斗争“胜利”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指导路线上实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即由经济制度的改造转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三面红旗”，即是他为实现这个重大转折而隆重推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体思路、实践途径和理论方针。

　　然而，四年的拼搏和狂热，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上走了麦城，败下阵来。其中虽然几经挣扎，但除了给全国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外，几乎徒劳无功。尤其令他感到痛苦和绝望的，他精心打造的三面红旗，是他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凝聚了他对这个历史阶段建设发展的思考、决断、胆略的全部结晶，是他过渡时期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三面红旗被历史否定，被事实否定，被全党否定，被人民否定，那么就是说他作为党内最高领袖，在党内主要工作的指导路线和理论方针上是根本错误的。这意味着：一，腾出指挥员的位置，党内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建设工作让别人去抓；二，前一个结果形成的连锁效应是腾出党内最高领袖的位置，道理当然是不言自明；三，最终的结果是大权旁落，乖乖下台。当然，由于他的历史功勋和崇高威望，最好的结局是再当一回“太上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际，毛泽东即使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了危机的到来。而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和当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使这种危机顿时清晰和逼近起来。

　　西楼会议是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在七千人大会上坚辞不讲话的陈云却发表了长篇讲话。请看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对陈云讲话时的描绘：“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请陈云亮相，陈云偏偏不愿亮相，他的借口是他的调查研究没有搞完，心里没有底。仅半个月后，陈云却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偏偏主动亮了相，而且胸有成竹，滔滔不绝，拿出来的竟是一个收拾残局、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大刀阔斧清除“三面红旗”障碍、全面克服经济困难的宏观战略性纲领。毛泽东上了陈云的当。令毛泽东感到震惊和突兀的倒不是陈云骗了他，而是他意识到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大踏步退却而让出来的党的经济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正在被他人大踏步地占领，并大有喧宾夺主、取而代之的势头。毛泽东的直觉没有错，这个势头来得的确汹猛、迅捷。

　　西楼会议以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刘少奇决定将财经小组由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3月，在第一次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除重申把“十年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外，提出了1962年国民计划的调整问题，而调整的核心，“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4月，中央财经小组的扩大会议上，把1962年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降低，并起草报告提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实行全面收缩的方针。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调整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所下的决心和采取的重大措施。”毛泽东不得不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于5月26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随后，国务院又组织若干个工作组，由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带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派干部参加，到各大区和重点城市，同地方同志一道落实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第496页）

　　毛泽东深知，自七千人大会上他“自谦”自己经济工作上不如刘少奇、陈云、周恩来懂，实际上就已经宣告自己退出了党的经济工作领域，这种退出当然是指对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指导和决策。这种致命的退却是在他万般无奈、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知道再用“三面红旗”作为党内经济工作的主体思路和路线方针，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下去了，但除了“三面红旗”，他又能拿出另外一套什么路线方针来救急吗？他拿不出，作为党内具有最高威望的领袖，他也不屑于走了麦城之后再改旗易帜。然而，上面已经说过，退出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就意味着把这个主战场让给别人，就意味着同时要让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头衔和桂冠，让出党内第一把交椅，让出领袖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让出手中至高无上、生杀与夺的最高权力。

　　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让出这些东西的。既然在经济工作领域里他已无法“重整旗鼓，卷土重来”，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党内打造另外一个由他的“正确路线”指导的“主战场”，并以此把经济工作的主体地位打压、位移到次要地位，或者把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加以淡化甚至湮没，把全党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个“主战场”上呢？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也是毛泽东惟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当前经济恢复工作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温饱活命的关键时刻，作这样瞒天过海的“位移”能成功吗？这一点，毛泽东倒是胸有成竹的。其一，他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正统君主”的心理地位；其二，打造另外一个主战场的时机、条件、靶子都是现成的，如国际上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训、党内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一些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他从建国初就一直喋喋不休的关于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关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等等。其三，也是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实践，说穿了就是把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强行压进一个预定的理论设计、路线方针的模子，尽管那个社会政治现实的本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被模子挤压成的形状，似乎就真的像模子制造者设计、想像的那么一回事了。就是说，只要毛泽东打造出另一个“主战场”的模子，把眼前的社会现实统统挤压进去，只要不像前几年那样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就能制造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政治斗争的现实”来。

　　文化大革命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毛泽东的神奇的模具中酝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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