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丧失了主战场（上）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实验“三面红旗”一路造成的恶果，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划上了一个句号。七千人大会是在全国饿死了两千万人、钢、粮、棉、煤等主要产品产量和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的初衷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其时，全国粮食告急，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存粮只够卖几天，各省粮食调不上来，周恩来总理竟成了“粮食调度总指挥”。大会就是要解决集中统一和分散主义的问题。当然，这样一个将与会者延伸至县委书记和各重要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中央下面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它必须对几年来实践“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进行反思，它必须解决这些严重恶果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它还必须拿出一个摆脱困境、寻求发展的完整的思路和办法来。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毛泽东的确是头脑清醒的。他深知，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出现了“信阳事件”这样妇女几乎人人穿白鞋、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恶性事件，正如刘少奇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都是要“上书”的，下“罪已诏”的。作为这一系列巨大灾难的始作俑者，作为全党最高领袖，他无疑负有不可推卸主要责任。问题是，他以什么方式来承担这些责任，承担到什么程度，党的核心层中的其他人对他的错误和责任怎么看，党的各级负责人又是怎样想的，在“纠正”这些错误中，人们会怎样想，怎样做，怎样对待他，这些问题，毛泽东心里无底。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他不想把这些尖锐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遮着、掩着，他不想让七千人大会沿着解决所谓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的方向走过场，他不想自欺欺人，他要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当然，毛泽东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在看了会前急急匆匆送给他审阅的大会报告稿前两部分后迅速明晰起来的。

　　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主持起草的，为此，还专门搭了一个起草班子。这个报告怎么写？其实在大会前12月20日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为大会定了调子，当然也为报告定了调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其一，同意大会首先讨论形势的做法；其二，同意大会主要解决地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其三，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形势基本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过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有了总路线，但缺乏一整套完整的的具体政策，就是说，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其四，过去的错误中央要首先承担责任，其次是省委、地委、县委。（参照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8页）可见，按照这个调子，实验三面红旗引发的恶果不会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这是毛泽东坚守的底线，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毛泽东是迟早准备全线退却的，他不仅要让中央承担三面红旗造成严重失误的责任，而且自己也准备承担主要责任，不这样做，他就无法继续维持在党内的权威和威信，就无法继续取信于党内广大的党员和基层干部，个中利害，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向常委、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们吹了风，定了调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最大限度的退却，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自以为留足了回旋余地，他不再担心大会报告会违背自己定下的调子，也不再担心大会会脱离预想的轨道发展。

　　当然，总的看来，报告并没有突破毛泽东的底线，也是按照毛定的调子起草的，但其中一些“关键词”的斟酌上出现了某些模棱两可的倾斜，某些用意难辨的暧昧，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和不安。而这一切，都和刘少奇在主持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强硬”态度有关。在报告起草中，刘少奇一反常态，多次要求报告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强调对“四年的错误、缺点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要下猛药”，并指出四年的错误和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党内过火斗争、缺乏民主生活、只批右不批左有关。刘少奇的态度，反映在报告初稿上，就出现了如下几个和毛泽东的“调子”不和谐的“音符”：一、在毛泽东定下的调子里，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应是“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上升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可在报告初稿中，这个重要的基本估计竟没有写进去；二、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或单独讲；而讲错误、缺点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三、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从措词来看，这个“正确”是勉强的，不完整的，值得推敲的。总之，报告初稿虽然没有离开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但在一些重要的“关键词”上看起来总有那么点含糊其词，欲说还羞，总有那么一点不理直气壮，那么一点暧昧，让人觉得怪怪的。依毛泽东多年政治斗争磨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虽然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大错”，但却嗅出了事态的严重，产生了“后院起火”的不祥的预感。毛泽东的反应是敏捷而果断的。看了报告初稿前两部分后，他对第三部分已不感兴趣，立即“建议”推迟报告三天，显然一是想想个明白，二是打算在中央核心层中首先解决报告中那些让他不安的地方；但随即他又改变了主意，干脆把这个报告初稿提交大会讨论。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就拿到大会上讨论，对于一个常规的中央工作会议来说，是反常的，违反惯例的。《变局》的作者张素华把毛泽东第二次改变主意的原因分析得十分完美，她认为毛泽东决定把报告初稿直接提交大会讨论，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这个初稿9日在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讨论时就“议论甚多”，“莫衷一是”，毛泽东为了吸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才选择了“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主动自我批评”这一方式。以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要作出这种“以尊者讳”的分析。但毛泽东如果真是以这种心态作出这个决定的，他就不会对刘少奇报告初稿中那些仅仅是些“暧昧”、“模糊”的地方如此敏感和不安了。

　　从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形成的一贯思想和作派来看，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有如下几种心态：其一，报告初稿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决不可能局限于政治局常委中个别人的想法，它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肯定有相当的市场，必须把党内各级干部的真实想法弄清楚，才可能为坚守“底线”作出相应的对策；其二，仅仅在中央核心层解决几个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的思想分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引起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服。相反，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的意见拥护他的思想路线，那么这对中央核心层中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将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对于绝大部分与会者的“愚忠”和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拥戴，毛泽东是坚信不移的。这种撇开中央核心层而直接求助于党内中高层干部的支持，也是毛泽东独到的政治谋略之一。其三，在广大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之后再让常委逐一表态，不失为摸清他们真实思想状况和真正政治立场的最佳良机。摸清“敌情”，辨清“敌友”，一切就好办了。但有一点张素华的猜测是对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只打算退却，不打算“进攻”，退，而且要退够，这一方面是对自己重大失误的“赎罪”，一方面是继续取信于党员干部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有一方面是坚守自己政治底线所必须作出的让步。

　　毛泽东的预想是对的。28天的大会完全脱离了预定的轨道，且波澜迭起，惊涛复现。对毛泽东来说，大会进程中三个戏剧性的转折和高潮，特别耐人寻味，也特别刻骨铭心。下面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

　　第一个转折：“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据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的记载，在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讨论同步进行。起草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显然，起草委员会讨论形成的意见和结果对大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毛泽东的最终判断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五个问题：1、报告初稿要不要推翻，从头再来？2、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4、犯错误的原因和责任；5、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对毛泽东来说，五个问题中自然是后两个问题最敏感。而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果然有人放了炮。在几年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刘少奇和陶铸都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只反右不反左，是错误的主要根源。刘少奇还认为，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而刘澜涛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他还露骨地说，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吹牛拍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忠臣受迫害，奸臣便嚣张，刘澜涛不仅真的把毛泽东比作了皇帝，而且斗胆要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但在这个问题公开点名向毛泽东叫板的，要算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彭真放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的话，得到邓小平、刘少奇委婉、含蓄的支持。尽管后来陈伯达对彭真的话进行的反驳，使讨论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周恩来又巧妙地打了圆场，讨论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但这种“胆大妄为”的公然叫板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老人家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文革开始毛泽东第一个拿主持北京市委的彭真开刀，并以此把火引向彭真“幕后”的“后台老板”，就不奇怪了。在讨论三面红旗问题时，至少常委中的四个人，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是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的，但碍于毛泽东的威信，他们不便深说，只有抽象肯定，具体保留，或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委婉”过去。如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什么意思？就是“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言下之意，人民公社搞早了，超越了阶段，并表示允许人们怀疑。陈云在讨论中讲得直爽些：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周恩来虽然有想法，但他对中庸之道的运用永远都是妙到毫巅，当人们对三面红旗颇多微词时，他却提议：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至于邓小平，干脆把人民公社比做早产的婴儿，“生不逢时”和“呵护有加”两种意思都有了，既有抱怨，又能从感情上讨得“母亲”的欢心，这就是邓小平的狡黠之处。

　　讨论是一回事，形成文字又是另一回事。相信起草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当彭德怀第二。讨论中口无遮拦说出的那些有损毛泽东“威信”的尖锐言辞不是统统收回去，就是含蓄委婉地换上一种说法，当然，更多在报告中出现的是言不由衷地继续肯定他们内心已经否定的东西。如“修改后的报告在叙述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做贡献的时候，加写了以下的内容：‘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以上有关引文资料均引自张素华《变局》一书）可惜，这样的阿谀之词，毛泽东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从这个委员会16个人的发言讨论中，毛泽东已大致摸清了哪些人很久以来就已开始对他进行“腹诽”，哪些多年的“亲密伙伴”或同僚已经和他同床异梦，哪些所谓“忠诚的”同路人已经开始向他的政治敌手演变，或者终究要和他分道扬镖了。

　　第二个转折：常委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大会前就提议，每个政治局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讲话。但几个常委的讲话，都是安排在大会的后期。对毛泽东来说，常委们在讲话中讲出了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讲出了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思路，对他至关重要。因此他不主张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讲，随意讲，讲出真心话，讲出自己的观点。在常委们的讲话中，有三个“亮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刘少奇的讲话；一个是林彪的讲话；最后一个亮点，是最应该在大会上讲话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陈云，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却拒绝讲话。

　　先看刘少奇的讲话。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早在1月13日就已决定，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直到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书面报告以后，毛泽东才于26日在钓鱼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内容。27日就要讲话，刘少奇是在匆忙中草拟了讲话提纲，并在27日大会即将开始前才把毛泽东看。毛泽东只是把提纲让其他常委传阅，没有表态。然而，刘少奇却凭着这十几页的提纲，在大会上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所讲内容相当一部分都是即席发挥，或由感而发，既超出了书面报告的范围，有些尖锐的内容和提法也离开了发言提纲。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也引起了他严重的不满和高度的警觉。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如下几点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一、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刘少奇说：“……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把大跃进说成了“大跃退”，虽然事实如此，但毛泽东从感情上绝对接受不了。尤其这个“马鞍形”的比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就用此警告过，预言过，现在重提并用“事实”加以印证，还加了一个“大”字，这无疑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并在上面撒了一把盐。把经济形势的发展形象地比作“马鞍形”，倒也罢了，这个“马鞍形”虽说中间是低谷，但两头毕竟是高峰，至少现在已经向第二个高峰攀登。二、更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从刘少奇下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赞成老百姓的这个评价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的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加上那个“水塘有水”的验证，基本上表明了刘少奇是赞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的。这和毛泽东用指头比喻成绩和错误，显然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的。另一个“至于某一个省……”在毛泽东看来显然又是玩弄的那种“全面肯定，局部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惯用伎俩。然而，刘少奇慷慨激昂的讲话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已经不满足于“含蓄地唱出反调”，而要“直抒胸臆”了。且看他是如何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甚至对“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样的判断，刘少奇表示得极为暧昧：“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刘少奇到底想说什么？他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今后若干年可以逐年作出一个判断。其用意不言自明，有两层意思。一是让时间作出结论，现在肯定的东西，说不定一年、两年、三年或更多年后就会被否定；二是让后人去评价，现在让当事人作出的判断或评价是不算数的。这样的论调，是让毛泽东最感到恼火的。三、刘少奇又把同样的论调用在了三面红旗的评价上。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更进一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敏感多疑的毛泽东当然不会不联想到：是否这些人要对他来一个秋后算账？是否再过若干年后以此为借口对他来一个“抢班夺权”？四、对庐山会议上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重新评价。刘少奇的评价有些古怪，他并没有公开为彭德怀翻案，反而给他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对彭的“万言书”的评价却颇多暧昧之处。他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谓的颠覆活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时讲的一些话？这就是所谓的颠覆活动？完全是子虚乌有，莫名其妙。如果把这一条莫须有的罪名排除，那么彭德怀还何罪之有！刘少奇对彭德怀的定性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定性如此驴头不对马嘴，加上他在讲话中一味强调既要反右也要反左，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实质上已经为彭德怀翻了案！这样的用心毛泽东岂能看不出来！总之，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使毛泽东一眼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从建国初两人就产生的关于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分歧，多年来不仅没有弥合，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是否考虑分手的时候了！

　　而林彪的讲话恰好成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暧昧态度不同，林彪旗帜鲜明地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强调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连措词都让人感到突兀和反常，但在大会引起的反响几乎和刘少奇的讲话一样强烈。

　　刘少奇的讲话有一个提纲，但大部分内容是即席发挥，而林彪干脆抛开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同样是慷慨激昂、同样是出语惊人地即席发挥。和大会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形成的多少有点沉闷的调子不同，林彪的讲话亮出的三个“别开生面”的观点，像三耀眼的明灯，使大会的氛围为之一亮。观点这之一，是三面红旗不仅正确，而且是一个创造。即“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尤其是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观点之二，是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在描述自然灾害时用了“特大的、连续的、毁灭性的”字眼，这和刘少奇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和那个著名的“水塘”调查恰成两端，相映成趣。至于几年来的错误，则是执行中的毛病，是交的学费，而这笔学费是非交不可。为此，林彪举了一个很怪异的例子：“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增加了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对当时的大会氛围来说，“学费论”的确是惊人之语，为那些被“错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但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辩即使对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也是解脱罪责的最好理由。如果把“三面红旗”的实验真的比做部队演习，那么这种演习就意味着让假设敌之间像真的敌人那样真枪实弹地干，那样的学费就不是消耗一些体力、物质的问题了，而是死了人毁了武器。试问，这样的学费也算“学费”吗？几年中饿死了两千多万人，这比上述那种愚蠢的“演习”还要愚蠢吧！观点之三，是几年中所犯的错误不仅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而恰恰是没有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结果。这个意思林彪表达得很到位，很精彩：“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式的曲意奉迎，在中国皇权历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的。但此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毛泽东，极需要有人撑他一把，林彪的讲话，无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其他常委讲话后，毛泽东不做任何评价，惟独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则赞赏有加：“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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