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粪耙子”的威力：道义与文章

美国改革——扒粪运动始末

　　用文章阐扬道义乃是新闻记者的天职，而美国工业化时期的两位黑幕揭发者艾达·塔贝尔和厄普顿·辛克莱则堪称记者中的楷模。他们仗义直言，坚守正道，为美国民众维护了道德与法纪的尊严。

　　挑战石油大王

　　1892年春季的一天，精力充沛、富于远见卓识的麦克卢尔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了巴黎一座公寓的四层楼，扣响了一户人家的房门。麦克卢尔当时正处于创业的起步阶段，他在纽约创办的《麦克卢尔杂志》尚不为众人所知。不过，麦克卢尔却对前景充满希望。他不时地往来于纽约和欧洲各地，为自己刚刚创办的刊物《麦克卢尔杂志》招揽贤才。此行到巴黎，他是专门来拜访一位当时同样没有多大名气的美国女作家艾达？M.塔贝尔的。原来，就在前不久，他偶然在其合伙人菲利普斯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篇署名为“艾达·M.塔贝尔”的文章校样，这篇名为《阿尔芬德流连于巴黎街头》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便有了此次造访和日后二人合作的缘分。

　　塔贝尔应声开门。她双目有神，鼻梁高挺，双唇棱角分明，下巴坚毅有力，光洁乌亮的发髻整齐地挽在脑后，一袭高领长裙衬出高挑的身材。看上去，既超然淡定又富于学者风度。她当时正寓居巴黎，筹划写一部传记，而麦克卢尔则试图劝说她改变初衷，共图大业。麦克卢尔滔滔不绝地向她描绘着他的宏图大志和《麦克卢尔杂志》的辉煌前景，直讲得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塔贝尔冷静地听着，但却并不以为然，因为当时的《麦克卢尔杂志》在业界立足未稳，它的老板还一文不名。告别时，麦克卢尔向塔贝尔借了40美元做路费，塔贝尔根本没有指望钱还能被还回来，她告诉自己：“我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些钱了。”

　　不过，塔贝尔真的低估了麦克卢尔的能力，他不仅很快还了钱，而且还在两年后为她出路费，邀请她回到纽约。塔贝尔来到《麦克卢尔杂志》供职后，先做撰稿人，后又成为专职记者。塔贝尔聪慧机敏，勇气过人，麦克卢尔则知人善任，慧眼识英雄。他们一旦连手，不愁不出惊人之作。塔贝尔先后创作了《拿破仑·波拿巴短暂的一生》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早年生活》，为该刊赢得了不少读者，在与《世纪》杂志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自此之后，《麦克卢尔杂志》和塔贝尔的“人气指数”开始直线上升，到1900年前后，该刊拥有35万户读者家庭，发行量位居全美第二。

　　1897年麦克卢尔提出要对美孚石油公司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成为《麦克卢尔杂志》主笔之一的塔贝尔欣然受命。因为她对美国石油业的发展历程曾有亲身体会，做这方面的报道对她来说乃是轻车熟路。但是，塔贝尔的父亲获悉后却忧惧交加。他劝女儿千万别去招惹这个势力庞大的石油巨鳄：“艾达，不要写它，他们会毁掉这个杂志的。”塔贝尔父亲的忧虑事出有因。他本身就曾经是美国早期石油业经营者，不幸在美孚石油公司崛起的过程中，同众多中小石油企业主一样遭遇了灭顶之灾。他的合伙人难以承受企业破产的巨大打击，自杀身亡，给他留下了沉重的经营债务。为了清偿债款，他不得不变卖家产，典当房屋，带领家人背井离乡。

　　不过，临危退缩却不是塔贝尔的性格。在麦克卢尔的支持与鼓励下，她前后历时五年，耗资五万美元，最终完成了《美孚石油公司史》。自1902年11月起，该书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刊登，连载15个月，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美孚石油公司史》揭露了洛克菲勒及美孚石油公司建立石油垄断的种种手段和累累劣迹，描述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起源及其惯用的聚敛财富的手法。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阅读分析和对相关人员的走访，塔贝尔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洛克菲勒靠非法牟利而发迹的所谓“美孚石油方式”。然而，其写作手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了义愤填膺的谴责，相反，塔贝尔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实事求是地勾勒出了洛克菲勒集团的全貌。塔贝尔将美孚石油公司描绘成了一个极其富于效率、组织相当完善的经济组织。她还向人们指出，洛克菲勒为美国带来的“效率观念”使美国人从中受益。但她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孚石油公司商业活动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不正当行为的内幕，如实报道了由美孚一手编织的欺诈、贪污、官商勾结的网络是如何扰乱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并诱使官员们为其所用，以致滋生腐败的事实真相。整篇报道言之凿凿，令人愤慨，发人深省，塔贝尔明确表示反对商业特权，称之为不公平竞争中的“最残酷的手段”。她反对美孚公司非法攫取同行利益，靠垄断特权“扼杀”竞争者，同时也表示出了对垄断所带来的道德失范的忧虑，她担心像美孚那样推崇财富即真理，不惜以威胁、行贿和诈骗等不法手段取得成功的行为终将危害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健康发展，诱导人们将商场视为战场，把道德置于脑后。她事后自述：“我越对我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它就令我越加愤恨，我感到世上再大的成就也不足以为那些做法开脱罪责。”

　　不过，塔贝尔对“愤恨”的表露却是极其慎重的，语气平和，资料翔实，颇有史家风范。塔贝尔曾在著名的索邦大学（即巴黎四大）学习过，并曾经在法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教育杂志担任副主编。她深受当时的法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认为，作为记者，应该态度客观、中立，去发现并描述事实，不应在报道中添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对新闻职业的这一理解，决定了塔贝尔在《美孚石油公司史》中的写作风格。《美孚石油公司史》的写作风格素以冷静客观著称，这已经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公认的事实了。塔贝尔的报道虽令洛克菲勒集团气愤不已，但却终归无可奈何。因为它无法给出任何证据证明《美孚石油公司史》中的描述存在着凭空臆断或者夸张之处。动笔之前，塔贝尔不仅亲身实地调查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还充分研究了有关美孚石油公司的大量“可信文件”，其中既有自19世纪末期该公司成立以来美国国会及各州议会对其进行调查后留存的书面记录，又有公司员工的档案材料及其与其他公司间的往来协议或合同，甚至还有公司高层，特别是洛克菲勒本人的相关证言，报道中，塔贝尔在列举每一项事例或提出每一项指控时，都能够引以充分的事实作为证明和依据。通过这些事实，她把美孚石油公司的发迹的过程讲述得清清楚楚，不容置疑。

　　《美孚石油公司史》无疑是“黑幕揭发运动”中最为轰动的一部系列报道，这部作品成就了塔贝尔作为新闻记者的声誉。大多数人最为钦佩的还是塔贝尔作为一名女性所具有的与邪恶、黑暗斗争的勇气和信念。然而，《美孚石油公司史》给塔贝尔带来的不尽是溢美之词，无论其本人还是《麦克卢尔杂志》都受到了来自以洛克菲勒为首的垄断阶层的压力和攻击。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收买媒体，甚至自己印刷并散发宣传册来攻击塔贝尔。一方面，它唆使《民族》（TheNation）等报纸、杂志不断刊登对塔贝尔及其作品的批评文章；同时又出资赶印了五百万份宣传册，分发给教师、记者、宗教人士以及全国各级官员。此外，为应对《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结集出版，洛克菲勒财团的雇佣文人吉尔勃特？霍兰德？蒙太古还特意编写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崛起与发展》一书。塔贝尔评价该书成功地“将商业与道德剥离开来”以消除美孚因她本人的报道产生的不适感。在一本美孚石油公司的宣传册里，塔贝尔甚至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偏见、对一切事物都失望的女人”；文中指责她仅凭个人的一己之见来凭空杜撰；宣称塔贝尔、斯蒂芬斯、拉塞尔、辛克莱等人对于商界巨头的“恶意指控”虽然并不能说违法，但却是“不道德的”；还声言塔贝尔就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击垮了其父的“小生意”才对它恶意报复。

　　美孚方面的反映当然并不难理解，因为塔贝尔的报道到底让它吃上了官司。1908年，美孚石油公司管理层写给政府官员的多封信件被曝光，其行贿行为证据更加确凿。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随后判定美孚石油公司违反《反托拉法》，并处以两千九百万美元罚款。这还不算，1911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又作出判决，强制美孚石油公司解体。

　　在《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结尾，塔贝尔曾经清清楚楚地表明心迹：“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对于体现在这一关于美孚石油公司的成长记叙中的工业环境的所有弊端，都必须予以纠正。”这段话可以被理解为这位勇敢的女记者向美国人民发出的改革呼吁。


　　《屠场》旋风

　　1904年冬季的一天，一个斗志昂扬的小伙子走进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旁边的贫民窟，“我是厄普顿·辛克莱。我来为劳工运动写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废奴运动时代，《汤姆叔叔的小屋》曾经是抨击奴隶制度的战斗檄文，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解放黑人奴隶的正义事业；而在进步主义时期，辛克莱的“黑幕揭发小说”《屠场》则是对“工资奴隶制度”的真实写照，而且它还歪打正着，在美国刮起了一阵催生《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旋风。辛克莱的初衷，原是想向世人揭露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工人的悲惨境遇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但是小说问世后，公众却不识辛克莱的一片苦心，他们对书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前景兴趣索然，倒是对那些描写不洁肉食品加工过程的情节反响强烈。辛克莱曾经自我解嘲到：“我原本瞄准的是公众的心，可是，阴错阳差，却打中了他们的胃。”

　　工业化时期，美国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如同在其他各经济领域一样，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问题。制假贩假现象猖獗，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公众则被蒙在鼓里。食品和药品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谎话连篇，令不明就里的人们放心地享用着盘中的“珍馐美味”和瓶瓶罐罐里的“灵丹妙药”。

　　19世纪末期美国食品加工业迅速发展。随着城市的崛起，城市生活的繁忙节奏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购买加工食品来丰富餐桌，而很少再像从前那样一切都由家庭主妇们自己来制作。随着冷冻车和保鲜技术的发明，人们可以享用到数百里外的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各种肉类、水果和蔬菜。但是由于天然冰不足以维持所有的食品不变质，于是食品药剂师便将硼酸、硼砂、苯甲酸、香酸盐等化学药品应用于食物的防腐和保鲜。事实上，防腐剂的生产和使用乃是一道技术上的难题。它们的应用虽然能够使消费者得以享受到更加丰富的食品而不再受当地的土壤、气候和时令条件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这些防腐剂在使用剂量上的安全标准却尚不能很好地把握。更有甚者，食品公司的药剂师还往往偷梁换柱，用所谓“创造性化学”的技巧把龌龊的配料制成体面的食品。例如：南达科塔州食品化验员曾经报道过当地市场上出售的蜂蜜主要由葡萄糖和臭虫造出；橄榄油一点不含橄榄而完全用棉籽油充数；罐装鸡肉和罐装火鸡肉中一点没有鸡肉或火鸡肉在里面；黄油中用胡萝卜汁调色，用硼砂和甲醛做防腐剂。总之，大量根本不适于出售的食物就这样被运到了市场。

　　药品业问题的严重较之食品业的黑幕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利药品业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而那些药品垄断公司则差不多就是“毒药托拉斯”。他们所生产的某些疗效显著的药品，其成分中大多离不开酒精，有些药品中的酒精含量竟然高达80%。当时一位名为丘奇的医生称其发明的抗淋巴结核的万能药能够“以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方式渗透整个系统”，原因就是其中含有1/3的酒精，其他许多常见专利药品也都含有这一成分，人们称这类药品为“酒精兑成的神药”。再看所谓的“镇静糖浆”以及当时的许多补药，其基本成分则不是吗啡便是可卡因，服用后疗效自然会“立竿见影”，孩子们会哭着喊着地要喝，而一些被蒙在鼓里的使用者也稀里糊涂地变成了醉鬼或是嗜毒的瘾君子。

　　还有些制药商利用当时人们对阳痿、妇科疾病、性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顽症的恐惧心理，许诺自己的“独家秘方”可以治愈上述顽疾。一位名叫亨利？T.海姆保德的制药商在广告中宣称其非洲草药“Buchu”乃是一味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该药在非洲基本上属化妆用品之类，因为将其涂抹于皮肤上，便会挥发出一种类似胡椒和薄荷的气味，内服时也可充作一种温和的利尿剂。但是在海姆保德的广告中它却简直能够包治百病。按照他的宣传，它可以治疗体虚、身心抑郁、情绪低落、低能、脑溢血、思路不清、癔病、烦躁、失眠、肌肉无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憔悴消瘦、生殖器官功能紊乱和无力、心悸以及所有的神经系统虚弱所造成的并发症。一家名为莉迪亚·宾克汉姆的药品公司曾经通过广告大肆宣传其药品对治疗女性疾病的神奇疗效，并热情邀请女性患者们写信向莉迪亚？宾克汉姆进行咨询，承诺只有宾克汉姆小姐本人才能阅读这些信件，并将会亲自给与回复。在该公司广告的诱导下，每年都有数百万美国妇女写信给宾克汉姆小姐，并在其建议下，从这一公司买走数百万瓶“补药”。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883年莉迪亚·宾克汉姆就已经作古，她“长眠”在马塞诸塞州林恩地区的松林公墓，距离当时已有整整23年之久。至于那些回复给患者的所谓宾克汉姆小姐的亲笔信，事实上只是由一些根本不懂医药知识的公司年轻职员们捉刀代笔的作品。再比如，“Radol”的经营者表示此药具有镭的疗效，但是，用“黑幕揭发者”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的话说，“其中所含的镭就跟洗盘子水里的镭含量一样多”，疗效“也一样灵验”。内行人心里当然明白，患者若当真相信了这样的宣传，想靠服用它们祛病，定会贻误病情。因此，当时美国最杰出的医学教师之一的奥利佛·万德尔·赫尔姆斯（1809—1894）曾经不无讽刺地评论到：“假如能将现在所用的全部药物沉入海底，于人类乃是万幸——而于鱼类则是最遭殃不过的事了。”然而，就是通过这些假药和毒药，药品商每年却能从当时美国的八千万居民身上骗取到五千九百万美元，可见其危害之广。

　　谈到美国《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出台，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辛克莱的《屠场》。不过，实际情况却是，早在该书问世之前，就已经有记者在揭露食品加工业，特别是肉食品加工业中的种种严重问题了。此前默温·查尔斯·拉塞尔、阿尔吉·西蒙斯等各报记者的相关报道虽不能说是推动当时美国政府实施肉食品加工业的改革与整顿的决定性力量，但至少也为日后辛克莱的成功做出了很好的铺垫。对于《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出台，他们同样是有功之臣。

　　让我们先从阿尔吉·西蒙斯（1870—1968）说起，因为正是他第一个把揭露黑幕的“粪耙”伸进了美国肉类加工厂。1899年，西蒙斯在芝加哥一家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杂志担任编辑工作期间，出版了他的单行本《食品加工厂》。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简约地描述了芝加哥牛肉托拉斯的不法行为，主要是它们仗势欺人，靠着财大气粗压制竞争对手，垄断生产和市场，剥削劳工，制造销售肮脏腐烂的肉食品等，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遭到了曝光。西蒙斯的揭露捅开了垄断食品公司的马蜂窝。罐头食品厂的老板们不仅雇佣文人在报刊上与西蒙斯打笔仗，还使出高招，公开接受消费者到厂内参观，让人们“眼见为实”，以便使他们相信自己所食用的肉食品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最大的问题却是，肉品商们提供给消费者的参观路线都是经过事先计划、“万无一失的”。罐头厂老板们的这些对策给西蒙斯对真相的调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所以，他的《食品加工厂》虽是实事求是的报道，但是却受材料所限，写得太过简短。而且，相对于肉品垄断公司的实力，西蒙斯一个人一支笔的力量也是相当微弱的。

　　就在西蒙斯的《食品加工厂》出版后不久，赫斯特新闻王国中也开始有人将目光转向罐头食品行业，其中尤以记者兼编辑的拉塞尔以及记者默温所写的文章力度最大，影响最深。

　　作为赫斯特麾下的一名干将及其《芝加哥美国人》的首位出版人，拉塞尔几乎是从1900年该刊创刊之日起就开始对肉类加工商们开战。他第一个为该刊撰文，揭露芝加哥某些屠宰场盗用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不法行为。他们私自改变城市地下供水系统，将供水管道引入自己的屠宰场中，无偿用于牲畜的屠宰过程，导致全城供水短缺，乃至发生水荒。由于肉品商势力的强大及其在国会中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功游说，他们最终也并未给已用水补交费用，但是在事情败露之后，迫于舆论压力，还是不得不停止了盗水行为，拉塞尔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1905年，拉塞尔深入实地调查取证，在引起食品厂老板们的警觉之前，机智地拿到了不少重要材料。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州际商务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一文，从1905年2月到9月间在《芝加哥美国人》上连续刊载，文章着重揭露了牛肉托拉斯利用回扣和通过垄断冷冻车厢来聚敛金钱、贿买权利的不义之举。文章还将屠宰场中非人的工作环境及其经营者和政府检验人员对公众健康的冷漠态度展露给国人，拉塞尔写道：“所谓政府检验，只不过就是农业部的检验员在牲畜被宰杀以前看看它们，至于牲畜进入屠宰场之后的事，他们并不关心，这些人不是蠢笨无能就是接受了贿赂。”

　　在赫斯特新闻王国中，《成功》杂志的记者塞缪尔·默温也在与拉塞尔关注同一方面的问题。1904年，受《成功》杂志委派，默温也曾亲自赴芝加哥考察。在该市的肉类加工厂中，他耳闻目睹了老板们的种种罪恶和贪婪行径，回来后将其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如实地向人们讲述了芝加哥食品加工厂中令人作呕的卫生状况、用病死的猪炼油出售、政府检验子虚乌有等重重黑幕。他告诉人们，牛肉托拉斯在产品广告中所谓“已经经过政府检验”一说纯属欺骗宣传，实际情况则是，政府派去的“检察官”全都是些政治爪牙。他们仅仅看一眼活牲畜便敷衍了事，根本不愿劳神去审查肉食品加工过程，至于加工成成品后的香肠和罐头质量如何更是无人问津。这些话听起来与拉塞尔之言如出一辙。

　　默温和拉塞尔的文章被先后刊出之后，政府也曾对食品加工商的行为予以过关注。罗斯福总统还曾亲自委派詹姆斯·加菲尔德前往芝加哥调查真相。但是加菲尔德将他的调查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走过场。他故意歪曲事实，美化托拉斯，一度蒙蔽了总统的视听，致使罗斯福错误地认定拉塞尔的描述纯属夸大其词。

　　上述事实表明，在辛克莱出版《屠场》之前，就已经有报刊和记者把笔锋对准了食品安全问题。不过，当时美国国会的决策正在受到肉品商院外活动集团的牵制，而罗斯福总统则正在把精力集中在治理铁路与外交等问题上，无暇他顾。在这种形势下，不是出现了某种特别因素，促使公众舆论压力变得异常强大起来的话，美国政府也不会立即下决心对治理肉类托拉斯问题采取果决而有效的行动。然而，就在1906年3月，一个新要素的突然出现却使形势发生了全面改变。不言而喻，这个“新要素？就是那部使辛克莱一举成名的小说《屠场》。

　　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在家系上属于地道的南方人。父亲一脉曾是行伍之家。辛克莱的曾祖父、祖父辈和他的几位叔伯均系海军军官，分别在“独立战争”、1812年对英战争等著名战争中担任过海战指挥官。辛克莱家族曾经辉煌一时，后因种种原因而家道中落。辛克莱的父亲虽然未及享受到多少香车豪宅的南方贵族生活，却沾染上了不少贵族子弟的恶习。由于嗜酒成瘾，他不仅不能承担起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且还累及家人为他担忧害怕并尝尽生活的艰辛。他常常在外边喝得烂醉如泥，厄普顿？辛克莱幼年时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醉酒后彻夜不归的父亲，最后从某个乌烟瘴气的酒吧里把不省人事的他搀扶回家。

　　厄普顿·辛克莱出生于巴尔的摩，在纽约长大。由于天资过人，19岁时就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为生活所迫，辛克莱求学期间就靠写通俗小说赚取学费和生活费。辛克莱文思敏捷，曾在创作高峰期创下了每周写作五万六千字的个人记录。他曾经雇佣了两个打字员轮流记录他口述的小说故事，每小时完成两千字左右。1901年，他的第一部严肃小说问世，此后逐渐转向为当时的一些激进杂志投稿。1904年，他加入美国社会党，同年发表反映美国内战黑人奴隶历史的小说《玛纳萨斯》，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反映美国内战的经典小说之一”。正是出于对这部作品的欣赏，致力于揭露黑幕的社会主义周刊《诉诸理性》才邀请辛克莱为他们撰写关于肉品加工业的报道。

　　在《诉诸理性》周刊的赞助下，25岁的辛克莱来到芝加哥“屠场”，在其中一家工厂里做起了工人。他在工人中间生活了长达七周的时间，亲眼目睹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黑幕，了解到了很多其他记者未能了解到的内情。辛克莱在亲自调查之前，对于其他新闻记者所揭发的牛肉托拉斯问题就已有所了解。他对拉塞尔的作品尤其熟悉，并曾就其1905年1月的几篇文章向其表示过祝贺。而在他实地调查和采访知情者之后，对于食品加工行业的工作环境、卫生状况和政府检验方法等掌握的情况就更多了。他住在玛丽？麦克道尔大学社会服务处里，在那里他遇到了来来往往的知情者。他还拜访了赫尔会舍的简？亚当斯，并从她那儿获得了大量关于城市问题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还遇到了一位同道中人——阿尔道夫？史密斯，一位来自享有盛誉与影响力的英国药学杂志《刺血针》的调查员。史密斯不仅确认了辛克莱所发现的情况，而且还使他相信这种不卫生的情况并非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政府的管理下情况就大不相同。在这七个星期里，辛克莱体会了肮脏和剥削，亲眼目睹了垄断企业那种将政府与民众全然不放在眼中的恣意妄为。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辛克莱于内心深处不禁感到异常的痛楚和悲愤，屠宰场里的恶臭和一幕幕的悲剧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离开芝加哥后，辛克莱回到老家新泽西，用饱蘸正义之笔，写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的激情，这就是小说《屠场》诞生的背景。

　　为了让人们了解芝加哥肉类加工厂中的真相，“辛克莱奋笔疾书了三个月，他甚至还未及封笔便开始在《诉诸理性》周刊上系列刊出了《屠场》”。这部小说讲述了在芝加哥屠宰厂工作的一位立陶宛移民的经历。书中不仅记录了劳工们的悲惨境遇，还借助主人公之口，对作者在屠宰场中曾经亲眼所见的污秽与腐败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辛克莱对药品问题所谈不多，但他对食品问题的描写则实在令人动容。他的主人公来到芝加哥的屠宰场后，真切地目睹了一幕幕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病死动物成为肉类加工原料；被毒死的老鼠被加工成火腿肠；掉进锯末堆里的火腿肠被包装出厂；更有甚者，劳累过度的工人一旦不慎跌入高温的大肉桶中，除去骨头便立时一无所剩，整个人都被送到了公众手里，成了“高级食用猪油”。正如书中一位人物所说，在屠宰场里，“他们不浪费任何东西”，“除去猪的嚎叫声外，他们利用了猪身上的每一样东西”。作者还揭露，屠场里的童工们几乎个个身患疾病，因为他们喝下的牛奶被兑过水，所服药物含有甲醛，所食大豆被人用胡椒盐着上了诱人的绿色，而果酱中则被混入了苯胺颜料。同时，成年人在吃进大量熏肠时，那些为掩饰腐肉的质地而使用的化学物质也使他们自己在慢慢地中毒。然而，对于这一切，政府的食品监督员在重金贿赂之下，则是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书中的描写具体而生动，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屠场》的出版过程遇到了重重阻力。首先是出版商对揭露得如此露骨、又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品心怀畏惧；再则便是来自牛肉托拉斯的威逼利诱和强力反击。原本就与辛克莱签订了出版合同的麦克米兰公司要求辛克莱对其作品加以修改，遭到辛克莱的断然拒绝。辛克莱自述：“公司总裁布赖特先生读了书稿，要求我删去一些比较骇人听闻的和残忍的细节，他向我保证，假如我能照此行事的话，他将使书的销量增长10倍之多。如此，我不得不在我的经济利益和我的责任之间再次做出选择。”作为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记者，辛克莱本人的坚定立场自不必说。但此后，这本书在另外三家出版商那里也一再碰壁，由于该书揭露得过于完全、彻底，很多出版商都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就连斯蒂芬斯也觉得辛克莱的讲述“难以置信”。

　　正当辛克莱万般无奈之时，事情却又戏剧般的出现转机。他遇到了一位“大贵人”，而这位“大贵人”又是道布尔迪出版公司老板沃尔特·佩琦眼中的“红人”——艾萨克·马可森，此人供职于佩琦旗下，深得佩琦信任，而他本人则对辛克莱的文学天赋始终赏识有加。听过辛克莱对小说内容的讲述后，马可森深为所动。从当天下午五点钟至次日凌晨四点，他一口气读完了书稿。随后便风风火火地跑进了佩琦的办公室，向他力荐《屠场》。最终，道布尔迪出版公司买走了书稿的版权，并在对书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后将其出版。

　　该书出版后，肉类托拉斯们群起应对，一方面对辛克莱诱之以利，一方面则对其进行大肆攻击。他们强令出版商们或者缄口不言或者对辛克莱的指控予以谴责。他们还买通了一些文人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对《屠场》进行攻击，称它为“无耻的谎言”，指责其内容“耸人听闻”、“恶意夸大”。他们授意芝加哥的一位广告经理埃尔伯特？哈伯德写了一篇尖刻的回击文章，将它印刷并分发给全国的医生、职员和出版社。《纽约晚邮报》将该书斥责为“耸人听闻、过分夸张”，并拒绝给辛克莱以辩解的机会。乔·罗理默所有的《星期六晚邮报》已经为阿默尔肉类加工公司效力多年，其手下写手佛利斯特·克里斯受雇为J.奥格登·阿默尔捉刀代笔，以这位牛肉大鳄的名义发表系列文章，驳斥辛克莱。激愤之下，辛克莱奋笔疾书，仅用几个小时，一篇《可恶的肉类加工业》就一挥而就。随后，他前往纽约市会见《人人杂志》的出版商厄尔曼·瑞格威，将手稿交他发表。文中，辛克莱展示了那些受阿默尔雇佣在芝加哥销售劣质肉食品者的宣誓书。这些宣誓书道出了阿默尔曾经用贿赂手段使这些人撤回证言的故事。它还提供了政府健康权威部门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显示了阿默尔曾经承认犯有在食品中掺假的罪行。然而，与此同时，据辛克莱自述，却又有一群资本家主动找上门来拉拢辛克莱。他们打算以辛克莱的名义建立一个“模范肉类加工厂”，他们给辛克莱的好处则是30万美元的巨额股份。辛克莱明白，假如他愿意接受这一条件而当上该公司的老总，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他便能立时名利双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能已经成为美国商会和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要讲演人”，“我的名字也荣登名人册，满载溢美之词”，“同时，我可能还会在理弗赛德·德理弗拥有了一幢或者更多的别墅，美女则是想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根本不会有谁批评我”。不过，事实证明，这笔貌似两全其美的交易最终并未达成，因为辛克莱根本不为所动。相反，他却进一步加强了他进攻牛肉托拉斯的火力，接连为《世界劳动》、《诉诸理性》和《人人杂志》写文章，用大量纪实材料证明这些托拉斯对美国人民的伤害和欺骗。结果便是辛克莱和肉品垄断公司间的一场较量，辛克莱愤怒地工作着，而肉品加工商们也同样愤怒地忙碌着。

　　一部仅仅300多页的小说之所以能令肉品加工商们如此兴师动众，原因就在于它在公众中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它的问世曾经使整个国家的人都恶心得翻肠倒肚。当时还是一位作家而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如前所述，辛克莱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遇到了道布尔迪出版公司的编辑佩琦，后者对这部小说感兴趣，不仅是因为辛克莱的指控确有道理，更主要的是他看好这部小说的出版前景，而且亲身调查也使他确信不会惹上“诽谤罪”的诉讼，于是便力排众议，将《屠场》付梓成书，结果既成全了辛克莱，也给自己带来了丰硕的回报。1906年2月16日，小说《屠场》一经问世旋即引起巨大轰动，在首发后的45天里二万五千册便被一售而空。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屠场》也始终位列美国畅销书的榜首，并被翻译成17种语言运销世界各国。人们这样形容辛克莱的成功：“清晨一觉醒来时，就像拜伦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举世闻名”，被时人颂为“耙粪者之王”。他甚至受到杰出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爱因斯坦盛赞他为“我们的时代里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他的小说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罐头厂的工人们也站出来作证。人们对肉类加工过程中的不良卫生状况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对肉食品检疫人员严重的玩忽职守行为感到震惊。屠宰场中肮脏的食品加工方法令许多人感到恶心。一位读者曾经这样说道：“天哪，哦！天哪！”“接连一周，除了黄瓜，我吃不下任何更有营养的食物。不久前，没有人比我本身更喜欢吃牛排了。而今天，只要一看见卖牛排的餐厅我连脸都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个小伙子写了一本书。”传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见到《屠场》时，他正在用早餐。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等令人作呕的肉食品加工情节时，他砰地把书扣在桌上，双手紧紧地压在书上。突然间，他又从桌旁站起来，大喊着：“我中毒了！”紧跟着，就把吃了一半的香肠统统扔出了窗外。从此，罗斯福总统就变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并决心依法治理牛肉托拉斯的行为。

　　《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的出台当然不会像轶事中传说得这么容易。但《屠场》确实不仅触动了肉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最终惊动了美国政府，对相关法律的通过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屠场》的发表以及辛克莱与肉品加工商之间唇枪舌剑的展开，公众情绪日益激动。此时他们对所有肉类加工问题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敏感性，从他们中间响起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国内外市场上，肉食品销量骤减。英国和德国就肉类出口问题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运载肉食品的货船不断被从国外港口退回；有些公司单位时间的肉食品销量比原来减少了一半还多。就这样，一部《屠场》竟然给食品加工工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某屠宰场的经理称这种巨幅的销量下跌简直就是肉类托拉斯的“灾难”。在他们眼里，《屠场》不啻于洪水猛兽。在国会中，一直被束之高阁的《纯净食品管理法》议案引起一阵风暴，整个纯净食品问题被提升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新水平。而此后，随着更多报刊和记者的卷入，国会议员们，以至总统都觉察到了危险的信号。因为政府的公众形象和公信度已经遭到破坏。

　　在美国政府中，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提请罗斯福对肉食品加工问题予以注意。他向总统讲述了《屠场》的相关内容，并向国会提出了一份其自己草拟的肉类加查法案。当时罗斯福正忙于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关税和铁路管理等其他事务。不过，看罢《屠场》之后，他也同普通公众一样受到了触动。肮脏的肉品令人作呕，其加工商们毫无道德信义可言，而结果则可能置人于死地。此时，社会各阶层的大量来信也如雪片般向他飞来，公众寻求政府保护，强烈要求他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公众这种汹涌难抑的情绪也迫使罗斯福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了应对措施。于是，罗斯福总统一方面责令农业部差人对肉品加工商及其肉品的加工过程予以调查，同时又与辛克莱及时进行了沟通。继而，罗斯福又与林肯？斯蒂芬斯和雷？贝克等等其他“黑幕揭发记者”先后进行了“密切的个人接触”。罗斯福向辛克莱承诺，他将对肉品业的劳工状况予以关注。辛克莱则谏言罗斯福，不能单纯依靠农业部长派往芝加哥的调查组，因为农业部本身与所指控的问题有所牵连。在佩琦的主持下，《世界劳动》报刊也刊发文章谴责农业部的调查掩盖真相。罗斯福接受了新闻界的劝告，另行委派了由两名纽约市社会工作者尼尔和雷诺兹组成的新调查组，暗中前往实地调查。《成功》、《柯利尔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一期接一期地呼吁政府对食品行业进行大力度的治理。随着事态的发展，辛克莱及纯净食品运动支持者们所掀起的呼声使公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炽热的程度，纯洁食品议案和肉类检验修正案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迫于形势，肉类加工商们也不得不转变策略；他们在继续否认所受到指控的同时，也不余？力地清整工厂，并且不得不硬着头皮作出姿态，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政府出台一条食品管理法案，以期以此恢复在消费者中丧失的信誉。当然，他们还是希望该法要“绝对软弱”才好。在上述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罗斯福加快了行动的步伐，他敦促国会中的反对派转变立场，并在1905年12月5日递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特别为纯洁食品问题留出了一席之地，他写道：“我建议颁布一项法律来治理州际商务中食品、饮料和药品方面滥用商标以及掺假等问题。该法将保护正当的生产和交易，并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健康与福利。禁止运输劣质和掺假、损害健康、欺骗消费者的食品。”而正值此时，尼尔和雷诺兹调查组也从芝加哥返程复命，带回了“一篇足以激起最大愤慨的报告书”。该报告不仅证实了《屠场》中的指控，又添加了一些亲眼目睹的事实。至此，食品与药品行业改革的时机已然成熟。1906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并宣布自1907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生效。该法要求食品与药品生产商必须为食品与药品打上商标，商标内容则必须如实写明所含成分，并禁止使用某些有毒成分。同时出台的《肉类检查法》则规定对销往国内外市场的所有肉制品从活畜到罐头都要进行严格检查。可见，《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乃是“黑幕揭发运动”的一个直接产物。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制造舆论推动国家立法的成功案例，显示出了媒体制造舆论的强大力量。

    李颜伟，摘自《美国改革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