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粪耙子”的威力：“粪耙子”问世

美国改革——扒粪运动始末



　　揭露社会黑幕原本是正义之举，被比作“耙粪”未免有些难听，究竟当年这些记者是怎么得罪到了罗斯福总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故事的来龙去脉。


　　总统亲自“命名”

　　“耙粪者”典出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清教徒寓言小说《天路历程》。书中一人手握粪耙，宁可掏挖秽物，也不愿寻求高尚的事物。罗斯福总统对当时一些专揭社会疮疤的新闻记者们十分恼怒，便从班扬的小说中找出了这个典故，称他们是“手拿粪耙的人”，眼睛只知朝下看，专拣社会的污垢，而看不到美国生活中高尚美好的一面。于是，罗斯福的一句气话，给这些记者们送了个虽不甚恭敬但却颇具神韵的绰号；一场知识分子自暴其短的社会批判运动，也就以“耙粪运动”这个不雅的名称载入了史册……

　　1906年4月1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风和日丽，美国国会议员们齐聚在新众议院办公大楼奠基典礼的会场上。那里彩旗飘飘，一派庄严而喜庆的气氛。按照会议进行的程序安排，一个精致的密封铜盒首先被埋入了地基之下，里面放着一份《独立宣言》、一份美国宪法、一套美国的硬币和一套美国的邮票。随后，美国海军军乐队进行了现场表演，军乐声威武雄壮，令在场的政治家们心中不禁荡漾起一片爱国之情。再接下来是祈祷仪式，议员们个个神态庄重，祈望美利坚合众国生机永驻，繁荣富强。典礼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总统讲演。罗斯福总统盛装登场，服装发式整洁，宽大的圆形无边眼镜在日光下折射出光芒。不过，议员们都看得出，总统此时面带愠色。

　　惹恼罗斯福总统的是一群新闻记者。他们从19世纪末期起就在《论坛》、《麦克卢尔》、《麦克卢尔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重重黑幕，为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到来起着发动舆论的作用。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美国社会正陷于各种问题和矛盾之中；贫富分化赫然，阶级冲突愈演愈烈，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正如星火燎原，而大垄断者又恃权专断，参议院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俱乐部”，直逼政府和总统的权柄。罗斯福主政后，审时度势，摆出了支持改革的进步主义姿态，扮演起了“托拉斯克星”的角色，以期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藉温和而有限的改良措施去适当抑制托拉斯权力的膨胀，同时疏导消融下层的不满情绪，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罗斯福容忍了记者们前期的揭露文章。然而，从1906年3月起，《世界主义》开始刊载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背叛》，从而使销量扶摇直上，激起舆论哗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严重势态。至此，一直在容忍媒体的做法却日感忍无可忍的罗斯福现在终于失却了自制力；他被激怒了，他指责美国有些媒体只喜欢搜寻社会丑恶的一面而未能相应的看到高尚的一面。先是对记者们，而后是当众，罗斯福攻击这些他所谓的“耙粪者”。当月17日，在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斯毕克？坎农所设的晚宴上，罗斯福首次非正式地使用了“耙粪者”的称呼来贬损“各报刊杂志那些手拿粪耙的人”，指责他们蛊惑人心，攻击公众人物及公职人员，为劳工领袖的恶意攻击行为辩护等等。情势所迫，罗斯福决定对其立场作详尽阐述，于是便有了1906年4月14日那次公开表态：

　　我之所以想做此次演说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对我误会很深，故而我想全面阐述我的观点。例如，你知道，我想放进阳光与空气，不过我可不想连阴沟的恶气一并放入。如果房内恶气充溢，又窗户紧闭，那我完全同意敲开窗子，但我绝不会把排污管凿个洞出来……我反对粉饰弊端，也同样不赞成凭空抹黑，对我来说，似乎反对其一绝不代表赞同另一方面，这一点我必须澄清。

　　罗斯福情绪激动，不时地握紧右拳，右臂随着演讲的抑扬顿挫有力地在空中上下挥动。他是总统，他不得不与国会议员们打交道。因此，他的改革追求也必须是有限度的，是取决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议员们腐败也罢，清廉也罢，他们都是合众国的立法者。身为总统，罗斯福要想将任何改革措施写入美国法律，都不得不跟这些人再三“讨价还价”。他要改革国会两院，要整饬站在他们身后的垄断巨鳄，而这又先得得到这些议员们的首肯才能办到。他担心这些新闻记者们过度的情感介入会导致其丧失必要的理智与冷静的头脑，从而走向极端，或激怒实力阶层，或导引劳工走上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政治道路。罗斯福之所以会发表上述言论，其原因新闻记者们也心知肚明，女记者艾达？塔贝尔曾经说过：“罗斯福就是害怕这些‘耙粪者’会给由国外燃起的本已炽热难抑的革命烈焰火上添薪，导致人们转向社会主义。”塔贝尔一语道破个中玄机。


　　“黄色双胞胎”

　　“粪耙子”问世的故事得从一对“小黄孩”说起，因为他们跟“耙粪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在“耙粪运动”大规模兴起之前，他们也曾经充当过搜寻社会污垢的角色。这对“小黄孩”虽？长得怪模怪样，但却聪明可爱，耳聪目明。他们总喜欢走街串巷，把看到和听到的社会丑闻和不公平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他们讲故事时虽然不是捕风捉影，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些夸大事实，没有做到不偏不倚。所以，他们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耙粪者”，不过他们的行为却给当时的媒体老板和新闻记者们提了醒。现在就来看看“小黄孩”的出身来历。

　　在19世纪末的最后三十几年里，有一种“黄色新闻”曾在美国盛极一时。这种新闻的特点是利用读者的猎奇心理，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渲染色情场景、绘声绘色地描写犯罪细节或者生动地揭露其他社会丑闻；在手法上则多采用具有煽动性、刺激性的大标题，或者是色彩鲜明的图片等等，通过刺激读者的感官，以求达到轰动的效应。这种“黄色新闻”的创始人乃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更确切地说，“黄色新闻”的诞生乃是当时他们双方激烈竞争的结果。

　　普利策生于1847年。这位匈牙利移民的后代日后成了美国现代报业的奠基人。他的创新精神重塑了美国报纸媒体的面貌。

　　1878年，普利策曾买下了《圣路易斯电讯报》，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宣布以报道真实的一切和攻击一切罪行和腐败行为为办报宗旨，每天刊登一些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的消息，对政治腐败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等给予抨击，初步显现出他对揭露社会黑幕的兴趣。

　　1883年，普利策买下了负债累累的纽约《世界报》。这使他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契机。他在报纸的发刊词中写到：“《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人员、设施和方法不同；宗旨、政策和原则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脑与心不同……在这个日益繁荣的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它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精彩；不仅内容精彩，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倒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们的一边。它要多发新近的消息，少发过时的消息。它将暴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危害公众的恣虐和弊端，并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而奋斗。”普利策使《世界报》继承了《快邮报》所倡扬的改革精神，并具体提出了10条改良社会的措施：第一，对奢侈品征税；第二，对遗产征收继承税；第三，对高收入征收所得税；第四，对垄断公司征税；第五，对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第六，征收入税；第七，改革行政机构；第八，严惩贪官污吏；第九，严惩倒卖选票者；第十，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这些措施的提出在当时是相当激进的。本着这样的宗旨，普利策在接手《世界报》后，便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聘用一流的编辑记者，针砭时弊，用浅显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世界报》的报道充满了有趣的情节，迎合商人、工人和主妇们的口味，反映劳动者的心声，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形成了一种以煽情为主的风格。普利策创立的“煽情主义”，很快就为他赢得了众多读者，特别是《世界报》在每周末出版的星期刊上还开设了一个名为“霍根小巷”的漫画专栏。漫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头发、没有牙齿的儿童，身穿一件宽大的黄色睡袍，被称为“黄孩子”（YellowKid）。“黄孩子”虽然长得怪模怪样，但却喜欢走街串巷，所以消息灵通。在“霍根小巷”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生动地讲述给公众。这个漫画专栏深受读者欢迎，每逢周日，人们便争相购买《世界报》，致使它在公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然而，正当普利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闯进了纽约报业界。他就是后来建立了报业帝国的赫斯特。在随后的日子里，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与普利策的《世界报》之间发生了“殊死较量”，结果是导致了“黄色新闻”的产生与流行。1895赫斯特以18万美元买下了纽约的《新闻晨报》，并将其改名为《纽约新闻报》。他以《纽约新闻报》为基地，同普利策的《世界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模仿普利策的手法，也用煽情新闻来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但却比普利策做得更刺激、更过火。在《纽约新闻报》上，充斥着各种犯罪、暴力、骚乱、灾祸、色情新闻，把煽情新闻推到了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打败对手，除了在报纸上大登暴露性、犯罪性、煽动性新闻外，赫斯特还不惜以高薪网罗各种人才。他曾花重金挖来《世界报》星期刊漫画专栏的全班人马，想以此一举击垮《世界报》。赫斯特将《世界报》星期刊漫画专栏全部人马挖到手后，在自己的《纽约新闻报》上继续出版“霍根小巷”漫画专栏，主人公仍是那个穿黄袍子的孩子。而普利策也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另请高手，坚持让“霍根小巷”漫画专栏在《世界报》上继续出版，主人公也还是那个身穿黄袍的儿童。这样一来，在纽约就出现了两家大报纸同时刊载同名漫画专栏的有趣现象，诞生了一对可爱的“黄色双胞胎”。随着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竞争的白热化，这对“黄色双胞胎”也逐步走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由于国内其他报刊看到此种做法有利可图，便也纷纷效仿，这就更加使得“小黄孩”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于是，人们就将登有黄孩子形象的报刊称为“黄色报刊”（Yellow Press），“黄色新闻”由此便成为专门描写暴力、犯罪、卖淫、酗酒、官场腐败等事件，制造耸人听闻效果的新闻报道的代名词。

　　虽然“黄色新闻”难免低俗或者夸大等毛病，但在客观上却的确起到了揭露社会黑幕的作用。尤为可贵的是，它激发起了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提示报界中人，不要忘记新闻具有揭露和监督的作用。20世纪初，在“黄色新闻”随着《纽约世界报》的退出而淡去后，它的影响却并未随之消失。普利策的办报宗旨，赫斯特所谓惩恶扬善的斗争精神，甚至“黄色新闻”的彩色漫画及大号标题等惯用手法，都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得到了沿用。就这样，可爱的“小黄孩”用“黄色新闻”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耙粪？动”奏响了序曲。


　　第一把“粪耙子”

　　当年的美国新闻界曾经有一场笔墨官司非常有趣，内容是三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争论是谁第一个拿起了“粪耙子”。林肯·斯蒂芬斯、雷纳德·贝克和马克·萨利文都曾经因为揭露社会黑幕而名噪一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宣称自己是第一位“耙粪者”。斯蒂芬斯在他的自传中将《圣路易市的特威德统治时代》一文标注为“第一篇黑幕揭发文章”，因为该文首次刊登于1902年10月的《麦克卢尔杂志》，比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早出现一个月。而贝克则曾专门致信菲勒教授，提醒这位研究“黑幕揭发运动”的权威学者注意他的两篇文章——《北太平洋铁路的交易》和《美国钢铁公司到底是什么及其运转情况》，因为它们在发表的时间上要比斯蒂芬斯的文章出现得更早；萨利文也积极为自己争取这个“第一”的荣誉。他在《一个美国人的教育》一文中宣称，“事实上，第一篇揭发政治黑幕的文章就是一年前的1901年10月我为《大西洋月刊》所写的《‘宾夕法尼亚’的弊病》”。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为争个第一如此失之大方，一则无论谁先谁后，他们对“黑幕揭发运动”都具有杰出贡献；二则，在他们扛起“粪耙子”之前，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那个人就是亨利？德玛莱斯特？劳埃德。

　　劳埃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曾经参加过一场“自由贸易运动”，后来因为迎娶了芝加哥《论坛》家族的女儿为妻，而成为它的编辑。出于职业的敏感和责任心，早在7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关注美孚石油公司，并在自家刊物上发表社论尖锐抨击它的不法行为。劳埃德走访过不少洛科菲勒的受害者，掌握了美孚的很多黑幕。1881年，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叫“一个大垄断企业的故事”。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孚石油公司的劣迹威胁了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公敌”。他揭露美孚石油公司一贯贿赂国会议员，辛辣地谴责它“对于宾夕法尼亚的立法机关除了将它提炼之外，已经无所不为”。他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文章的开篇写到：“在4000万燃用煤油的人民中没有谁知道，煤油的生产加工、出口、国内外售价多年来一直都被一家公司所控制——美孚石油公司。”劳埃德不愧是用词的高手，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章鱼”一词来比喻美孚公司。自此之后，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那张牙舞爪的章鱼形象便永久性地与到处伸手的美孚石油公司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公众口中，章鱼成了美孚公司的代名词，以后又被延伸为对当时不法垄断企业的一个泛称。在整个80年代，劳埃德始终不曾把自己的视线从美孚石油公司的不法经营行为上转移开来，直至189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长篇著作来揭露美孚石油公司的劣迹，这就是那部《对抗国家的财富》。在这部书中，劳埃德详细地叙述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发迹历程，其中既包括对洛克菲勒的聪明才智，也包括对他的不法犯罪行为的描述。劳埃德对这一巨型公司的行贿、欺诈、腐败、恐吓等种种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罪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情节生动，扣人心弦。事实上，《对抗国家的财富》也是对当时整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劳埃德总结道：商人的真正目的就是取得垄断利润，假如他们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结果很可能是一场暴力血腥的阶级斗争。他宣称：再不马上行动就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国家早已经面临苦难、灾害、仇恨和衰退。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路易？非勒的观点，劳埃德的这部《对抗国家的财富》应当被认为是第一部黑幕揭发作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它的问世比大批黑慕揭发作品的出现要早八年左右，而比艾达·塔贝尔所著的同题材作品——《美孚石油公司史》，则早了将近九年的时间。


　　口诛笔伐

　　“耙粪运动”最早的两块前沿阵地是《竞技场》和《麦克卢尔杂志》。

　　《竞技场》于1889年12月创刊，到1909年8月结束其使命，前后存续了20年。其间刊登了许多揭露时弊、倡导改革精神的文章，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到来，贫困、血汗工厂、贫民窟的治理、失业以及童工问题等等都成了这一刊物所讨论的重要话题，以致它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专门揭发社会丑闻的杂志。1900年6月，弗兰克·帕森斯在《竞技场》上发表文章讨论菲律宾的自由问题，指出在美国帝国主义是比垄断更大的危险。10月，克林顿？伍德洛夫又在《竞技场》上撰文揭露1899年费拉德尔菲亚市的竞选骗局。这个刊物之所以能够走上“黑幕揭发”的道路跟他的第一任主编本杰明？弗劳尔有直接的关系。弗劳尔是一位社会改革运动执著的倡导者，人称“民主的编辑总长”。1901年，弗劳尔在《竞技场》的1月号上刊登了他亲自撰写的文章《一个进步的计划》，成为当年最为轰动的新闻报道之一。他在文章中告诉读者，垄断企业的干预已经使美国政府失去了它的执政自由。他呼吁回归《独立宣言》的精神，并提出了限制私人垄断的不法行为、给失业者以工作、实行劳动仲裁制和直接预选、实现自然资源国有化等一系列的进步主义主张。在他的影响下，《竞技场》经常举办专题论坛，并且还刊登过哈姆林·加兰、亨利·乔治、乔治·赫伦、弗兰克·帕森斯等许多著名“黑幕揭发记者”的文稿，内容涵盖了铁路、托拉斯、无记名选举、市政管理和合作化运动等多方面的问题，率先点燃了黑幕揭发运动的第一把火炬。

　　尽管《竞技场》被公认为是黑幕揭发杂志中的先驱，但是它的功绩却无法与后起的《麦克卢尔杂志》相匹敌。1893年6月，《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刊在美国新闻期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廉价大众刊物时代的开始。《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始人塞缪尔·麦克卢尔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与众不同：第一，他用社论呼唤读者注意社会问题；第二，他每份杂志只卖15美分（当时美国报纸的售价大多还处在每份25到35美分之间）。麦克卢尔的做法非同凡响，因为这意味着他给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份买得起，愿意读的杂志。当然，一个新的新闻时代的到来绝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当时廉价大众刊物之所以能够在美国逐渐流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新型印刷技术的发明、报纸分拣技术的改进、新闻报道方向的调整、大众文盲率的降低等等，但是也无可否认，麦克卢尔在引领新的新闻媒体经营理念和推广廉价大众刊物方面确实走在了多数同业者的前面。

　　麦克卢尔自誉为“最好的编辑”。比起《竞技场》来，他麾下的优秀记者更多、实力更强，所产生的凡响也更广。他将一批年富力强的作者招致旗下，组成了一支“无与伦比的”新闻生力军，为他们提供“丰厚的收入、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宽松的创作环境。他甚至很少对交稿时间加以限制，从而促进了一批优秀作者与作品的产生。1903年1月《麦克卢尔杂志》同时发表了林肯？斯蒂芬斯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以及雷？S.贝克的《工作的权利》。虽然三篇文章分别涉及了政府、企业和劳工三个不同的领域，但却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各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在揭露社会黑幕这一点上走到了一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揭露了市政官员如何雇佣罪犯违法犯罪；《工作的权利》对罢工中存在的野蛮行为予以谴责；而《美孚石油公司史》则将洛克菲勒及其同伙建立石油垄断企业而肆意践踏法律的种种手段描述得淋漓尽致。为了引人注意，麦克卢尔还专门同刊发表一篇社论，措辞激昂有力：

　　读过本期杂志的人中有多少注意到该期刊登了三篇同一主题的文章？我们绝非有意为之；《麦克卢尔杂志》一月号对美国人如此责难而足令每一个人驻足思考，这纯属巧合。

　　领衔文章《明尼阿波利斯之羞》或许更该被称为《美国人对法律的蔑视》。而这一标题也同样适用于本期上塔贝尔小姐的《美孚石油公司史》。若用于贝克的《工作的权利》，那也绝对合适。此三者结合起来，已足以反映我们的特性之危险已然非常普遍。

　　资本家、劳工、政客、市民——所有的人全都在违法或听凭他人违法。还剩下谁来坚守法律？律师？这个国家一些最好的律师并非受雇去做法庭辩护，而是替公司和企业谋划钻法律的空子却不会被严厉处罚；法官？太多的法官是如此重法，以至于他们为某些“错误”或托词而官复原位，并恢复那些被充分证明有罪者的自由；教会？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古老而富有的教会，现在不得不受坦慕尼协会延聘的卫生官员驱使，保持其廉租屋的卫生；大学？它们根本就不懂。

　　再没别人了；只有我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终将被迫付出代价。而归根结底，这代价的总和就是我们的自由。

　　这篇社论为“黑幕揭发运动”吹响了号角，它向公众发出了改革的号召，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参与到揭露社会黑幕的行列之中，“黑幕揭发运动”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黑幕揭发运动”于20世纪初日渐高涨，此后10余年间，声势日盛，“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注意”，为进步主义改革充当了舆论先导。1901至1902年间，大量“黑幕揭发”文章在各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对社会问题予以抨击，引起广泛社会关注，致使该运动在随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迅速走向了高潮，运动的舆论阵地也从报纸专栏迅速扩展到各种媒体。报纸、杂志、书籍上关于犯罪、腐败、贪污等各种主要社会问题的报道与评论铺天盖地，使公众从中认识到了美国所面临并急需修正的问题。1906年后该运动逐渐现出颓势。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在长期大量阅读黑幕揭露作品后产生了厌倦心理；另一方面，则是进步主义改革使人们产生了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乐观情绪。从美国内战结束后“黑幕揭发运动”初现端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对于一个社会运动而言，其持续的时间已不算短，公众在初时的新奇感和愤慨情绪过后，必然会对长期重复阅读同类作品而感到乏味，再加上多数作品仅仅停留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而极少触及对问题根源的分析，便很难引发和保持公众更深入的兴趣。不仅如此，进步主义改革在全国各个领域的相继展开也使得公众，乃至黑幕揭发者们本身产生了松懈心理，认为黑幕揭发者们一直在揭露的问题大多已然被解决掉了。上至罗斯福总统的“新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和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方略，下到地方政府的施政改革和民间性社会工作，都已对“黑幕揭露”作品中所暴露的问题予以了重视。上述情况使“黑幕揭发运动”逐渐走向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战争的威胁使公众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人们开始关注战争的局势以及美国是否参战的新话题，“耙粪者”们揭发黑幕的激情也随之减弱。他们陆续开始转写其他内容或者干脆改行从事其他职业。1912年以后，继续以揭露社会黑幕为宗旨的刊物就只剩下了《皮尔森杂志》一家，其他则或者易手或者改变了宗旨。就连一度表现最为坚决的《麦克卢尔杂志》和《美国人》也先后为保守企业所购买，失去了昔日的锋芒。20世纪初期时的12家黑幕揭露杂志到1914年之后，基本上均已偃旗息鼓，轰轰烈烈数十年的“黑幕揭发运动”也随之归于了平静。

　　从整个“黑幕揭发运动”的情况来看，不排除有某些揭发作品乃是应廉价通俗刊物迎合读者口味的要求所写，出于吸引读者的目的，在行文中刻意夸张渲染，滥用了煽情主义的写作手法。但是当时的“黑幕揭发”作品数以千计，存在这类问题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作者的写作态度都是严肃的。斯蒂芬斯年出稿量仅为四篇，而塔贝尔则是五年才成一书。为了言之有据，他们都曾经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实地调查，明察暗访后才肯动笔。“黑幕揭发”之所以又有“调查性报道”之称，就是因为作者们总是以客观调查为报道前提，非常重视新闻的科学性。他们强调记者要像“新闻机器”，不偏不倚，尊重事实。斯蒂芬斯总是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才肯说话，所以他从不怕与被揭发者对簿公堂，因为对于他的报道的真实性，包括那些被揭发者本人在内，大家心里都有数。辛克莱曾经力图遵照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去进行自己的报导活动，当他晚年追忆一生的文学生涯时，曾经写道：“我就我所告知读者之事的准确性向他们负责，我且就此声明我已尽全力确保事实报道准确无误，我曾写过千余封信给这样或者那样的现场的目击者抑或是情报的知情者。”塔贝尔在采访过程中曾经反复声明，“我要的是事实”。其结果是，她几乎将《美孚石油公司史》写成了一部学术性著作，详实的文件资料、不偏不倚的风格会使读者感觉，他们俨然是在阅读一部史书。就连塔贝尔自己也始终没能够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个历史学家，还是一个“黑幕揭发”记者？但有一点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美孚石油公司史》的调查和写作过程中，她始终都在履行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可见，“黑幕揭发者”并非以文换钱的三流文人，他们是具有社会良知与责任感的新闻记者，他们对社会黑幕的口诛也罢笔伐也好，都是言出有据的。

    李颜伟，摘自《美国改革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