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暴行是否导致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中）


　　二、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

　　尽管上述学者认为土地分配、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农民革命不具有天然性，不过大多数学者仍都承认，中共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重要原因。所谓社会经济改革，既指土地改革，也涉及减租减息、减轻赋税等措施，还包括给农民必要的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可见，这些学者的看法，既与中共传统解释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之处，但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解读视角又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革命年代，中共革命领袖以及国外记者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23)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是革命政党与那些因为赤贫而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后也认为，农民支持中共的基础在于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具有民主性，就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农民愿意与中共军队一起战斗，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24)

　　抗战后期和国共决战时期，哈里森·弗曼、根德·斯坦、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认为中共成功动员农民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农民中间推行民主。白修德和雅科比说：“对于世世代代被整天役使、欺诈、殴打的农民，如果你将他们当人看，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选举地方政府，让他们自己组织警察和宪兵，自己来决定税额，自己投票来减租减息，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了，农民们便有了战斗目标、而且他们会为了保护这些权益而与任何敌人作战，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25)

　　如果说斯诺和谢伟思等人的观点还只是亲身经历者的看法，而到1970年代以后，不少外国学者也倾向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解释，不过其分析视角与中共传统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否认土地分配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又认为中共社会经济改革对动员农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在西方学者看来，属于“社会交换理论”，内含道德经济论和理性经济论两个方面，总之就是通过给农民最急迫的实在利益换取他们的广泛支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革命史专家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这几个国家的革命中，农民的目标与先前农民在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差异。参与这些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转向追求建立全国性新社会的激进愿望，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相反，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获得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财产的特权。农民是在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来认识自身的，因此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农民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即使到那时候，中国的农民所追求的还是具体的、直接的目标，这些目标与他们在历史上的暴动和起义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如果共产党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这种支持。(26)

　　另一美国政治学者汤森指出，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他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27)

　　美国历史学者卡特福特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认为，中共获得了少数农民的支持和多数农民的顺从。社会改革，特别是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政策，是农民参加群众组织和中共政权活动的根本原因。边区的征税、征兵和对乡村的控制，都有赖于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行。(28)

　　另一美国历史学者范力沛的解释更加详细。他认为，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不过，实际上日本人的暴行，使民众变得冷漠，甚至与他们合作，削弱了对中共的支持。对于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也要看到，必须给农民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又不承担过多风险，才能组织起来。比如，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怨恨与不信任，使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范力沛还强调，共产党领导人对一个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并不感兴趣。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信，只要党有机会坚持在那里活动，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如果说租佃率在华北地区相当低，减租政策的吸引力有限，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事实表明，最成功的根据地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或者就在传统的匪区。(29)

　　还有学者认为，赋税压迫和赋税改革与农民支持革命有密切的联系。显然，这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只是被更加强调和突出罢了。

　　日本学者片冈彻男、马场毅认为，普通的贫雇农缺少民族意识。比如对日本打垮韩复榘，普通农民就可能幻想，可能不再征收赋税、强制劳动；对日本侵略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了农村统治者地主的安全，也心中窃喜。中共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抗日爱国，而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改良，例如累进税给贫雇农和中农很多好处，这是中共得人心的基础。(30)

　　美国学者塞尔登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生革命转变的。不仅如此，相比而言，赋税改革比减租减息更为重要，赋税改革是连结中共和农民的纽带。因为，第一，华北和华中大部分根据地的地租率本来就低，大多数家庭并未受到减租的影响；第二，农民们长期以来义愤最大的是人头税；第三，中共在激烈争夺的地区、包括在日本占领过的地区所建立的根据地，从未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而赋税改革则广泛地实施了。由此看来，收入差别的缩小幅度比拥有财产的缩小幅度要大得多。由于对赤贫的人免除了全部赋税，对相对贫困的大部分家庭减轻了赋税负担，这种赋税改革便成为连结中共和农民的纽带。(31)

　　另一位美国学者撒克斯顿，先是以太行山区为例，认为农民对民族救国宣传并不感兴趣，抗日和推翻国民党都不能自动导致农民支持中共。如果不是从地主那里恢复农民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迫使地主对农民减轻剥削，缓解农民的饥饿，中共就不可能获得农民的支持。(32)后来他又以冀鲁豫边区为例，认为地主剥削和阶级不平等造成了农民的苦难，共产党通过减轻社会苦难和农民疾苦的政纲赢得民众，这两种解释都无助于解释共产党的力量在华北落后平原的冀鲁豫交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它们都没有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变幻无穷的税收政策是导致民众反叛的因素之一，没有论证民众反对蒋介石苛捐杂税的内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日本的国际战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日本侵略这一地区的前10年中，中央政府财政部辖下的盐警企图对盐业市场实行垄断并压制农民制造土盐，激起农民造反，1934年后是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而非共产党的宣传造成农民的反叛。他们通过集体反抗斗争迫使国民党县官承认他们制盐的权利。在二战期间，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一方面共产党重申他们维护农民制盐和卖盐的权利，八路军设立制度确定这一权利；另一方面，利用战争紧急状态用较好的武器武装起盐农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能力与那些长期以来反抗蒋介石政府税警的村民联合起来。而制盐农民也明白，如果大战结束国民党税警重新回来压制他们生产土盐，压迫他们的市场经济，他们能够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国民党政权，维护他们的市场。(33)

　　相比而言，大陆学者对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联系的学术研究，反而较少，也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无须论证。管见所及，只有黄道炫的研究较为深入。尽管他不认为土地分配、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有着必然关系，但同时又指出，在中央苏区，要理清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此外，黄道炫还从社会平等、尊严等角度，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走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34)

　　三、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

　　与中共革命的另两个历史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同，抗日战争是全中国的民族抗战，中共革命作为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了民族革命的性质。也正因此，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一直是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

　　有关争论，主要发生在美国学者之间。早在1940年，曾任燕京大学教师的美国人乔治·泰勒，在对中共华北游击队亲身观察后认为，日本侵略为中共在农村掀起全国性运动提供了大好时机。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是战争引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35)这一观点与前述同一时期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观察显然有别。

　　到1960年代初，美国学者詹姆斯·约翰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他认为，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经济剥削、军阀战争、自然灾害等不足以催生农民群众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鼓吹“激进”的土地革命遭到失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当中共游击战争仅在贫农和佃农中间有吸引力，而疏远了中农、富农和地主时，它是很难稳固的。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突出，中共停止了激进的土地革命主张，改为减租减息政策，鼓励所有爱国的人民进行抗日，结果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在抗日根据地，是日本侵略动员了北方农民，农民支持中共革命、支持游击战，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共产党是依靠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普遍的拥护，夺取了政权，而与中共领导建立共产主义、民族国家的目标以及推行社会革命无关。总之，在约翰逊看来，民族主义比激进主义更有号召力，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带来的暴行和剥削，中共将与江西和其他老根据地一样遭到失败。共产党起来掌权应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中日战争的到来对中国共产党是件侥幸的事。(36)

　　约翰逊的研究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对日本暴行是否导致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更多。而在前节所述中，支持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关系密切看法的学者，几乎都对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表示了质疑。

　　实际上，最先对约翰逊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唐纳德·纪林，并引发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根源的大辩论。与约翰逊相反，唐纳德·纪林以山西为例指出，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中共就因为增加了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日本侵华之后，中共力量的扩大也不是农民民族主义，而同样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结果。当日军进攻山西时，抗日主力不是中共，而是阎锡山军队和中央军。如果农民渴望打败日本，理应拥护阎军和中央军。然而，事实上，在晋北战斗中，因为工钱高，农民还为日军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在临近前线的地方，村民甚至躲避中国军队，拒绝卖给他们食物，对伤病员不予理睬。他们甚至认为，中日战争不过是另一场军阀之间的争夺。尤其是阎军南撤时，到处掠夺，糟蹋百姓，以至于农民对他们的畏惧比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而言，中共部队却受到普通农民的欢迎，但主要不是因为抗日，而是中共实行了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农民得到了好处。(37)

　　卡特福特和马克·塞尔登的看法，也颇有针对性。卡特福特认为，日本侵略初期，对中共政权和政策的最早支持几乎全是来自农村上层和底层。农村上层比其他阶层更具有民族主义激情，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或者是地主、小资本家和富农。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日本人的侵略中损失较大。虽然这些人并不是革命事业可靠的、无私的战士，但由于在初期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中共别无选择，只好大量吸收他们。所以，中共抗战初期发动农民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在农村社会的另一端，游民、流氓或其他粗野之徒也比较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外来的侵略军或地方的当权者。而其他多数人即一般群众，则抱着“等着瞧”的立场。百团大战引来的日本大扫荡，使晋察冀边区的多数村民疏离了中共队伍。也就是，它一方面直接地将农民从中共运动中吓跑；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削弱了农民对边区政府的信心，不仅包括农民对于八路军和民兵有能力抵抗日军的信心，还有农民对于中共社会改革纲领的信心。由此，中共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变得相当困难。(38)

　　塞尔登也认为，约翰逊的“民族主义”理论存在着无法理解的缺陷。首先，这一理论以社会动员来定义的民族主义在1942—1943年几乎难以想象，因为这两年，华北根据地的人口从4400万人降至2500万人，八路军从40万人降至30万人，90％的平原根据地落入日本人手中。可见，日军的进攻远没有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而是使广大民众脱离抗战队伍，甚至还迁怒于抵抗运动、指斥抗战激怒了敌人。另外，如果说“农民民族主义”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为什么得益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毕竟处于统治地位，得到国际承认。像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那样，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是很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的，中国却没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约翰逊解释不了为什么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成功地建立了后方根据地。(39)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华裔学者何高潮，对约翰逊的观点也做了评论。他认为，约翰逊试图从“民族主义”和“权力真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成功地发动农民运动的根本所在。这种解释的确抓住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两个重要方面，比起那种把革命作为一种社会病态去理解的“自然历史”学派要更为贴切于历史真实。但是，问题在于，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把握并不能代替对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的行为分析。同样的社会条件下往往会同时存在着并非唯一的行为选择。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为选择互动性，常常使历史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结构性条件下，演变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过程。约翰逊的解释正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这种主观能动性和策略互动性。因此，它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在同样的权力真空和农民的反日民族主义的条件下，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能成功地把农民动员起来，不仅去从事抗日活动，而且去参与广泛的社会革命性变革。实际上，如何把农民对日军侵略的仇视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并把它变成对一种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一个并非简单的过程。即使我们把农民对日军的仇视简单地等同于农民民族主义，我们也只能解释农民与中共在反日问题上的同仇敌忾，但却不能解释他们以及他们与地主等其他乡村势力之间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的复杂关系。(40)

　　比较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对此关注很少。只有两位学者对此作了较多的分析。刘一皋认为，从华北事变前后的农民动员结果来看，当对生存的直接威胁到来之前，单纯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在农村要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并无一呼百应的效果。抗战初期，华北农民的自发反抗和响应动员积极参战的英雄事迹，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抱怨民众动员水平低、政府军队军纪败坏和土匪的趁火打劫，使得日军未遇到多少抵抗便长驱直入的事例，也许更多。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而且稳定的文化情感，在严重的外来压力下，可以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和宣传口号，但不是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内容。整体而言，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社会上的弱势集团，农民只有在一定条件才能响应外部动员，结成有效的组织联系，不畏牺牲奋起反抗，成为社会变迁中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当战时条件一旦具备，民族主义号召的动员才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巨大威力，他才成为整个战时乃至战后各种政治、经济群众运动的重要武器。具体说，就是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根据地政权成为华北敌后的国家象征，农村社会有了新的力量基点，民族主义口号才变得坚实有力。战时社会改革是在民族战争过程中进行的，使得中国社会变迁以及对于民主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还指出，尽管农民中可以产生自发的民族主义的反抗，但都只能分散地发生于局部区域，规模小，且难以持久，只有外部力量的有效发动，农民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41)

　　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的看法有所不同。尽管他也认为有些农民麻木不仁，乃至作了汉奸，但对大多数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感高度肯定。他说，抗战开始后，农民一盘散沙，不关心战争的不乏其人。一些农民害怕参军或参军后开了小差，需要做说服动员工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民认识到客观现实，特别是日军残暴的铁蹄踏上自己的乡土、野蛮本性暴露无遗时，农民怒火满腔，加之抗战勇士壮烈牺牲和无辜民众惨遭涂炭，更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国破家亡，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农民因此很快认识到，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引颈待毙不如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假如说，农民对战争漠不关心，是与事实不符的。被战争激怒的广大农民，作为中国人其情感是无法抑制的。他们对战争并不是持消极态度，沉默不言，而是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立场。战争教育了农民，使他们产生了忘我无私的思想。以上可以说代表了农民的总体意识。如果要问，华北农民想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想的是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和自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呢？当然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有没有？有的，甚至还有当顺民的思想。但这只是个别的。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民族气节，充当了日本的汉奸？主要是这些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以至受日军的驱使。(42)（未完待续）


注释：

　　(2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24—125页。

　　(24)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页。

　　(25)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中国雷鸣》，转引自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页。

　　(26)［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304—305页。

　　(27)［美］汤森著，顾速等译：《中共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8)Kathleen Hartford, Step by step: refor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 1937—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ty, Ph. D. Dissertation, 1980), pp. 56, 129, 139, 405—415.

　　(29)［美］费正清等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5、744—747、770页。

　　(30)［日］片冈彻男：《中国的抗日与革命；共产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转引自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页；［日］马场毅：《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农民》，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96—99页。

　　(31)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2页。

　　(32)Ralph A. Thaxton,"On Peasant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sistance: Toward a Theory of Peasant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Wa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der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1977), pp. 30—32, 55—57.

　　(33)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319—329；［美］撒克斯顿：《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0—603页。

　　(34)黄道炫：《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50—53页。

　　(35)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页。

　　(36)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7, 16—19; Chalmers A. Johnson, "Civilian Loyalties and Guerrilla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14,No. 4(1962), pp. 657—658；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6页。

　　(37)Gillin Donald,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2(1964),pp. 277, 280—281, 288;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 China Quarterly, No. 72(1977), p. 780.

　　(38)Katheen Hartford, "Repression and Commmunist Success: the Case of Jin-Cha-Ji, 1938—1943," in Kath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eds.), Single Spark: China's Revolutions (New York: M. E. Sharp and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1989), pp. 94—95, 100—110；［法］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43—644、647页。

　　(39)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0—611页；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4页。

　　(40)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41)刘一皋：《农民动员与社会变迁——华北事变前后之农村社会分析》，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24—126页。

　　(42)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25页。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李金铮，《近代史研究》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