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农民究竟是受哪些因素刺激才参加革命？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下）


　　四、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

　　也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繁重，还是土地改革和减轻赋税等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都可能对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起了一定的或重要的作用，或者至少是一个辅助性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学者强调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认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接纳共产主义诉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极大成功，只是由于共产党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组织。或者也可以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的确定不移的事实。(43)也就是说，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动员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在霍夫海因茨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在史实、事件、事变、巧合等中间，发现结构结束与人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描述在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下人的选择范围。这种关于人的选择和行动的理论，或许要比在结构决定论或彻底的主观决定论基础上所引申出来的历史视野更为有利。邹氏将此称为“结构约束范围内的人的选择”，并进一步指出，中共革命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共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除非行动者认识到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对他的选择具有结构性的约束，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他将不可能取得胜利。(44)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经济基础有助于革命的发生，但如果不是中共进行主动选择和行动，也不可能成功。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发动农民并非约翰逊所说的民族主义那样自然而然和简单。在日本绥靖区，不存在什么农民民族主义。有时农民甚至将新四军当作土匪，有时将日本军队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力量表示欢迎。应该说，中共推行的社会经济纲领、再分配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对发动农民抗战发挥了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农村运动，主要取决于对农民的操纵和对地主的镇压。他从“斗争”以及对斗争操纵的角度，来解释中共农民运动的成败。中共不仅与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之间有矛盾，而且与所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农民之间，在利益权衡、目标设立、行为规范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中共一方面以无情的打击方式控制地主，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斗争大会等形式，操纵农民的情绪，使本来与地主并无仇恨的农民，敢于抛弃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参与到斗争地主之中。(45)

　　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党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自上而下依靠军事和政治的支持，至少比社会变革重要。一般来说，每个根据地都有一个明显的方式，建立政治秩序和制度优先于对社会变革做的尝试。(46)他还通过对太行边区黎城县离卦道暴动的研究认为，中共并不能为所欲为，即便在其统治最为稳固、集中了大量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地区，也有对中共领导与组织的挑战。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众支持是不可靠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扩大了中共与民众的距离。中共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使其政策得以实施，并得到政治与军事的极大支持。(47)

　　中国大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中国苏区史专家何友良指出，农民的奋起、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即有先进的个人和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人民的困苦和规划革命的道路。没有这个条件，革命不可能成为现实运动，农民也很难相率奋起。这也可以解释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充满了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离，为什么苏维埃革命运动仅在一部分地区发生而未成为全国性运动，为什么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地并不全是或多半不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变革斗争，是中共广泛深入动员的结果。动员给他们输入了新思想，使他们产生了新认识，进而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眼光与行为。动员和争取农民的基本做法，是让理论宣传深入下层群众，以消灭地主武装等实际斗争“抢取”群众，以及用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去影响尚未觉悟的群众。除了地方党用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来发动斗争，组织游击队来武装群众，动员工作大量由主力红军来做。正是通过先进政党的教育灌输，苏区农民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广泛接受新知识，普遍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思想倾向明确，敢爱敢恨，爱憎分明；阶级观念增强，对外具有追求阶级解放、维护阶级利益的强烈意愿和自觉，能够以阶级观点认识和对待敌方的进攻和宣传，对内对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斗争坚决，乃至发生对人身过分打击的错误。(48)

　　陈德军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例指出，在农民和革命精英之间，有关权利和道义的革命性认知在程度和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因此，在其合理性尚未成为农民自身认知的一部分的情况下，革命运动发生与维持，或者说一个村庄革命场域的形成，就基本上系于作为倡导者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处身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与处身于革命之中的农民之间需要一些过渡的途径才能连接起来，革命本身不会“不胫而走”。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其以经济生活水平来解释革命在某一地方的发生、发展，倒不如从社会的分裂、散沙化的程度来寻找理解革命及其表现形态的线索更为合适：在赣东北这片相对独立的区域里，农民组织起来开始采取革命行动的情形，往往首先发生于那些地势偏僻、民情散漫的村落。(49)

　　有些学者还指出，在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强迫现象。其实，这些现象恰恰表明了中共动员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奇生指出，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了恢复和壮大党员的力量，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给各省市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组织。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采取“拉夫式”地吸收党员，滥收滥拉。(50)

　　黄琨指出，在苏区，1927—1928年，由于中共急于发展组织进行暴动，下达发展党员指标。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滥拉滥收，造成党员素质下降。为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暴动命令并表示自己不是机会主义，就命令群众去干，当命令不动时就哄骗群众，甚至有的地方还威胁迫使群众参加暴动。(51)

　　黄道炫认为，苏区中央不切实际，片面追求扩红高指标，而苏区人力有限，许多地区出现强迫现象，甚至不去当红军就封房子。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压缩，人力供应更为困难，而中央仍一味要求扩充主力红军，1934年9月面对苏区日益缩小、人力已基本耗竭的状况，仍提出一个月扩充3万红军的指标。基层为了完成任务，除了强迫命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办法，这就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逃跑现象有增无已，甚至反水当土匪。(52)张鸣还指出，中共中央在苏区曾有所谓“烧杀政策”，即用烧杀使农民变成赤贫，然后驱使他们参加革命。扩红之时，还经常出现捆人上送的现象。(53)

　　笔者指导的博士生齐小林，对1937—1949年中共在华北革命过程中的士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农民参军尤其是中共动员与农民参军关系的真相。他认为，农民对中共动员参军顾虑重重，譬如担心死亡，担心家庭的生产生活水平下降，担心婚姻不稳定，担心时局变化，害怕“变天”等。于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进行规避乃至对抗，如躲藏、逃跑、装病乃至自残等。在此过程中，革命动员的力量非常之大。譬如，充分利用村政权的党政系统进行征兵动员，期间发生隐瞒欺骗、强迫拉兵的现象是很严重的。(54)

　　前述王友明对山东解放区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共动员对于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不赘。

　　五、农民参加革命的多重动机

　　关于农民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的原因，以上解释基本上代表了迄今学术界的认识水平。也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不再赘述。应当说，诸家说法都不那么单一和纯粹，甚至有交错，但可以肯定，它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些解释也各有道理，但必须强调的是，历史事实远比结论复杂得多，多种因素的凑合也许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当然，在历史研究或所有社会现象研究中，不能否认探讨最重要或较为重要原因的必要性，此为历史研究的辩证逻辑。

　　问题还不在于此，以上各种说法的缺陷，恐怕主要是研究者大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野分析农民革命及其原因，缺乏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讨论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理应首先对农民主体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否则理论和逻辑性再强，也难以服人。以往之所以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症结就在于它们展示的农民是笼统的、模糊的，而非具体的、鲜活的农民。在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在同一外部条件比如中共经济政策、社会动员、外国侵略，或同一社会经济基础比如土地分配不均、生活贫困之下，为什么有的农民参加了革命，有的农民却没有？那么，不同的农民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刺激才参加了革命呢？

　　应当说，在个别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对此问题已多少有所涉及。

　　在陕甘宁边区，周锡瑞认为，陕北农民的生活极端贫穷，他们抱着改变生活的愿望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斗争中来。当土匪或当红军，都是逃避苦难的出路。参军的动机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共的土地改革显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很多人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是因为家庭或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人是因为失去生母，觉得受到后母虐待。也有人说他跟几个同伴参加红军是为了赶时髦，因为游击队常路过他们村，游击队的生活令村里的年轻人觉得很带劲，也很风光。还有人说，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觉得反正呆在家里也是挨饿，倒不如参加游击队。游击队经常袭击地主，可以吃得很好。最后，也有人是因为具有一技之长而特别成为中共的发展对象，共产党也需要会说、会写、会抢的人。大部分农民党员没有文化，他们都承认，入党时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一无所知。一般说来，共产党在他们眼里只是穷人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并会给穷人带来新生活，这所谓新生活大概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民并不懂这些事，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是有文化的党员讲给他们的。总之，检查一下最初参加革命的那些农民的生活经历和动机，就会发现许多人参加红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这些民众总动员和政治参与也不沾边。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这些人在家庭中和村子里都无权无势，对他们来说参加红军是一个机会，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组织的一部分，他们当中那些有一定能力或受过一定教育的后来成为干部。对另外大部分的人来说，参加革命意味着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这正符合年轻人的心理愿望。(55)

　　在广东地区，大革命结束后，仍有不少农民加入共产党组织。王奇生认为，普通农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较复杂。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较好的地区，农民对中共已有一些粗浅的认知，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但总体而言，当时广东农民对中共的认知程度相当低。不少农民党员分不清农会与共产党的区别，以为农会便是共产党。入党如同大革命时期入农会一样随便，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盲目行为。还有部分怀有入党谋生的动机，亦即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56)

　　在苏区革命根据地，黄琨指出，农民参加革命与具有革命观念不能等同。革命运动并非只是具有革命观念的群众的集合，许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运动，有的为减租税获田地，有的为泄私愤及宗族间的冲突，更有的为乘机获得财物或在从众心态之下加入。方志敏领导群众攻打张姓劣绅时，应召到的群众只有300多人，但沿途临时加入的就有3000多人。(57)

　　以上学者的看法，应该说均有比较充分的历史依据。事实上，当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正在进行之时，就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据南雄县委报告，1928年2月，一些村庄要求全村加入共产党。原因是上年早稻不熟，许多村庄粮食恐慌。而加入共产党可以暴动“吃大户”，在短期内解决吃饭问题。不过，后来这些农民由于受到地主的诱惑而又反动。海丰苏维埃初建时，因党员分得的土地比普通农民多1倍，于是农民为了分双份田而纷纷要求入党。(58)

　　抗战时期，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农民入党动机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加入党的人是带着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很多党员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加入共产党。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和目的入党。比如，过去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找出路。甚至还有个别的人是为了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59)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有一份组织工作总结对新党员的入党动机作了分析：一、解决生活问题。富裕的为少拿给养，贫苦的为了可以吃给养。二、得到其他好处。有的以为可以免去拔兵，有的为了抗战后可以做官，也有的为了打官司得便宜，有的为了可以共产共个老婆。三、私人面子。不好意思不参加，父兄参加自己也参加。四、封建思想。参加了会门，当了南海大士的徒弟，和某人拜了把子等。五、挂名就算了。如发展时谈话，你参加后可以做官，“我是庄户人不想做官”，你参加后可以想法得点东西，“我家够吃不想得到什么东西”，“反正你参加了没什么，挂个名就算了”，“那样就可以加入”。六、作挡箭板。“参加共产党可没有人说咱当汉奸了”，“参加后可没有来捐的了”，“没有人敢欺的了”，有的因为给他父亲报仇，有的是“干上了，做小买卖公平，八路军不查，查着时露示露示就送到门上来了”。七、有的为了“国民党四产(私)，共产党五产(无)，比人家多一产”，有的为了“谁家纳多少给养，办个什么事都得商量咱”。八、婚姻问题(女)。如有的受丈夫压迫另找丈夫，有的怕丈夫遗弃，有的受压迫另找出路而入党。这些人的入党动机是一般的，当然也有少数正确的入党动机，但也有更坏的入党动机。(60)

　　同样是山东滨海区，在莒南县，有一份县委对参军对象的动机的分类，目的是在动员农民参军时，作为领导的参考。参军对象的动机有以下几类：甲、快胜利了。这是一般的动机，占大多数。乙、快“实行”翻身了，不受压迫，打倒大肚子。这是一般党员和工人的动机。丙、八路军生活好。丁、为了学习进步。这是一般青年的动机。戊、老六团武器好。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问团员的动机。己、抗战后找个好老婆。这是没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参军动机。庚、家庭压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压迫。辛、升官。中农成份及少数英雄思想较浓厚的村干部，都有这种动机。壬、报仇、或怕斗争。这是个别的。(61)

　　美国人韩丁的名著《翻身》，记载了他1948年4月亲自参加的晋冀鲁豫边区张庄的整党运动。村支部有28个党员，在过关会上，党员们讲了入党动机问题。其中，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10人；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由于在县里坐牢情况不明的，2人。(62)

　　由以上材料可见，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一条或几条理论解释和概括。也就是说，究竟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动员农民等等，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真正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解释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

　　最后，笔者还想表明，在对中共革命与乡村农民关系的研究中，较早掀起争论的多是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究其原因，当然与美国陷入国共两党斗争的进程有关，战争的结局迫使他们特别关注中共革命的胜利及其原因。但近些年来，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里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于是，“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对此，周锡瑞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63)在中国大陆学术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新政权刚刚建立，中共革命史领域可谓炙手可热，但囿于政治形势的约束，解释单一，争论很少，更不可能参与国际性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战略转变，中共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都由热变冷。而今，似乎又趋于热闹起来。之所以如此，既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象的转换有关，也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危机有关，人们总是想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智慧。在相关解释上，也已经由单一转向多元化。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标志。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许多研究并未进行很好的学术史梳理，没有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的研究，现在看来仍颇具启发价值，而我们的研究却很少与之进行对话，由此淡化了问题意识，降低了学术价值。当然，中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国外学者也不能忽视中国学者的成果，毕竟我们的研究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研究几乎是个无止境的建构和解释过程。也正因为此，学界经常有人引用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此表明后人对历史现象随意解释，无所适从。现在，有人考证胡适没说过这句话。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而是它已经约定俗成，成为讽刺历史研究的口头禅。我倒以为，小姑娘是应当允许打扮的，只是看谁打扮得更加漂亮，更加符合小姑娘的形象。其实，再怎么打扮，她还是个小姑娘，而不可能变成别的。历史也是如此，它如同小姑娘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解释不同罢了。应当允许不同的解释，而非遵从一种声音，否则由政府发布一个指令就解决了，但那是历史研究吗?可以相信，历史越辩越明，历史研究总是朝着符合历史真相的方向前进。

　　注释：

　　(43)Roy M. Hofheinz,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i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A.Doak Barnett(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73—74.

　　(44)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122、124、145页。

　　(45)Yo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Berkel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99, 513—514；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页；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734页。

　　(46)［澳］古德曼著，田酉如等译：《中国革命中的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7)David S. G. Goodman, "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1997), pp. 216—217, 240.

　　(48)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5、147—154页。

　　(49)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111—115页。

　　(50)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8—9页。

　　(51)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43页。

　　(52)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127—128页。

　　(53)张鸣：《红色的个案——苏维埃乡村追求》，《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57页。

　　(54)齐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年，第26—40、57—187页。

　　(55)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42—545页。

　　(56)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7—11页。

　　(57)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28—29页。

　　(58)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页。

　　(59)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60)《滨海区五年组织工作总结》，临沂市档案馆藏，3/1/4，转引自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第93—94页。

　　(61)《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莒南县档案馆编：《无私奉献的人们——莒南县战时拥军参军档案资料选编》，1991年印，第80—81页，转引自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第113—114页。

　　(62)［美］韩丁著，韩琼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20—421页。

　　(63)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1—204页。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李金铮，《近代史研究》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