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的“金钱观”——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告

　　我们今天整个上午的讨论，多是比较宏观的论述，而我是从微观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整个“文革”期间老百姓对金钱和财富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基本的情况是追求的，而且这种情况越是到“文革”后期，越是强烈，越是公开。


　　（一）“革命—恐惧”与“革命—诱惑”的比对

　　“革命恐怖”和“革命诱惑”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极个别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天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他们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下面谈谈“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发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其实，1967年1月，上海开展反击“经济主义风”之前，就曾有两波“经济主义”性质的风潮。第一波是民办小学教师的“造反”；第二波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的“造反”。这两波造反均以要求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名义，批判“民办教师”、“函授生”的所谓“不公正”待遇，目的则是为了确认和转换“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就此，“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所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不同手段的经济追求都是贯穿始终的。

　　我这里有个上海抢占房屋的材料，据《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党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1日，上海出现“抢房风”，当时抢占房屋36万平方米，达1.95万户。事实上，很多资本家倒是愿意红卫兵进来，不愿意那些抢房的进来。上海红革会的小楼就是大资本家拿出来给红卫兵的。因为，真的是抢房的话，那些无房、少房、差房的百姓一进来就不会搬走啦。后来上海有个反击“经济主义风”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在当时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第二张大字报。其实，用学术的观点看，这是当时的当权者、造反者和底层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背景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共同推托，又共同促成的结果。然后，又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利用、把控，最终成就了一篇代表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的“宣言”。当革命造反进入突破阶段之时，及时地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包括“自我行为的约束和修正”），不仅是革命造反功能的显示，更是革命造反（夺权）获得成功的标志。所以其性质是革命造反的继续和深入——通过一个“拐点”后的继续和深入，是革命造反的一部分，是夺权的一部分。


　　（二）追讨奖金与工资的故事

　　先解说一下“奖金”。

　　1967年1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借助“革命”，并利用“革命”签了一些补加工资、增加福利的条规。结果夺权以后，1967年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其中第八条规定：从当年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来当权派签的一切条规都不算，但是可以以上一年第四季度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为基准。在此，什么叫“实际支付”？什么叫“总额”？那就是除了工资以外，保留奖金。到1967年9月，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下达《意见》，明确规定“按季、按年发放的奖金，节日加班工资等，仍可按原来规定发放”。再到12月的时候，市革委会工资组有关《请示报告》称：各单位再按“文革”前，即1965年奖金发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职工缺勤的奖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奖金的，怎么办？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综合发放，但是对“保守派”不再停发奖金，扣除的也不补。同时规定各造反派负责人，都要把奖金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原是工人水平的，就拿工人奖金，原是干部水平的，就拿干部奖金。由此可见，上海在“文革”期间，是保留奖金的。当然，各行业的奖金水平也不一样，如市属交通运输局一年71元，区属集体所有制房修队一年45元，菜场一年60元，清洁管理站一年35元。一般情况每人每月5～6元。到了1968年初，对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在奖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为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问题。但对所有的群众，仍然是要回到1965年的水平。例如杨浦区房修队革委会通过忆苦思甜、个别谈心，将1966年提高的全年奖金额55元改为1965年45元的水平。我认为这并非是少要奖金，而更多地是集中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许确实认同、服膺这条革命的红线；或许受制于已变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许判断政治上的“得”将大于经济上的“失”。总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断，在是否忠于毛的路线的托举下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这种选择属于革命造反的大势下的“正常”，那么，这种“正常”中，既有“顺应”的一类，即顺从政治趋势，又有“应对”的一类，即利用政治趋势。

　　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因常年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不增加工资，以至这份奖金格外重要。许多上海人是把这份奖金纳入正式的收入计划，上海人讲“照牌头”，请病假算准天数“克扣克”，为什么？为了不能“敲奖金”。所以奖金虽然名义上是额外的，是附加的，客观上却是实体性的、计划内的。不知道“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业是否保留着奖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间的工资、奖金制度，对全面理解“文革”社会很有价值。

　　下面讲两个故事：

　　一是《解放日报》工人记者追讨奖金的故事。

　　原来，经张春桥批示，1966年10月十多位来自工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调入解放日报社当工人记者。1969年9月，又经徐景贤批准正式留任报社，他们分别在党团生活组、工交组、文艺组、美术摄影组工作。进报社时，人事科说，因报社属事业单位，奖金暂时没有，以后可调整至干部级，有困难可补助。谁知这一说没有着落，加上正处于“文革”运动中，这些记者仍是工人编制，而奖金却停发。就此，有5人回厂恢复了附加工资；2人因生活困难，要求到报社工厂部参加劳动，附加工资已恢复。其余工人记者便多次向劳动局和报社申诉，说他们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长期没有了奖金。1972年1月，工人记者写信给马天水、徐景贤，说“我们本身都是四十元左右的工资”，“使我们有15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比一般的低工资还要低”。马批示给市劳动局调查解决，后市劳动局与报社相互推诿。1974年11月，工人记者又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一定要想办法转给春桥、文元同志亲自审阅，因为我们的事情拖得时间太长了”，要求解决原在企业时享受的奖金（附加工资）份额。直至1976年6月，他们又写信给徐景贤，要求解决问题。徐景贤批示：同意作为个别问题处理，过去的不能补发。结果巧得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那天，市劳动局革委会回复徐景贤：已与报社交换了意见，因这几位记者“带有‘掺沙子’性质”，予以“恢复附加工资”。呜呼！此事从头到尾与“文革”运动同频同步，整整经历了十年。从初期的等待到中期的申诉、遭遇推诿，再到后期屡屡上诉至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以所谓“掺沙子”的性质解决，真使人哭笑不得。

　　二是关于上海知名演员追讨工资的故事。

　　“文革”运动前，上海各区县有一批合作剧团不属于国营的，是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此类剧团合计56个，大致有2700余人。“文革”运动一开始，他们自然就不能上舞台了，只有革命造反派的小分队占领着舞台，售票演出样板戏也是稍后的事。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剧团停止演出进行整顿。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停止演出后这两千多人的生活怎么办呢？结果，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商量，决定发给补助工资，标准为：原工资40元以下（区属45元以下）全数补助；原工资超过以上标准者，县属最高补助不超过60元，区属最高不超过80元。岂知，这支队伍中有不少相当知名的演员，如原新华京剧团王少楼、战斗沪剧团王盘声、合作越剧团威雅仙、长评弹团蒋云仙等，大家迫于形势的压力，谁也不敢吱声，但心中不是没有抱怨和念叨。

　　1969年，这批人员集体进入“五七”干校，仍拿着这份标准的补助工资，就有人不断写信反映。1971年9月后，90余人调至市属国营剧团从事文艺工作，多数进行了工作分配。这时来信来访更多了，特别是一部分原剧团的主要演员，原工资比较高，减少数目比较大，反映也特别强烈。1973年5月，市革委会办公室批转王少楼、王盘声、威雅仙、蒋云仙等演员的来信，“要求补发和恢复运动中被减少的工资”。1974年12月，经调查比原工资不同程度下降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于是，市有关领导有四条批示：“要合理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等问题”；“有利于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考虑到原工资中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以及与现在工作单位职工的关系”；“使大多数人员能保持原来的收入，少数降低过多的人员也有所照顾”。请注意，这时的处理已相当委婉、相当宽松了。后来的处理结果是：工资100元以下的，按原标准确定；而高工资的演员、编剧，多是些市、区政协和民主党派人士，收入超过100元的，其超出部分按30％折算发放，这样大部分可到达120元或150元。

　　我这里想说的是，至“文革”中后期，关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已是在认可并尊重原有工资的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柔性的处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强暴侵占和剥夺。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情形变了，境况变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则变了没有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变了没有呢？应该都没有，所以这是一种灵活的处理。其次，即便是在“文革”的动荡中，那些曾被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名演员”们，对自身的劳动权益，具体表达为工资的收入，普遍是有追求和捍卫的。“文革”前期被强行剥夺，无奈不言，心念存在着，一有机会就申诉，名演员联名带头申诉，固然是对钱、对财富的需求，还包括对身份等名誉的证明。

　　（三）“上海人的计较与灵巧”

　　即便“文革”前期，许多事例都证实人们对金钱的认同和追求。有没有视金钱如粪土的？当然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惜以身躯奉献革命，在统计上只是极少数。下面讲的全是来自档案的材料：1967年，不少街道工厂挥霍公家的钱，购买电视机、毛巾、保健药品等；筹办一个“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竟然申请200多人次的出勤补贴，达5000多元。1969年，上海化工局革委会报告“抄家”物资情况 ：“全局2百个单位有散失、失窃及私自动用的有142个单位，占71％”，一只被偷的钻戒就是从门顶上的肥皂中挖出来的。以上数例均发生于单位体制内，具体表现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盗“公”为“私”等等，总之，是通过各种技术性的手段，以“公”为“私”。在此，“公”不仅是大头，更因为是“公”才具备成批量、集团性地化为“私”的可能，即在当事人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中，“公”成为了“私”的源头。

　　再看发生于1976年的两个事例。1976年，因有大量的肿瘤病人及家属来往于上海肿瘤医院，其旁边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证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在旅社旁的一位84岁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炉“代客服务”：代烧鸭子0.40元一只，代煮蹄髈0.30元一个，生意火热，群众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康老太扩大生产规模，“从一只炉子扩展到三只炉子，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炉火熊熊”。邻居纷纷效仿，其中一家搭建违章厨房，准备大展“宏图”。

　　再据1976年6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2小时内共发现5处16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钱。

　　有意思的问题是，这可是私人面对市场的作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创造，看准了市场的缝隙，然后勇敢地扒开这条缝隙，从中既满足和推进了市场的需求，又从市场赚取了钱财。浸润于中国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润于百年以来中西方混合的市场运作，上海市民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灵巧，他们勇敢而智慧。

　　当然，1976年的面对市场，与1967年利用形势倒卖像章、印制地下报刊的情况不同。近十年来的时空跨越，可见前者是谨慎公开的，后者是刻意隐蔽的；前者是服务于市民生活的，后者是倚仗于政治宣传的；前者具备“劳动致富”的含义，后者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期间内容、手段和境况的变化，大致可反映整个社会变化的意涵。

　　（四）一场关于“金钱与原则”的辩论

　　1975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召开“批判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记一场“金钱与原则”的辩论》（送审稿），相当典型地记录了“文革”后期，反映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金钱观”与代表“继续革命”主导方向的红卫兵（后期红卫兵）的思想冲突。

　　市二中中三（7）班学生小丁不听学校组织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政治报告，擅自离校逛马路去了。老师对小丁进行教育，小丁不服气说 “白相相，有啥不可以”，“人活着就是为了钞票”。当天放学前，老师与该班红卫兵排干部商量，决定召开学习理论的政治课，举行一场辩论会。

　　现摘录第一回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红卫兵首先发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钞票，这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革命青年绝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小丁反驳：“你活着要吃饭吗？要吃饭就要钞票，所以钞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们懂吗？”

　　红卫兵：“那么你是为钞票而活着啰？如果每个人都象你那样只图钞票的话，我们拿什么来建设共产主义？”

　　小丁被问住了，有同学支持小丁：“建设共产主义，也靠钞票！”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究竟靠正确路线还是靠钞票？”

　　同学：“画图要有笔，买笔靠钞票，现在国内外钞票就是决定一切的！”

　　红卫兵：“那在你看来，钞票和原则哪个重要呢？”

　　同学：“钞票重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缺少不了钞票。不然，你废除一下看看，两个钟点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红卫兵：“确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它，因为它还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货币的危害性。”

　　这时，下课铃响，第一次辩论结束。全班支持小丁观点的有6个同学。

　　此后，第二轮辩论是红卫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为至高点，不仅占据了辩论的上风，还做通了小丁等人的工作。


　　不展开具体的内容了，以下是两点追问：

　　第一，此辩论有可能发生于1966年、1967年、1968年吗？不太可能！有可能发生于1969年、1970年、1971年吗？有可能，但不宜公开。现在，此辩论发生于1975年12月，且以“公开辩论”的形式出现，那么是不是社会变得宽松了？认知变得有弹性了？从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来的所谓“革命思想教育”，强制、浮夸而空洞，普遍地使人们失去了认同和信任。同时，“商品—货币”的现实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结论为：近十年来的“文革”思想路线和价值判断，已丧失了集体认同的群众基础。

　　第二，现场所呈现从“货币”、“商品”进入，以批判“金钱万能论”（实质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公开辩论”，一波三折，最后以政治性的组织和话语的霸权，以及张春桥的理论文本为支柱，占据辩论的制高点，反而从一个侧面证实关于“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天然地、本能地）存在于群众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长达九年的“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可消散和退却。再联系张在1975年至1976年布置上海进行“工人阶级队伍调查”、“个体户调查”、“供给制可能性调查”等——有否可能？是否有效？——联系社会现实，应解读为张等人的“最后的聚力”，“突变前的聚力收缩”。

　　《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