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本可避免自缢煤山

 　　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打下的大明江山，传到明思宗朱由检的手上时，已呈日落西山之势。当时的明朝危机四伏：外有后金强敌压境，内有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朝庭大臣因门户之争而钩心斗角，护国守边的军队也是将骄兵惰。身处如此困境，朱由检求治心切，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据史书记载，朱由检20多岁就有白发，眼角有鱼尾纹，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勤奋工作的朱由检本不应该成为亡国之君，可他却偏偏碰上了亡国之运。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宵衣旰食想有一番作为，无奈矛盾重重、积弊深重，再加上个人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急于求成，致使朝政屡铸大错，混乱的政局难以收拾。进入1644年，明朝军队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作战中屡战屡败，完全丧失战斗力。天灾与人祸叠加，助推明朝陷入危亡境地，年轻有为的朱由检也走向绝境。当年3月17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18日晚，朱由检由贴身太监陪同登上煤山（景山），远望着城外起义军攻城的烽火，因无力回天而喟然长叹。19日凌晨，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京城，满怀绝望的朱由检登上煤山，自缢于寿皇亭。

　　其实，崇祯皇帝本可以避免自缢身亡的惨剧。崇祯生前，可以选择比上吊自杀更好的出路有好多，他也完全可以改写明末的那段历史。

　　崇祯的第一条出路，是与满清议和。到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明军在松山、锦州失守后，崇祯就想与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也明白明军无力两线作战，就在暗中与皇帝筹划与满清讲和事宜。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满清最高统帅皇太极并未拒绝，他认为自己应坚守东北这块土地，并甘居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明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满清国也愿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作为回报。至于双方“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宁远等地为界，并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集散地。明清议和，皇太极没有狮子大开口，所提条件明朝也能接受。谈判结束，满清官员隆重欢送明使马绍愉。马绍愉等人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议和的详情差人密报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对这份机密材料仔细阅读后置于桌案上，自己到书房起草向崇祯皇帝的汇报材料。

　　陈新甲的家僮太勤快了，他见到案桌上的那封密报，以为是必须对外公布的寻常“塘报”（官办的参考材料），马上让人拿出去传抄散发。这份机密材料一下子公布于众，一时间舆论大哗，许多人认为陈新甲与清议和是在“卖国”。崇祯对此极为恼火，认为是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崇祯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的人，他决不肯承认有与清议和之事，而且附和众议严厉谴责陈新甲。但陈新甲也很较真，认为与清议和是皇帝派给自己的使命，他在有关材料中陈述自己有功而非卖国，同时还引用崇祯帝敕谕中的言辞，想让皇帝庇护自己。极爱面子的崇祯最后是舍卒保车，以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及河北、山东数十城遭清兵入侵等罪名，将陈新甲问斩。

　　陈新甲因与清议和而丢了性命，明清之间的和议一事也就此完结。本可挽救危机的明清议和，因为皇帝的死要面子和陈新甲的处置不慎而胎死腹中，崇祯后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多年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执掌政权后，与欧洲多国交战。1918年3月，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与德奥等国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停战和约。停战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俄丧失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0亿马克的赔款，但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逐步走上了大国复兴之路。随后，苏联仅用短短三个五年计划，就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成功跻身超级大国行列。

　　试想，如果当初苏维埃政府像崇祯一样，拒签停战和约，那么，这个新生的政权能否生存和发展，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崇祯的第二条出路，是明都南迁。面对明朝后期的乱局，崇祯皇帝也曾设想过将都城南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军由北向南长驱直入，数月间破蓟州、真定、河间、临清、兖州、海州、赣榆等地，大肆烧杀掳掠。到第二年四月清兵北撤时，共计劫掠88个府州县，俘获人口近37万，牛马50余万头，以及金1.2万余两，银220.5万余两。面对强敌大肆入侵带来的严峻形势，崇祯曾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量都城南迁事宜，并一再嘱咐不得泄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京城南迁的消息被崇祯敬重的懿安皇后（天启皇帝之皇后张氏）等人得知后，以懿安皇后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朱家祖宗陵寝在北京，都城南迁将有辱列祖列宗。坚决反对南迁的强大舆论声势，加上清军北撤后明朝危险的暂时解除，让都城南迁一事束之高阁。

　　到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自西安东进，相继攻克韩城、平阳、太原、宁武关、大同等地，锋芒直逼京师。正月初三，崇祯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提出了京城迁南京的设想，并对南迁的具体事项作了说明，崇祯对此深表赞同。可在朝廷上讨论南迁一事时，朝庭大臣明显分为赞成和反对两大派，而且反对派人数居多。众大臣反对南迁的理由，是“祖宗之地不可弃”之类的老调；有人甚至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在一片强烈反对声中，崇祯被迫放弃了南迁主张，满怀怨气的崇祯对大臣们说：“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此时起义军日益逼近京城，有大臣为此提出让太子南迁，这一建议也被崇祯拒绝。

　　不妨来看一看当年明朝的局势。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举兵入川，李自成主力集中在陕西，而长江中下游、河南、河北、山东基本上没有农民起义军，崇祯这时候南迁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可以调驻守长江中游的左良玉至太行山以东之豫冀一线作战略防守，以保证南迁无虞；驻防长江下游的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诸部，也可以沿运河死守水陆交通线。但南迁的大好时机转瞬就逝，李自成的大顺军主力破阳城后兵分两路，一支由李自成亲率北上太原、大同、宣府，出居庸关直逼京师；一路由刘芳亮率领越太行山进入豫北，两军对北京形成夹击包围之势。正月二十二日前后，刘芳亮夺豫北三府，遣刘汝槐率一部人马迅速东进，先后克长垣、滑县，直达豫鲁边境，迫近运河重镇济宁。刘芳亮克真定后，又遣任继荣率部直取河间，扼控沧州。刘芳亮率部东进，旨在力阻崇祯南逃。刘芳亮东进部队势如破竹，仅两个月时间就东扼运河，南达京畿。至此，崇祯南迁的有利条件丧失殆尽。

　　众所周知，江南是富庶之地，明朝后期受西北、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影响较小，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如果崇祯成功南迁，定都南京，南方各路兵马就不至于像南明那样群龙无首。以崇祯的年轻有为和雄才大略，完全有可能在江南干出一番比宋高宗更出色的业绩。当年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定都杭州建立了较为繁华的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延续了150多年。明朝地大物博，财政状况也好于南宋；明成祖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保存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如果崇祯抓住时机果断南迁，是能够在南京站稳脚跟的，大明据此东山再起中兴有望。可惜，朱由检没有像赵构那样南迁，一味地困守京城的崇祯后来被李自成的军队团团围困插翅难飞，最后被逼上了绝路。

　　崇祯的第三条出路，是与起义军谈判。被困京城的崇祯其实还有一次挽救危局的机会。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挥师北京兵临城下，可他并没有杀崇祯之心，也没有灭明朝之意，而是于当月18日派归降的明朝太监进城与崇祯议和，说只要崇祯割让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封他为西北王并给予一百万两白银，就立马退兵。李自成是这样解释的：“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在向崇祯提出的和议条款中，李自成只是要求“西北一带，敕命封王”，还说“愿为朝廷内遏群贼”。由此可见，李自成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北京，而是想请崇祯封其为西北王并赏赐百万白银。如此优厚条件，对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崇祯来说，没有任何理由予以拒绝。

　　对于李自成抛过来的橄榄枝，崇祯心里想接，却又担心割地赔款给“闯贼”而在后世留下骂名，就将议和条件与大臣们商量，希望由大臣们都能赞同接受议和条件。对于崇祯的心思，大臣们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愿承担议和的责任。对农民起义军这些“乱民贼子”割地赔款，大明王朝没有先例，这一政治红线没人敢碰。于是，大臣们一个个慷慨陈词，同声谴责李自成的犯上作乱，决心与其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一个本可以挽救大明王朝危机的机会，在崇祯面前倏然而逝。

　　崇祯一朝的大臣，像皇帝一样喜欢说空话、说漂亮话，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伦理纲常最忠实的卫士。满朝官员将虚伪当成习惯，碌碌无为、不敢担当，不顾国家存亡，只顾个人的所谓“名节”。崇祯及其大臣的性格缺陷，也是明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自成议和不成，就下令起义军攻城。一时间火炮齐发，大顺军呐喊着连续冲锋，很快攻占了西直门、平则门、德胜门，彰义门则被太监主动打开迎接攻城大军。而在崇祯吊死煤山后3个小时，李自成就率军直捣崇祯的金銮殿。此前表现出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明朝大臣，不仅没有血战到底、为国尽忠，反而在大顺军破城后，率先赶到城门口长跪在地，迎接李自成的攻城部队。如此结局，肯定是崇祯所不愿看到的，但导致如此后果，崇祯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在崇祯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还具有滥杀、多疑、贪财、苛政、昏庸等亡国之君的特征。他屡次放弃生路，最后命赴黄泉，不能说与其独特的性格特征没有关系。例如在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开支，崇祯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此举每年可节省30万两银子，大约能够维持明朝皇宫一个月的支出。但这一政策却让大批难以生存的驿卒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其中就有后来要了崇祯性命的李自成。再比如，当李自成率军逼近北京时，崇祯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想让吴三桂放弃宁远入京勤王。但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京勤王，约需军费１００万两银子。可崇祯却舍不得出这100万两，最后否决了吴襄的提案。后来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城后，从皇宫内搜出白银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不计其数。节省了100万，不仅失去了370多万，甚至连整个大明江山一起葬送，崇祯只会算小账而不愿算大账，实在是鼠目寸光。

　　崇祯自缢身亡，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给华夏民族带来灾难。随着清军入关，大明江山易手，神州遍地血雨腥风，在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等大屠杀中，数十万上百万民众血流成河，华夏文明更是的惨遭蹂躏。满清当政二百多年，先是尊满抑汉，大兴文字狱；后又闭关锁国、丧权辱国，一味地割地赔款以至成为东亚病夫，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大明王朝的祖训是：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恪守祖训了吗？他的死，可以说是死社稷，但他却将祖先打下的江山丢失，而且落入异族人手，列祖列宗脸上有光吗？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当年的崇祯如能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可以不走自缢煤山这条绝路的。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也没有假设。重温明末这段历史，剖析崇祯的悲剧人生，既让人心情沉重，也让人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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