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下）

　　当时一批社会精英为了把华工变成改造中国的重要力量，殚精竭虑，献计献策，并身体力行。1917年李石曾在巴黎创办《华工杂志》，专门为华工提供有用信息及教育之用。蔡元培创办华工学校，并亲自编写讲义，其中包括德育30篇、智育10篇。蔡元培的讲义强调“合群”，“舍己为群”，“尽力于公益”等(24)。汪精卫指出，蔡元培的这些讲义“一在保全华工固有之美德益发挥而光大之，一在修补华工向来所不免之缺点，曲喻而善之。以先生平日之人格与学问，所修养者至深，故其所言，简而深，平而切。工余读之，身体而力行之，则道德与智识，不期而日进于光明。此诚华工淑身之本，而自立之源也”(25)。这里蔡元培的教学理念同其在1916年与李石曾等发起的华法教育会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旨在扩大中外文明交流，寻求中国新的国家认同。该会的目的约有四端：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先儒哲理，四曰发达国民经济(26)。晏阳初为“一战”华工创办《华工周报》也是抱着同一信念。该报旨在帮助华工学习，启迪华工心智，培养华工自尊自爱、爱国爱家的情操，要求华工“思身，思家，思国”。《华工周报》上的文章都着眼于开阔华工的思想境界，加强他们的国家、民族认同及爱国热情(27)。

　　在民国政府的新外交政策指导下，在众多中外人士的帮助下，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照顾下，这些华工中许多人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的中国对华工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中国现在与他们密切相关，他们代表中国。来自山东平度的一位华工傅省三在其参与《华工周报》征文并获奖的《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一文里说，华工在来法之前根本不明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清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当华工目睹了欧洲人在战场上为了国家拼死打仗时，华工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感情也因此被激发出来。他写道：“一到阵前，看见外人为国为家牺牲性命，自己不自不觉地就生出一番爱国爱家的心来。”这篇文章还提到许多华工决心用他们在欧洲学到的新知识来教育国内的同胞，“从前华工只知道女子缠足为美”，“现在既看见西洋的女工、女农、女医等”，因为天足，可以与男人并肩工作、劳动，才意识到从前的想法错误。将来回国后，定要改掉旧日的恶习，用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新知识、新思维开导国人，改造社会。傅氏甚至写道，从前认为中国人不如洋人，今日与他们赛脑力体力，“方知他们不比我们高。若回祖国再加以教育，敢望将来祖国的进行(步)”。傅氏开始相信中国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同西方并驾齐驱的新中国。傅省三还写道，“现在和平会一立，竟将中华天朝大国的名目取消，列在末尾”，“并不准我国有发言权，华工经此番的淘汰激励，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爱国心了。这种思想是来外国而有的。若不来法国，恐怕仍在中国做梦”(28)。

　　许多华工来到法国后开始特别关注祖国的命运，感同身受中国的民族危机意识，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愿意为祖国出力。外交部华工事务员李骏在1917年12月份的华工通告中发出倡议：“数月来，祖国北京直隶有些地方，惨遭天灾，民不聊生，希望华工发扬爱国爱同胞的热血心肠，慷慨解囊，为祖国捐款。”通告借此鼓励华工爱国思想(29)。李骏后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中也写道，“华工中知大义者不乏其人，互相鼓励，争先恐后”捐款，多者一人独捐200法郎，少者1法郎，此次义捐共收到16230法郎(30)。当华工从《华工周报》上得知中国在和会上不能收回山东时，许多人纷纷上书谴责列强，并踊跃捐款，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利益。一位叫邰魁义的华工捐款30法郎，希望政府用来振兴工业(31)。有一位华工把他积攒两年的全部工资捐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用这笔钱做任何对中国有利的事(32)。类似的爱国举动不胜枚举。

　　华工的高涨爱国觉悟也体现在他们自觉维护国家尊严上。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途中经过法国哈佛港时，当地的华工主动派出代表欢迎威尔逊。为了庆祝“一战”胜利，在比利时的英军特开协约国部队运动会，并邀请华工参加。12队华工约6000人来到会场。他们发现在空中飘扬的多国国旗中独缺中国国旗，认为这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侮辱，于是当即离开运动场以示抗议。翻译顾杏卿、夏奇峰等亲眼目睹华工这一爱国壮举(33)。当获悉列强达成对华不平等的《凡尔赛合约》时，华工派代表致书陆徵祥，并置一手枪于内，“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34)。华工在回国途中，当轮船停靠在日本码头时，船上的华工坚决拒绝上岸，他们宣称日本对中国一向不厚道，作为中国人，他们不应该登上日本国土，去贪图享乐。

　　华工在回国后，许多人开始为建立新中国而献智献力。曾担任华工译员工作的刁敏谦写道，归国的华工个个都充满着新精神，“毫无疑问，这些归国的华工找到了传播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的沃土”。部分华工回国后组织归国华工工会，要求提高工人的权利。该会工人誓言不赌、不嫖、不酗酒、不抽鸦片。该工会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35)。这些归国华工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支生力军。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工人经常举行各种罢工，这些归国的华工也因此被人指控说：“中国劳动界罢工的煽动者都是那些来自欧洲战场的归国华工。”在有些政府部门，归国华工甚至被称作危险的布尔什维克潜藏分子(36)。著名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指出，在五四时期，那些归国华工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上海工会的组织化以及罢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有力地促使五四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方向发展”。周氏认为，新式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非布尔什维克主义”(37)。华工的爱国热情还体现在其积极创新上。1924年2月，美国人富路得(Carrington Goodrich)在北京会见了一位来自直隶通县的农民。此人“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做工，回国后积极研制一项机器发明，成功后请富路得介绍专家鉴定一下。富路得的两位工程师朋友认为该发明除若干枝节处需修正外，其余都正确。该华工在写给富路得的信中说，他钻研发明，目的是为了响应《华工周报》的呼吁，把其自法国期间学习观察的心得“带回中国传布给同胞”(38)。山东博山和尚村的孙干怀着考察教育的目的，参加华工队伍，回国后写有《欧战华工笔记》、《世界大战战场见闻记》两部书稿，意在向国人传播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所思。另一位华工所写的《夏雷日记》更是记载华工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及观察。“一战”留在法国定居的华工当然一如既往充当传播中国文明的使者与桥梁，有些甚至直接参与影响中国前途的活动，如山东潍县一位华工战后留在法国，以开茶馆为业，多次为周恩来在法国的革命活动提供方便(39)。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很想充分利用归国华工为国家服务，为寻求中国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出力，因此在1919年8月18日令侨工事务局拟出安置华工章程。各地华工交涉员也出于对华工的参战贡献之感佩，在政府的指示下，力图妥善安排归国华工，“何忍听其失所，流而为匪”。可惜的是，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归国华工并未得到重用。其中有些人由于生计等问题甚至沦为土匪。例如1923年山东临城劫车案中，即有“一战”后由法归国华工参与。尽管如此，我们对欧战华工的贡献及历史地位不容低估(40)。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及社会精英利用改造华工来改造中国的同时，华工亦明显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及对国家前途的新思维。首先，如前指出，华工的一些经历明显影响社会精英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使他们意识到劳工的伟大。如蔡元培在1918年11月16日庆祝“一战”胜利的系列演说中提到，“一战”积极意义重大，是光明的主义战胜黑暗的主义。他说：“但是我们是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蔡元培因此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41)。李大钊也宣称，“一战”之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一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42)。晏阳初由美国到法国为华工服务过，与华工朝夕相处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晏阳初后来说，“欧战我参加服务华工”，“与其说我们到法国教育工人，还不如说工人教育了我们。于是……，我在华工营就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愿把自己献身于苦力，以前的‘小我’死了，以后的‘大我’就是‘苦力’”。他坦承过去对劳苦大众甚至中国国情都不太了解，“岂知到了法国，苦力教育了我，认识了苦力的伟大，随而真正认识了中国”。与华工相处，使晏阳初意识到中国农民的“苦不堪言的苦”和“力大无比的力”。他下决心要用一生“解除劳工之苦，开发苦力之力”。从此晏阳初决心致力于平民教育，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通过在法为华工服务的经历，晏阳初认为他找到了救国良方，认为只有实行平民教育，并从社会基层改革做起，中国才有机会复兴，才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他要为中国“除文盲”，“造新民”，进而提出了“三C”救中国的说法，即Confucius(孔子)，Christ(基督)和Coolie(苦力)。1949年后，晏阳初将其视野扩大到全世界，要“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他的救国救民理念由中国走向世界，变成中国国际化的组成部分了(43)。

　　四、近代竞技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

　　如果说从国际史角度研究中国与“一战”关系可以证明中国对“一战”的贡献及“一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如果说从被中国人及西方人双重遗忘的“一战”华工角度，我们能够明了所谓“苦力”在“一战”中为中国及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巨大的“苦”与“力”，并能从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全新解释中西文明交流及理解中外历史的话，那么，从人类竞技体育角度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视野，我们可以分析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另一个全新的历史轨迹。体育属于大众文化范围，国际竞技体育也是人类文明相互交流及展示彼此“和而不同”的重要平台。现代体育特别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因此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近代体育，我们可以研究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开端几乎同时。1894-1895年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从此让中国人从四千年大中国梦中觉醒，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所谓“天朝大国”，而是“东亚病夫”(44)；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出现问题。男人头缠长辫，几百年来汲汲于科举考试，满脑子孔孟之道，以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为荣，头出现了问题，阳刚气尤显不足。中国女人从明清以降，以三寸金莲为美，以弱不禁风、一步三摇为自豪，裹脚的风俗不仅导致近半中国人的脚出了问题，甚至近半中国人属于残疾之列。病态的男人与残疾的女人，必然导致病态的国家。严复、梁启超、张伯苓等先哲开始大力鼓吹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根治中国人的头脚痼疾，重塑国人形象，寻找新的国家认同，以西方为目标的国际化进程在中国开始启动。这一巨大的思维变化，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及体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础。

　　就在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的同时，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法国问世。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奥林匹克运动最先被介绍到中国，与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密切相关。1895基督教青年会首次在中国的天津市设立分会，并大力推广西方体育。篮球、排球等现代体育竞技运动一一被引进中国。后来的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成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被当代中国人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奥运三问”之所以出现在天津，都跟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分会密不可分(45)，甚至近代几乎所有中国的体育领袖都或多或少地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中国之所以在1922年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之一员，同年王正廷成为首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之中国委员，1910年开始的全国运动会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凡此种种，都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及参与密不可分。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奥运情结从一开始就是与其国际化进程相关。换句话说，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归根到底是其寻求国际化的产物。

　　中国最早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系统介绍书籍，即用“我能比呀!”作为标题，该书作者宋如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在介绍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时，用“我能比呀!”翻译Olympia，可谓既传神又得体，充分反映中国人希望被外人承认及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态(46)。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与国际政治有关。中国最初本无计划派运动员参赛，但有关日本可能借满洲国的名义参赛来变相使满洲国在国际社会合法化的消息，让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并最终促成刘长春1932年单刀赴会洛杉矶奥运会的壮举。

　　1979年北京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他主要体育家庭后，利用体育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新中国，力图用奥林匹克金牌数来证明中国是强国，不是东亚病夫，值得世界的尊重，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新形象。金牌至上，举国体制，“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成为1980年代后中国体育的新政治。但这一政治同20世纪初“奥运三问”的背景是一脉相承的。国际化的真谛首先是中国化，中国化是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在距1907-1908年的百年后，中国人终于实现“奥运三问”所有目标之际，该是重新审视检讨百年中国国际化轨迹，重新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国家认同的时候了。我们该集体思考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命，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什么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天命。只有对天命有了清晰的定义后，中国的国际化才不会继续走弯路，中国人才会真正站起来，才会真正成为体育及政治强国。

　　质言之，中国近代体育的“奥林匹克之梦”同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及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密不可分。1907—1908年间中外人士共同提出的“奥运三问”实际上并非着眼于中国的体育竞技实力，而是侧重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生存能力(47)。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间，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体育在中国的政治化。自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手及基督教青年会同年在天津建立中国首个分会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以西方的国家认同体系及价值观为参照系和依归，意欲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等各种方式加入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即为明证。在很大程度上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并把引进西方体育同救国强种，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联系起来。在1907-1908年间，他们公开提出中国何时可以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一百年过去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纪奥运会主办梦终于在2008年得以实现。2008年可谓中国人百年奥运梦的圆梦年，也是百年中国人追求国际化的巅峰时刻。利用国际史的视野和竞技体育这一角度，我们可以透视中国近百年来尝试回答“什么是中国，何谓中国人”这一命题的独特历程。

　　五、用国际史研究中国史的意义及挑战

　　前节分别从华工、“一战”及体育三个角度展示了从国际史来研究中外关系及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视角及所得出的新结论。这三个题目明显反映出国际史的特质：其一是国际视野，其二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侧重小人物、文化层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除了要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底(48)，国际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成功保证是多国档案、多种资料的应用。真正的史学家都明白史料的重要性。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49)，都体现了前代大师们对史料的重视。国际史方法在史料运用方面强调的是全球视野下多国档案及各种官方及民间资料的运用。以上述三个选题为例，笔者为研究中国与大战这一课题曾遍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美国、法国、英国及德国档案馆、图书馆等，仅查档时间即耗时一年有余。

　　笔者在意图利用体育来研究中国的国际化及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时，为了解决所谓中国人的“奥运三问”这一被广泛误解的命题，全面披览了藏在明尼苏达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为了解决乒乓外交的前因后果，除遍找所有中外官方档案外，还查阅了收藏在密西根大学历史档案图书馆的所有当事人的口述史及回忆录。“一战”华工研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拙著《西线战场的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取决于来自上述国家的许多从未被人利用的资料。例如书中研究“一战”华工与加拿大的关系，就是得益于加拿大档案馆的档案。书中涉及的华工在欧洲的生活及贡献方面，资料主要来源于基督教青年会档案，以及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中国等官方和民间资料。其中特别受惠于本人多年追寻的私人资料，如当事人日记、通讯及回忆录等。正是因为最广泛地占有资料，本书才能辟专章来研究华工与美国、华工与中国精英互动、华工与法国妇女之关系等新课题。

　　作为国际史，不仅要有全球视野，全面熟悉世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更重要的是利用多国档案，各种资料。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达到王国维先生所述治学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50)。如果我们可以套用陈先生的这一议论来解释国际史的话，那么，所谓国际史就是“不中不西之学”，议论近乎司马迁及兰克之间，即效法兰克，充分重视史料的价值，力求达到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境界，并最终达到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51)的目标。多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由于受到学术分野的限制，治中国史的难以兼及世界史，研外交史的很少顾及社会史、文化史，更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史学研究令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感，故国际史方法如运用得当，使用者训练有素，理当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气势，以及“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

　　在目前中国国力全面提高之际，如何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特别是历史研究水平，是我们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笔者不揣寡陋，草成此文，旨在与所有关心中国国际地位与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志士仁人共勉。得失与否，尚祈方家教正。

　　注释：

　　(24)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北京：新潮社，1921年，第485-569页。

　　(25)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北京：新潮社，1921年，第483-484页。

　　(26)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27)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30页。

　　(28)傅省三：《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华工周报》第7号，1919年3月12日。

　　(29)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主编：《欧战华工史料》，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288页。

　　(30)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主编：《欧战华工史料》，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391页。

　　(31)《华工周报》1919年11月12日。晏鸿国编著：《晏阳初传略》，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32)顾杏卿：《欧战回忆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0页。

　　(33)顾杏卿：《欧战回忆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0页。

　　(34)顾杏卿：《欧战回忆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1页。

　　(35)Judith Blick, “The Chinese Labor Corps in World War I,” Papers on China (from Harvard East Asia Regional Studies Seminar), vol. 9(1955), p. 132.

　　(36)Tyau Min Chien, China Awaken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 240.

　　(37)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40. 参见S.K. Sheldon Tso, The Labor Movement in China, Shanghai, 1928, p. 20.

　　(38)吴相湘：《晏阳初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35页。

　　(39)徐国琦：《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

　　(40)徐国琦：《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

　　(4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4页。

　　(42)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第4、5版。

　　(43)吴相湘：《晏阳初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32页。

　　(44)首先系统提出中国是“东亚病夫”的人是严复。他于1895年春在天津出版的《直报》上发表题为“原强”的文章，详细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东亚病夫”。参见王轼编：《严复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8页。

　　(45)详情参见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6)宋如海：《我能比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47)《奥运三问》一文发表在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分会会刊《天津青年》，发表该文的杂志已不存在，笔者曾到包括天津图书馆等国内诸多图书馆及位于美国明尼苏达的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查证此文，均告不复存在。最权威的间接根据是读过此文的吴志刚的研究，他的写于1956年的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引过此文，但究竟是中国人先提出来还是外国人发起或中外人士合作的集体产物，目前还无法定论。

　　(48)以笔者为例，如果说笔者能在该学科作出微薄贡献的话，与笔者在南开大学追随杨生茂教授治学及多年忝列西方国际史泰斗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门墙密不可分。杨生茂教授，生于1917年，先后求学于燕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及斯坦福大学，受业于美国外交史名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杨生茂教授的言传身教为笔者后来到哈佛大学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参见徐国琦：《“浮生三记”》，王希、姚平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382页。

　　(49)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广州，1928年10月；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35页；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页。

　　(50)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

　　(51)林语堂：《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作者简介：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国琦，《文史哲》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