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史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其特点是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微观研究。以国际史方法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华工、竞技体育这三个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但又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题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近代体育的“奥林匹克之梦”，同几代中国人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密不可分。在目前中国国力全面提高之际，如何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特别是历史研究水平，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在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一场史学革命在美国悄然兴起。与早期历史学科的革新，如计量史学、文化史、妇女史等甫一出现即引起巨大争论及质疑不同，目前这场史学革命虽被美国一些极富创新精神又十分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并加以发展，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这就是所谓“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目前国际史在美国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被美国一些著名学府特别是哈佛大学为数不多的学者所利用，但其声势显赫，必将在美国及世界史学界掀起巨大影响①。
一、何谓“国际史”?
那么，何谓“国际史”?质言之，国际史是一种史学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国际史”就是“器”，一种高屋建瓴的广阔视野。因此，国际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或世界史的研究，或外交史甚至国别史的“全球史”研究(Global history)，这里的所谓“世界史”、“外交史”、“全球史”，偏重指研究的范围而并非方法。国际史虽然仍在起步阶段，但它已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第四，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之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多次提到的古典诗词中存在的所谓“隔”与“不隔”的困境也反映在目前历史研究中。国际史方法恰好能打破这种“隔”与多种分野的局限，因为国际史的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
国际史最重要的开拓者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入江昭教授1934年生于日本东京，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及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席，并曾担任美国外交史史学家协会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长期以来，入江昭大力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早在1978年，入江昭教授在其担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即以“文化与权力：作为跨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为题，充分阐述文化因素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②。1988年，入江昭教授在其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国际史视野的重要性③，从而为国际史的兴起举起了一面大旗。从此以后，入江昭把“文化”因素纳入其国际史的考量范围④。至1990年代，入江昭的国际史学派已完全成型。在入江昭看来，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关系。如果我们一味看重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可能忽略的是国际关系或人类文明史中最基本的东西。21世纪初，入江昭教授推出了自己国际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环球社区：国际组织在建构当代世界中的角色》⑤。在此书中，入江昭通过研究国际组织来解释近现代国际关系，揭示近代世界的深层国际化进程，为后起之秀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学习的范例。
在入江昭影响下，一批极具影响的国际史著作响亮问世，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David Armitage在2007年出版的《作为国际史的独立宣言》就是一例⑥。在该书中，Armitage深入研究作为经典政治文件的美国独立宣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另一位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Erez Manela的《威尔逊时刻》⑦，则探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设想对埃及、中国、印度及朝鲜等国的深刻影响。Manela目前正通过研究人类消灭天花(Smallpox)的历史来揭示世界的一体化及国际化进程。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者Matthew Connelly的《致命的误区：人类控制世界人口的努力》⑧，通过研究19世纪以来世界政府机构、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科学组织等在人口控制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建议及冲突，来揭示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问题的争论及政策如何影响了世界史进程，甚至是人类未来。201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叫《全球的震荡：关于1970年代的(国际)视野》⑨。论文集里的许多作者从各个角度，运用国际史研究方法论述1970年代诸多事件的国际影响，不少论文属国际史研究的佳作。从这些书籍的出版及其作者的构成来看，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及其培养的学生)及哈佛大学出版社显然已成为国际史研究和出版的重镇。
当然，有影响的国际史著作不只上述几本，它们仅是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以上提到的几本著作的选题可以看出，国际史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研究。那么，如何运用国际史方法来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重大课题?限于篇幅，这里选取三个笔者认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地位重要但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题目作为范例。这三个题目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华工和竞技体育，涵盖国际事件、弱势群体及文化三个领域。
令人高兴的是，国际史研究方法已开始引起华人学者的关注。台湾东华大学的吴翎君教授在台湾著名史学杂志《新史学》(二十二卷第四期)上发表长篇文章《从徐国琦新著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介绍并评论了笔者的国际史研究成果，强调笔者国际史的系列研究“系以‘中国中心’(China-centered)来探究中国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的轨迹，将中国与一次大战、中国参与近代国际体育活动、华工与一次大战等三大主题，通过多国档案的比较，并加入全球视野，从而将近代中国纳入全球史，既探索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也说明中国人寻找新国家认同的历史轨迹。整体来看，作者将中国对外关系的老议题，置于中国化(internalization，或译内化)和国际化的双重脉络之中，从更多元的原始史料作探究，进而提出颇具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吴教授认为：“国际史作为研究新法，涵盖跨国或多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物质、消费和情感等层面。但不论如何国际史研究必须建立于多国档案和多元材料，一旦脱离档案基础便无法站稳其立论……徐国琦彻底运用多元档案的特色已如前文所述，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书写方法，这在过去中西学界的研究中是相当罕见的，诚为其系列著作的最大贡献。”⑩吴教授还身体力行，尝试把国际史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她的新著《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即为此一尝试的优秀作品。
二、国际史视野下的中国与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面面俱到，卷帙浩繁，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人对这场所谓“大战争”或“文明之战”的贡献，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中外学术界似乎共同认为北洋政府积贫积弱，在国际体系中高度边缘化，且中国内政极其不稳定，“弱国无外交”，因而缺乏改变自身及国际现状的动机及条件(11)。如要打破这种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拨云见日，真正认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及相关意义，中外学者必须要有下述条件：一需全球视野，要对当时的中外历史及国际关系有透彻理解；二需全面掌握中外档案。显然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呼唤国际史的方法。从国际史角度看，“一战”的爆发，对中西文明来说都是一次重大“危机”。这里的“危机”明显反映在这两个汉字的字面上，“危”和“机”，“危”即危险，“机”乃机会也。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凭借船坚炮利把古老的中国强制抛入国际社会。中国从此失去了自己的重心，在完全由别人操纵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里，失去自我，无所适从，牺牲了行政、领土与主权，苟且偷生。挣扎于国际舞台上任人宰割的环境之中，中国饱受现存国际体系的欺凌，处于国际关系中的边际地位。西方似乎一直掌握“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并主导对此一问题的讨论。洋务运动是中国人试图扭转这一尴尬处境的最初反应。可惜事与愿违，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美梦。到19世纪末，中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并因此引起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向西方学习，力争加入西方的认同机制，成为大多数先进中国人追寻的救国方向。1912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政体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中国传统文明核心价值体现的儒家思想被抛弃，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在中国建立。这是一个古老中国刻意效法美法政治的时代。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非边缘化努力的新阶段，即由鸦片战争以来的回避西方制度，转为加入西方模式，进而力争加入国际社会，以最终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非边缘化。
“一战”的爆发有可能让中国化“危”为“机”，使西方人自己把这一对中国不公正的体系打得粉碎，同时因为西方列强穷于彼此厮杀，一时无法对付中国，从而给中国脱去帝国主义的枷锁，整肃内政，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加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当国际局势分崩离析，现存体系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正开始前所未有的改革整顿浪潮。受到现代教育的一大批精英走上历史舞台，如孙中山、王正廷、蔡廷干、王宠惠、颜惠庆、顾维钧等。这些人学贯中西，明了中外大势，一心利用大战让中国重整山河，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一战”期间的中国在文化上、政治上生机盎然，活力四射，融合了三种波涛汹涌的浪潮：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文化上的打破传统，力争与世界同步；外交上的争取平等，收复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列强无暇他顾，给身居边缘及不完全独立的中国，在外交上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为了同欧洲强国争夺国际关系的执牛耳地位，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许多对中国等边缘地位的国家极具诱惑力的主张，例如其鼓吹民族自决、公平外交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以及公理战胜强权等很能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言论，也给中国争取打破枷锁、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法理根据。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西方为参照系来核定自身的地位，以加入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体系。
所以“一战”的爆发可谓积贫积弱的文明古国脱胎换骨的天赐良机。传统史学强调“一战”带给中国的“危”，但忽视“机”的存在，国际史的国际视野正好帮助我们看到了被长期遮掩的“机”。正是从国际史的角度，拙著《中国与大战》大力强调“一战”的双重意义(12)：一是因为中国的积极参战介入，古老的中国让所谓的“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的爆发，大战的影响，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参战，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得以派出一流外交家如顾维钧、社会活动家如梁启超等到巴黎，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展现中国人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外交风范。国际联盟的宪章里有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代表团甚至捐弃前嫌，着眼大节，支持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的创议。也许有人说，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了，但我们不要忘记，恰恰因为“一战”激起了中国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并由此提出了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诉求，才导致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以无比巨大的期望，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巴黎和会失败情结，造成极强烈的民族刺激，结果导致五四运动的大爆发。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无论是广义或狭义，五四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奇怪的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把五四运动同“一战”联系起来。如此论可以成立，我们甚至可以质问：“没有一战，何来五四?”(13)
前面笔者用了“所谓”的巴黎和会失败，事实上笔者认为巴黎和会并没有失败，不仅仅因为代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国联宪章有中国人的积极参与，不仅仅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发出了清晰、雄辩、合理的民族诉求和民族独立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大义凛然的抗争，把日本逼到世界舆论的被告席。是的，《凡尔赛和约》把山东转让给了日本，但就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发出了正义诉求，迫使日本在1922年把山东还给中国。正是由于中国人拒绝在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才得以让中国在1921年同德国签订基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追求之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参战，中国早在战争期间就得以收复与德国之间的治外法权。凡此种种，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
质言之，从国际史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中外史学界迄今无人提出的革命性结论：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非凡!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一战”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到中国。
三、“一战”华工与中西文明的重建
如果上述论点是从全球视野、多国档案来透视中国与“一战”关系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通过“一战”华工角度自下而上透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则可以描述更为明晰的中国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并可进一步解释中国精英和西方列强如何利用华工来实现各自的宏伟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章节，但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们的“旅程”不甚了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不明白他们对那场大战所作的贡献，他们在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无人解释这些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却属于整个世界。在许多人眼里，“一战”中抵达欧洲的14万华工也许是苦力，的确，在欧洲，在旅途，他们确实吃尽了苦，出尽了力，甚至牺牲了生命。也许他们去欧洲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谋生，但是，从国际史的角度，他们的旅程明显与中国及世界的命运密切相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放眼走向世界，主动加入国际社会的先行者。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正因为他们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中国的精英们才可以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以公道。正因为华工源源不断地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之生死关头，才可以免去人力资源破产的后顾之忧。重要的是，这批华工是高瞻远瞩的中国志士仁人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的转折关头实施的“以工代兵”策略及国家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精英们殚精竭虑地思考中华民族如何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一批任劳任怨的中国农民，赴汤蹈火，担起了挽救国运的重责大任。正是精英阶层与下层大众的有机结合，通过“一战”华工的光荣旅程，才让中国得以在“一战”期间谱写了一曲中西交流的辉煌篇章。华工们得以参与拯救中国与西方文明于水火的重要使命，使饱受战火煎熬的欧洲得以一睹华工风采，让世界得以第一次面对面地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及智慧(14)。
因此，“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14万华工不仅仅是14万士兵，无疑也是中国的14万使者。191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学生月刊》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赴法华工实乃中国派往世界的信使。”(15)基督教青年会在“一战”后的一篇报告中说：“一战的爆发导致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融，是此次大战争的一个最令人称奇的经历。”(16)华工最重要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们参与对西方文明的拯救，更体现在他们在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战”华工第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们为中国直接宣战提供了机会。早在1914年秋及1915年，中国政府即两次强烈要求参战，以便化危为机，但先后被英国及日本拒绝。由于这个背景，中国只好“明守中立，暗事参加，并决定以工代兵”。当德舰击沉运送华工的商船导致数百华工葬身海底时，对中国参战鼓吹最力的梁启超指出，“我国既为国际团体之一员，则在体面上及责任上，对于德国此种蔑视中立国之行动，万难漠视，否则，即为自外于国际团体之列”。“故我国一方面以国家对于国民之责任，一方面对于世界国家地位，尤不得不有一种主张也”。他提出，中国如能借此参战，“实为我中华民国国政上开一新纪元”(17)。由此可见，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还出色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争取参战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为中国战后参加巴黎和会及国际事务提供了机遇。
华工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教育了中国的一批精英。鲁迅曾经写道：“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以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18)蔡元培在1918年的一个演说中宣称，此次大战，“我国为参战之员，若供给原料，输送华工，皆我参战所尽之义务，故中国在国际上亦应该处平等地位”(19)。康有为在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的信中强调，“窃以中国今者之参预协约大庆成功，举国若狂”，“惟吾国真有功于欧战者”，实乃华工之力。“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焉”。他建议中国以此为契机，同各国谈判，争取华工在外国的平等地位(20)。晏阳初后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21)。
“一战”华工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们成为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一开始，中国政府即把欧战华工与中国的未来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联系起来。如早在1916年，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即建议政府要力争华工在法国的平等地位。民国元老李石曾、吴稚晖，以及蔡元培、汪精卫等人都力主华工出洋，并利用出洋华工改造中国社会。所以“一战”华工成为这些社会精英社会改革的重要实验品。蔡元培明确指出，如果中国想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了解西方文明势在必行，“在欧华人就是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前驱”(22)。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华工不仅成为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行军，更是后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楷模。周恩来在1921年写道，“一战”华工来法系“勤工俭学”运动的前奏。青年毛泽东也曾考虑以帮助在法华工的途径到法国勤工俭学，并对华工寄予厚望。毛泽东当时曾和友人讨论道：“我们不妨把华工集合起来，鼓励他们念法文，学习技能以及了解一下法国的社会政治组织。那么，他们返华后，便能在下层阶级成为改革运动的中坚分子。在这些华工中我们可以为改造中国的伟业找到很多同道。”(23)（未完待续）
注释：
①除哈佛大学出版社外，目前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也相继决定推出国际史丛书。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学术界在国际史方面的研究，对欧洲及其他国家可能出版的相关著作，无法一一涉猎，特此说明。还应指出的是，西方一些大学如英国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历史系的正式名称为“国际史学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这里所谓“国际史学系”中的“国际史”与本文所提的“国际史”方法中的“国际史”有一定的区别。
②Akir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 No.3, 1979. 115-128.
③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94, No. 1, 1989.
④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 eds. ,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⑤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⑥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⑦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⑧Matthew Connelly,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⑨Niall Ferguson, Charles Maier, Erez Manela, Daniel Sargent, eds. , The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⑩吴翎君：《从徐国琦新著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学》2011年12月号。
(11)台湾学者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充分意识到北洋政府的修约之功，属于极少数例外。
(12)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2011.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13)参见刘涛、徐国琦：《“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徐国琦教授访谈录》，《两湖》2009年第7期。
(14)如欲详细了解笔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成果，请参见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徐国琦：《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
(15)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3, No. 6(April 1918)，p.301.
(16)YMCA, Summary of World War Work of the American YMCA, New York, 1920, p.59.
(17)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96-698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1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88页。
(20)康有为：《康南海最近之言论：致陆子欣书》，《晨报》1919年1月9日第3版。
(21)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7页。
(22)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
(23)萧瑜：《毛泽东前传及毛泽东行乞秘辛》，台北：李白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
作者简介：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国琦，《文史哲》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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