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王希哲
小百科：“李一哲”事件
“李一哲”案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事件。中國官方記載：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 哲、郭鴻志等人以“李一哲”為筆名，在廣州鬧市區張貼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長篇大字報。隨即流傳到中國各地和港 澳、台灣。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認定此為“反動大字報”，1977年12月，“李一哲”更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上述四人被判刑，許多人受到隔離審 查。1978年年底，習仲勛、楊尚昆等省委領導給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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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習仲勛，我已是心向往之的了。
不僅這次平反顯然是他“解放”了我們，而且，他去年12月26日紀念毛主席誕辰85週年的文章《紅太陽照亮了陝甘高原》我在獄中看到，也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他有這樣一個觀點：不要輕易把人民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不滿言論打成“反革命”。相反，要從這些不滿中，把握人民的情緒和願望，以改進工作。這樣高級的領導人，在中共黨報上主張這樣的觀點，是我所未聞的。讀罷這篇文章，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這是位和彭德懷一樣的少有的正派的共產黨人。
在文中，他引了陝甘寧邊區的一個故事：一次，子長縣打雷把縣長打死了。農民可高興了，但又惋惜：“怎麼雷沒把毛主席打死！”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此話的“反動”、“反革命”是百死莫贖的了。
但習仲勛提到，毛主席正是從這些不滿言論中，發現了共產黨政策的偏差 ---公糧徵得過重。予以糾正，才重新贏得了人民的擁護。
其實這是習仲勛借毛澤東的口講他自己的話。因為毛無論當時是怎麼說，怎麼處理的，但他一直對此事是耿耿於懷的。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合作化，他還好幾次從負面提到陝甘寧農民對徵公糧“哇哇叫”，要求“施仁政”的往事。他的意思，農民是不應該“哇哇叫”的，更是不應該咀咒讓雷把他劈死的。
但習仲勛記住了這個故事，樂於提起這個故事，說明他心裏是有人民的。所以我非常喜歡習仲勛，非常盼望習仲勛的陽光也能照亮一下南粵大地。現在，他的陽光就在新河浦那邊，馬上就要照過來了，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進來了。
習仲勛滿臉堆笑，一個一個和我們握手。一身銀灰色的中山裝，顯得體格碩壯寬大。已經是深夜一點多了，陳仲旋才把我們帶到了這個省委東門外會議廳。但習仲勛仍然精神爽朗，紅光滿面。
吳南生向他介紹了我們。習高興地說：“怎麼說你們是反革命呢？我看你們都是好同志嘛！”
郭鴻志一笑說：“習書記，你看我們的模樣像好同志，可別人怎麼看我們都像反革命呢！”
郭鴻志見到習仲勛顯得有些激動。令我驚詫的是，他好像突然變成了一個大孩子。他幾乎是抽泣地向習申訴了省委宣傳部和廣播事業局某些人近年來對他的迫害。
他恨恨罵道：“刻骨仇恨。是的，我對他們就是刻骨仇恨！”
習只得以自己因《劉志丹》小說，遭迫害事來開導他。
習仲勛
習很健談，而且似乎很願意炫耀自己的過去。他很高興我們的年輕。他提到，他也是17歲時，就擔任了陝甘邊蘇維埃的主席。
我向他提到了那篇《紅太陽》的文章，提到了那個“雷打毛主席”的典故和“李一哲”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中，提出反對“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的口號。他更高興了，說，“是嘛，是嘛，怎麼好隨便把人說成是反革命呢？過去國民黨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我們共產黨應該反過來，‘寧可放過一千，不可冤枉一個’！”
他又說，“最近區莊那裏有人貼反動標語，要打倒共產黨。我說，把它撕下來就行了，不必去追查。貼這麼個標語就能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啦？共產黨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
我聽得津津有味。
我和李正天向他談到了1975年的“批李運動”。我說，趙紫陽同志實際是保護我們的。我們打算在正式平反前給紫陽同志寫封信，表達我們的謝意。
習非常贊同。說，“紫陽同志那時真的是保護你們的啊！”他告訴我們，平反“李一哲”，他已經徵詢過趙紫陽意見。但我們得知，趙紫陽還是有疑慮的。
這次接見愉快地結束了。
對於省、市委中必然存在著一種抵制我們平反的勢力，這是我們預料到的。我故意避開焦林義向習仲勛讚揚趙紫陽，實際也是一種試圖減輕這種抵制的努力。但也許是郭鴻志的哭訴還是激怒了他們罷，他們不高興了。另外，一種新出現的形勢也在促使反對派們極力壓低和限制“李一哲”平反的範圍和影響，就是“李一哲集團”的內涵在滾雪球般地無限擴大了。它不但事實上在清查中牽連了全省成千上萬的人，而且批林批黃和批李時，那些極力和“李一哲”劃清界限，大罵“李一哲”，聲言跟江青、王洪文走的人，在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中翻了筋斗挨了整的人，現在也極力向“李一哲”靠攏，聲言自己是受“李一哲”牽連的了。
這也確是有些搞不清。焦林義的報告裏，不是把梁錦棠、劉繼發等都說成是與“李一哲”“勾結”的麼？鄧小平倒霉時，不是連一切“地、富、反、壞”和勞改犯都被說成是與之勾結的“社會基礎”了麼？
於是，在釋放了陳錦祿、楊萬翔之後，我們被告知，鄭慶和還不能放；接著我們又被告知，原定平反大會在中山紀念堂開的計劃被取消，改在友誼劇場開。
消息傳出，“李一哲集團”分子議論紛紛：
“莊辛辛平反都在中山紀念堂開，“李一哲”案的影響是莊案不能比的，為什麼反要降在小小的友誼劇場開？”顯然是蓄意壓低平反規格。給出這樣的信號，這樣一來，“李一哲”平反，還能落實到基層麼？
“李一哲分子”們強烈要求我們抵制改變會場的決定，他們甚至提出了直接見習仲勛的要求。他們最耽心的是我們幾人只顧自己在上面平反，不去儘量地照顧他們的利益。
過去，他們因為跟著我們或受我們的牽連吃了苦，現在他們覺得有直接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
我認為他們的意見是對的，李正天也堅決主張必須釋放鄭慶和。鄭慶和的太太吳枚抱著兒子小星星天天來東湖找我們，非常著急。
我們決定應該向省委反映意見（是否有書面意見，已記不清）。我們表示，如果不釋放鄭慶和，不恢復在中山紀念堂開會，我們就拒絕參加平反大會。
春節已經來臨。吳南生吩咐王大力給我們一人發了二斤豬肉，先回家過年。我告訴吳南生，我已無家可歸。珠影因“李一哲案”沒分房子給我父親，使我三口住到了蘇江娘家，為此牽連蘇紅被逼瘋。丈母娘已明令不許我再回去住了。吳南生思考再三，讓居立銘打電話告訴梁湘，請梁湘幫我解決。
東湖招待所每天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值得記的是香港《爭鳴》雜誌主編溫輝和記者邢泓遠。
這是我第一次的“外事活動”。溫先生為了解除我們的疑慮，介紹自己說，他原也是《文匯報》系統的，只因不滿原《文匯報》唱“四人幫”的調子，才離開了它另起爐灶。他對我們“李一哲”四人原籍都不是廣東人頗有遺憾。這其實也沒什麼，因為我們大字報的思想，畢竟是廣東的水土養育出來的。
我特別向他提起了一件事情。
原來，上次習仲勛接見時，我曾向他提出了與我們這代人息息相關的偷渡知青問題。
我說：“習老，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農民，他們都是愛國的，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因為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造成的貧困和政治運動的迫害，才迫使他們逃港謀生。他們是很悲慘的，以為一輩子離鄉別井永遠也不能再見到父母親人和兄弟姐妹了。現在打倒‘四人幫’，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慮一下調整政策，允許他們回來探親。只要沒有做過危害國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為了，行不行？”
習仲勛一聽便贊成說：“好啊，你寫個報告來，我來批。”
我不懂黨的機關工作程序。誤解了習的意思，以為他要我對偷渡人員回國探親事搞一個調查報告。我把上述情況告訴了溫輝，委託他在香港宣傳一下，收集一點各方面對此事的意見，供我寫出報告上呈。溫輝先生懂得此事重要。真的照辦了。香港同胞得知這一消息，如蒙大赦，奔走相告。適逢春節節期到了，原偷渡人士回鄉大增，政府果然未予干預。從此才放下心來，自由來往。
後來，習老再接見，責備我說：“王希哲，這話我是說過。但我還沒批，你怎麼就捅出去了？”
我這才明白，他是要我寫一個呈批的報告。但習也並未深責。（《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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