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住自己喉咙——苏联文学史上的自我审查

　　“我踩住自己的喉咙”

　　苏联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就是每一个文学家都不可能回避的自我检查。它一直被称为书刊检查和文学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实际上也是创作良知的最后一道防线。著名作家田德里亚科夫说得很实在：“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但是每当构思一部新的小说的时候，我总是要掂量一番，这通得过通不过，我没有直截了当地撒谎，只是对禁止说的事保持沉默。”

　　这种自我检查，或曰自觉，不过是书刊检查和文学管理的内化，是文学管理的令人得意的治绩。因为外在的管理只有禁减之效：让你说的你说，不让说的别说；而内化的自觉才有质变之功。作家不仅自觉恪守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乃至非礼勿想，而且还要悟出应该怎么看、怎么听、怎么说、怎么想。不过在获得这种自觉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中，也不是没有牺牲者。比如说，20世纪两位杰出的苏联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时，就是处在这种自我检查的折磨之中。

　　叶赛宁尽管抵抗着不断强化的文学监管，不过已经不再敢口无遮拦。尽管他呼号着有人“正在扼杀一切发于心灵的声音”，正在“抽打人类创造的树条”，正在把人类的灵魂“禁锢在一种旋律或固定的调子里”，呼叫着“我不是你们的金丝雀！我是诗人！”但是一个“黑影人”已经潜入他的心灵，在梦魇中指责他、嘲笑他、拷问他、折磨他，最终让他吊到暖气管上：“朋友啊，我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痛苦。/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高尔基盛赞这长诗《黑影人》的绝唱，却不肯说出这种灵魂折磨的由来。

　　获得“时代最有才华的歌手”谥号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曾为了让自己靠拢“革命”，不恤从诗中“拔去那些美丽的羽毛”(1928年致《新列夫》记者信),那些通不过“自我检查”的羽毛。后来B·卡塔耶夫说这些拔去的羽毛值得“立一块纪念碑”。而直到临终的绝唱——在《放开喉咙歌唱》(1930)中马雅可夫斯基才吐露出：“但是我/克制住自己，/踩住/自己歌吟的/喉咙。”拉普评论家当时指出，“最近时期，他的创作发展是由有意识地套上的枷锁来决定的，为的是通过这种自我限制来挤入真正的无产阶级诗坛”。(1930年5期《在文学岗位上》)而一旦踩住自己的喉咙，又怎么“放开喉咙歌唱”呢！

　　十月革命前半年，列宁为自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专门写了篇序言，痛说书报检查的可恶。其角度就是控诉沙皇政府丑恶的书报检查迫使作者进行“自我检查”，让人的思想“像在铁钳下”“被压抑、被拘束、被扭曲”，形成一种“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奴隶的语言”。所以列宁发愿要消除书报检查制度。只是由于总有人民的敌人胡言乱语，苏联才非但没能消除，反而创造出世上数一数二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奇迹。

　　人们常常夸大斯大林当年对文学者的镇压和外在的文学管控的意义，而忽视了：恰恰是这种内化的自我检查或“创作自觉性”，才是苏联文学发展的动能。自我检查的形成，不仅是斯大林体制最终确立的文学管理的一种内化，还是社会文化的化合物，是那个时代文化的综合效应：信息的封锁查禁，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把人们对理想之梦的追寻、对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引导到对斯大林体制的信仰和个人崇拜，形成一种时代狂潮。

　　在这狂潮的扫荡中，任何个性化的思索都会感到自己是那么孤独无助，感到四面楚歌，处于一种众口铄金的伟力之下。人们宁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智，宁愿看到“眼睛不容易看见的”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创造的现实，宁愿充当主流轰响的回声。“因为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有组织的灌输”，“况且你总是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一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利季亚·丘科夫斯卡娅)

　　翻开当年的文学史，你能听见对工业化、集体化、对斯大林神话沸沸扬扬的一派称颂声，而面对那个时代复杂而残酷的现实冲突，大家都努力三缄其口。自我检查的功能指使多少作家做着千姿百态可悲可笑的表演，结局只能是整个文学辜负了自己的使命。即使如敢说几句话的肖洛霍夫，虽然掌握了触目惊心的现实资料，自我检查的机能还是提醒他，“我断定，与其将这些材料用来写《被开垦的处女地》，不如写信给您据实相告。”(1933.4.4致斯大林信)再如大作家阿·尼·托尔斯泰也不甘寂寞，自我检查提示他应该从“俄国历史的遥远的过去”来“理解现代生活”(叶尔绍夫)，于是找到彼得大帝那里来理解当今领袖的历史意义(《彼得大帝》)，当然最终还是索性回到当代，写了本自认乏味的《粮食》歌颂斯大林。

　　20年代末期，普拉东诺夫形成了自己奇特的思想和语言风格，写出一系列令人震撼的作品，不仅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开禁，而且经过几番劈头盖脸的围攻，正值创作鼎盛时期的普拉东诺夫，只剩下缄口反省“错误”了。他承认自己“困于内心的头绪”，“尚不能按无产阶级和我自己都需要的那样去写作”(1931)。可悲的是，这种反省恰恰不是违心的。他写文学评论，否定自己的讽刺风格，指出讽刺会给人民生活勾勒出片面和歪曲的画面。为此，他竟批判起了果戈理和谢德林。普拉东诺夫的自我检查泯灭着自己的珍贵思想，更灭绝了文学史上一种再难复制的奇特的文学语言风格。

　　而“天生的世俗社会讽刺者”左琴科的自我检查使他决意改弦更张，要描绘“新气象”，要“讲述最美好、最高尚的行为”。他再也没有嬉笑怒骂的自信，却揣摩出一种怯生生的“正面讽刺”。看着“他脸色疲惫不堪，眼睛里隐匿着忧郁的神情”，老作家楚科夫斯基不禁想道：“他不如不写这些东西，的确，他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些作品里已经看不到左琴科”。而这恰恰正是苏联社会生活需要那个左琴科的时候！他的《日出之前》开篇是一句叶赛宁式的呻吟：“我不幸——但不知道原因……”

　　布尔加科夫自称苏联文坛上唯一一匹文学之狼，可在年复一年的“文坛之狩”中，被驱赶得疲惫不堪。他给斯大林写信：“这只野兽已经宣布，它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学了，不做声了。直说了吧，这是怯懦。”这位世界知名的戏剧大师的自我检查，是干脆求职当了个副导演来改编剧本：“在我创作工作的尾声里，我竟不得不改编剧本，多么辉煌的结尾！”甚至为了“交换”，为了说出自己的话，违心地写了歌颂斯大林的《巴顿》……

　　在这人人过关的自我检查中，既能听到灵魂的呻吟，也能听到得意的高歌。这就要不仅是惧守于“不要乱说”，更要能准确揣摩到斯大林体制运行的律动。这样，你就感觉不出内在和外在的任何阻遏，进入自我检查的三昧境界，创作起来也就能恢恢乎游刃有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比如曾经的讽刺幽默作者列别杰夫-库玛契，30年代一变而成为时代颂歌的魁首，比如为斯大林高唱颂歌而连中四元——四获斯大林奖金的巴甫连科，还有在战后阴霾恐怖的日子里欢呼着《光明普照大地》(连获1950、1951斯大林奖)的巴巴耶夫斯基，他们都是胸前挂满奖牌的真正的金星英雄。当然，若保有一辈子都能看准风头、赶上时尚的自我检查能力，那就更是非凡俗之辈所能企及。比如蓝英年先生称为时代弄潮儿的西蒙诺夫，就颇有成就。

　　他的一大天分就是自我检查能力发育得好：善体时宜。比如，看准了斯大林反世界主义的圣意，写出了后来自认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异邦暗影》，一时十分露脸。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也能一再显出这位文学侍臣的拿手本事。在苏共20大前后不阴不阳的日子里，他写出小说《生者与死者》，主人公谢尔皮林开始怀疑斯大林指挥的盲目；到了斯大林成为众矢之的的60年代初，在小说续篇《军人不是天生的》中，谢尔皮林已经敢于激昂慷慨地怒斥斯大林的愚顽“导致千百万人的丧生”；而转眼间勃列日涅夫上台、有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动向，小说的再一续篇《最后一个夏天》(1970)中，斯大林又变回到一位运筹帷幄的英明统帅了。这颇得分寸的自我检查让西蒙诺夫一生左右逢源，以致顾不上反省，身后能留下几篇不被遗忘和耻笑的作品。

　　这种内化为自我检查的机制，不仅如列宁所说，使创作者的思想被钳制、被扭曲，文思枯竭，个性丧失，逼得他们不仅修炼出一套“可恶的奴隶的语言”，而且修炼出一种可恶的奴隶的思维方式，从作家变成笔手。这区别在于，即使是四流作家也只好写他自己看到想到的，而一流的笔手则旨在领得思想、承接主题，从而妙笔生花，戴枷之舞跳得绝好。

　　这里讲的不是作家个人的盛衰荣辱，而是苏联文学的悲剧。就如《光明普照大地》的50年代初，亦即反革命案件层出不穷、冤狱遍于国中，人人自危、上下觳觫的斯大林时代晚期，苏联文学的社会功能几近奄奄一息。倒是苏联官方首先试图打破这种难堪的局面，从1952年到1953年，《真理报》一再发文，呼唤“我们不应该害怕揭示缺点和困难。我们需要有果戈理和谢德林”。苏共十九大(1952)的总结报告也号召苏联文学家和艺术家“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干预生活”。可文坛上还是阒寂良久，没有回声。千呼万唤不出来，倒未必如人所说是老作家们遇到了新情况，多年形成的自我检查机能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怕中了斯大林的阳谋。更可怕的是，这种自我检查会造成创作良知的蜕化，或叫脑残。就像终年“活”在瓮中的人，即使罐子裂开，也再难伸展手脚——从不敢想变为不会想，真的只能看到、只会讴歌《光明普照大地》了。

　　从自我检查到灵魂拷问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文学良知在自我检查的折磨中也会发生一些意外。比如列别杰夫-库玛契的反省就很别致。从30年代中期他就以编写赞歌得心应手，自称一个晚上就能来上一首，得意一时。比如在大清洗的恐怖年代，高歌“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地自由呼吸，人们像主人一样自由走来走去”(《祖国进行曲》)；比如，他高歌《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快活》——“真想让广阔无垠的祖国向斯大林高呼，谢谢您，亲爱的领袖！”作为斯大林崇拜的一位首创者，消灭阶级敌人的高亢呐喊者，一块块奖牌挂满全身，当然还有一叠叠卢布塞满口袋。可不知怎的，这位高歌幸福的颂圣达人一下子就让抑郁重症病魔缠身了。连最高明的心理医生也没能让他在临终(1949)理智复原。人家再请他写诗歌颂斯大林，他借着疯劲儿甚至敢说“不”字。

　　在他的笔记里还发现了这类热昏的胡话(1946笔记)：“我为自己没有才气而痛苦(注：至今仍有人指责他剽窃)、为我灰色的生活而痛苦。我再看不见主要的任务——一切都是那么猥琐、一切都灰暗无光。瞧，还有这12套衣服，3辆小汽车，10套餐具……多么愚蠢、多么庸俗、多么不体面、多么没趣味……”再如(1948笔记)：“……奴颜卑膝、阿谀奉承、阴谋诡计，肮脏的工作手段，谎言——这一切的一切早早晚晚都是要被揭穿的……”——也许，在这位走红的列别杰夫-库玛契心里进行着一种独特的自我检查，或者是创作良知在作祟？

　　这种自我检查中的良知反省也发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他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刚刚发出铮铮的豪言壮语，忽然间又多次在朋友面前吐露出一句：“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这句文本注释就像在自己的红色经典扉页上，狠狠地打了个问号加惊叹号。

　　当然，作家良心最悲壮的自我检查当属法捷耶夫。多年来，这位文学总管，不知帮助多少人做过自我检查(难怪有人一出狱就找上门来送他一记耳光)，实际上自己也身先士卒挨了斯大林多少训斥，内心做过多少自我检查，可惜恐怕多是真心的。因为直到自杀前不久他还把奉命重写、加入地下党领导主线的《青年近卫军》满意地读过一遍,甚至为过去小说里没有这些新章节感到奇怪！自我检查的感觉真好。可忽然间，这位苏联文学的领军人物就成了整日醺醺的酒鬼。官方强调他是在酒精中毒的昏迷中开枪自杀的。而胡言乱语的遗书到苏联解体前才被抖落出来。其中痛言“苏联文学已经被玷污、被戕害、被扼杀”，“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而作家“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毁灭，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却被称为‘党性’”；他承认“把我变成了一匹拉车的马”，而关键是他瞻望前景而无限绝望：“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比暴君斯大林还要坏”。这或可算是代表苏联文学做的总结性的自我检查。

　　看来，苏联文学者未必如一些苏联批评者说的，良知渐已麻木、思想渐被毒蚀，翅膀已被剪断，一代不如一代。那些构成苏联文学脊梁的作家恰恰正是从自我检查的痛苦磨难中，从由此而引发的文学良知的拷问中，孕育出真正的苏联文学，所谓发愤之所为作也。

　　比如就在这种良知拷问中，布尔加科夫写下宁肯“放进抽屉的黑暗之中”留给后世的传世名著《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了“说出要说的话”，这位作家的良知忍受了多少委屈！值得一提的，在这遗嘱性著作中，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悲壮的自我检查：道出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忏悔：“他不配得到光明，他争得的是安宁。”

　　而普拉东诺夫的自我检查则要求自己写出小说《回家》(1946)，痛思战争给苏联普通家庭带来的创伤。他未必没料到这忤逆官方思想导向的小说，必使他晚年的困境雪上加霜。

　　有意思的是，苏联文学史中有不少犹如对峙般的作品，是作家自己一生前后所写。比如30年代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名声鹊起的集体化颂歌《春草国》(斯大林二等奖)，对峙着诗人死前不久讲述父亲成为集体化牺牲品的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利》(1969，1987年开禁)。再如使阿扎耶夫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斯大林一等奖)，歌颂身处远东的劳动英雄们的革命热情，它对峙着作家晚年的心灵倾诉：小说《车厢》(1964,1988年开禁)。原来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劳改营，那些劳动英雄，包括作者在内，都是劳改犯。而《车厢》则力图复原30年代苏联严峻的社会现实，诉说车厢里一个个劳改犯的冤狱、不幸和苦难。在一个深夜，作家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写作冲动：“也许是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就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治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

　　格罗斯曼当年也曾为出版《为了正义的事业》(1952)忍从了官方调教，篡改情节、补加颂圣。但他终于有勇气冲决自我检查，写出拷问苏联严峻历史、所以也遭到严酷命运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1961,1988年开禁)。他给赫鲁晓夫的信说，“对我这本书所采用的种种手段，人们想秘而不宣。因为这不是和谬误诽谤斗争的方法。和谎言是不这样斗争的。为反对真理才是这样干的。”信中他甚至愚蠢到提出“让苏联读者评判自己说的是谎言还是真理”。在文艺界誉为以“剥夺俄罗斯人精神生活”为天职的苏斯洛夫赶紧预定这本“会给苏联人民带来危害”的书250年后可以出版，一时竟忘了自己能够尽职的阳寿。

　　一部苏联文学史中，有多少作家经历了一生自我检查的磨难，创作良知终于复苏，终于意识到文学的使命，再不肯放弃记忆的权利、思想的权利。泛滥的地下出版物、国外出版物(偷送国外出版再传入国内)显然是作家的创作良知砸碎自我检查的闸门所致。作为一个真正作家的良知忏悔也就成为苏联文学发展的正能量。比如著名女作家利季亚·丘科夫斯卡娅曾悔恨“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她“万分惭愧”，“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工业改造”，她敢于忏悔，“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而她终于感受到“但是总有一天真理会哽在他的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的灵魂”。于是，“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动精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死尸”。

　　在把大量对人民有害的文学赶入地下、赶出国门之后，苏联文学迎来了史称社会主义文学的“最后一次辉煌”。而在这辉煌的旷野上，再感受不到当年沸沸扬扬的一片自我检查的忠心，却也有些形单影孤的文坛老将壮心不已。如柯切托夫就紧绷自我检查之弦，紧跟上官方的冷战思维，写出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情节就是揭露4个混进苏联的外国特务，用腐朽没落的西方思想腐蚀青年，极尽搞垮苏联之能事。把人心颓唐、大厦将倾的危象归因为帝国主义特务作祟，文笔虽显陈腐，但作品当时被指为“侮辱苏联人民”，还真是荃不察作者的一片衷情了。应该的倒是要劝作者想想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点简单的道理。

　　在苏联文学晚期，作家的自我检察显出和官方查禁捉迷藏的姿态，而文学史也终于显露出规律性的结局：自我检察也在创生思想、激发想象、激变文思，产生新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这不仅是指文风的流变，如写惯了少女柔情的阿赫玛托娃炼铸成俄罗斯母亲的沉郁顿挫、慷慨悲歌的节律(《安魂曲》)，也是指自我检察教会作家用伊索的语言完成文学的社会责任。伊索语言不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种优美的艺术语言吗？！作家的自我检察表现为对官方文学思想导向不言不语、敬而远之，却各自探索出种种打擦边球的文学语言。如苏联民间就产生了一种不去申请书号的独特的文学形式：行吟诗人。被称为“人民良心”的维索茨基，自己写诗谱曲、自操吉他、弹奏演唱，吟咏人民心声的苦辣酸甜，被民间转录吟唱，传遍苏联每一个角落。奥库扎瓦也是这样的人民歌手，民众中广泛传播着他那充满隐喻、反讽活力与独立精神的诗歌。又如特里丰诺夫式的社会道德小说，万比洛夫式的抒情心理戏剧，拉斯普京式的道德寻根小说和一系列预警性的、微言大义的文学作品，都充满历史追问、道德反思和对丑恶现实的社会性拷问。更有许多人干脆像田德里亚科夫一样，把自我检查出“通不过”文网的作品收进抽屉里，这才造成后来苏联文学开禁时期那可怕的井喷。所以只要会看，你就能觉出苏联文学愈发沉甸甸的。

　　吴泽霖，《经济观察报》 201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