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领上的“革命”——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抗争性表达

　　孙沛东（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衣领上的“革命” ——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抗争性表达（1966～1976）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动荡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70年代日常生活的关键词可能包括：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我关注的是“的确良”和喇叭裤这类老百姓日常着装的事。


　　我向论坛提交的论文是《衣领上的“革命”：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抗争性表达（1966～1976）》，这个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我掌握的文献来看，西方学界主要从社会、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我的研究引入国家新变量，从民众的日常着装入手，着重探讨“文革”期间，总体主义背景下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规训个体的日常着装行为；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了哪些着装策略；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如何。

　　这两年我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两篇这个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讨论“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时尚，①通过65个深度访谈案例和相关文献研究，我发现，“文革”时期广东曾经出现过独特的着装时尚，其颜色主要是绿、灰、黑和蓝四色；款式主要有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军人、干部和工人的着装是主流时尚。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时尚呢？也就是说，“文革”时尚产生的社会情境是什么？通过分析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我发现政治高压、消费约制和心理控制是国家实现对个人着装规训的三个手段。反过来说，“文革”时期，民众日常着装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主要有经济匮乏、政治规训和道德惩戒三个方面。既然如此，民众的日常着装是不是真的铁板一块？早在1995年，王绍光老师就倡导拓宽“文革”研究的视野，提出要重视“文革”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基本在同一时期的上海，金大陆老师进行着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国内“文革”研究的氛围众所周知，老师们不放弃、不等待和不奢望的态度令我非常钦佩，而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沿着“文革”研究除了政治运动之外的社会生活路径在做。

　　我的这个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尝试从反抗、介乎反抗与叛逆或不轨之间的日常着装行为的角度来阐释这种有意与无意之间的日常行为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来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的社会变迁；第二，试图通过对民众着装微妙的变化的分析，透视社会文化同样细微但深刻的变化；第三，也是响应金大陆老师的号召，希望通过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日常着装反抗的研究，揭示这个区域“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特点，初步提供“文革”研究的“广东视角”，为全国省市层面的“文革”史研究的相互比对和印证积累经验材料。

　　现在我来说衣领上的“革命”。没有权威或规范不被挑战，它总要面对来自个人和群体的抵制和抗争。抵制和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主要归结为“颜色革命”、反抗“去个性化”、反抗“去性别化”和反抗“去时尚化”四类着装反抗，实际上是一些相互联系的故事，贯穿其中的是认同与抗争。这些都属于目标反抗型着装实践。

　　我的结论是：首先，六七十年代的着装时尚看似贫乏，但是实际上很多着装反抗渐渐形成了潜流，在地下交汇涌动，因此80年代才会产生着装款式和风格的井喷式爆发。“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②就广东而言，高度同质、举国雷同、上行下效，整齐划一的着装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1966～1969年），这种政治化的着装是当时主流着装时尚，但同时，恰恰是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一些民众发现自由时间增多了，他们有时间发展自身与革命趣味大相径庭的着装趣味，着装的个性化初露端倪也在此时。1971年林彪事件后，信仰崩塌，怀疑与多元重现，着装出现多样化。着装的微妙变化，折射出社会文化同样细微的变化。

　　其次，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并由此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它有可能区别于大陆其他地方。

　　再次，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时尚不同，就“文革”时期大陆的着装大环境而言，匮乏与单调似乎是主旋律，但是，恰恰是这种主旋律，催生了复调的着装和复调的时尚，使得衣领、裤脚、裤线、腰身和头饰等成为民众展示潜藏意愿的广阔空间。细节的美与追求，具有一种颠覆主旋律的重大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民众着装及其他日常行为中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些日拱一卒、不求速成的力量就像蝴蝶的翅膀：点滴渗透，促生整个社会及其文化的变迁。

　　最后，“文革”时期，衣领上的“革命”是广东民众通过日常着装进行的着装反抗；是私人生活对被笼罩并裹挟一切的政治化的、革命化的生活挤压的一种反抗；是个人的、个性化的生活趣味对“红色趣味”的霸权与专政的反抗。革命趣味霸权对民众着装领域的生活趣味的宰制并不一定完全奏效，它往往会成为另一种事物的发生和成长的土壤。这种着装反抗实际上是一种抵抗性的表达，一套拓展公共空间的策略。它曾经充当了构建独特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打破了主流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对话语权的垄断，自身由此被赋权。

　　作为结束语，我想要说说自己这篇文章的不足。说到着装反抗，我试图尽量避免黑白分明、反抗（管制）的思路，勾画出颜色、款式等如何慢慢地、隐约地出现，它们本来可能是边缘的、不易察觉的，甚至犯忌的，但是慢慢成为主流，直到逐渐形成气候。就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悄悄的但是深刻的变化。我在文章中一直试图突出这个过程的描绘和梳理，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能够比较细致而准确地揭示这个革命的过程和流变，会比较有吸引力和贡献，但是，就论文目前的状况而言，还远远不够。

　　机会难得，我还想说一个困惑：关于反抗的研究路径。前几天跟一朋友聊反抗这个话题，我们都认为到目前为止，对反抗的研究，还是处在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话语体系下，弱者的反抗，人家已经讲了三十年了，我们亦步亦趋学了二十年，还是没有突破。究竟什么时候日常的反抗会转化为暴力的反抗？怎样才能找那个临界点？这当中牵涉的机制是什么？ 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西方的中国专家们以为那是个临界点，可事实证明不是。最近我看了卢晖临老师做的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的富士康调研报告，这组系列报告很棒，让我看到一线工人多个面向的生存状况，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十连跳”应该也是有临界点的，什么是一个人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的临界点呢？今年我在上海一个区级法院挂职，我开始关注拆迁案件，已经做了半年多的田野研究和一些深度访谈。围绕同一个拆迁案件，我希望通过看被拆迁者、法院、区政府下属的拆迁队和信访办四个行动主体的不同反应，来理解被拆迁者的过激反应的临界点在哪里，看看能否规律化。

　　孙沛东，《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