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与劳动

　　我今天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讲毛时代的经济问题。以前我们学习的党史、国史、经济史，都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多么能干，所以办成了什么事，或者反过来，说领导人不能干（犯错误），所以某些事情办得不好，这都是从积极因素进行解释。这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反面加上一个消极因素的解释角度，而这往往是被人忽视的角度。就是说，只要破坏不到一定程度，它不足以阻止那个潜力。

　　毛时代那个制度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投资能力和动员劳动力能力上升两个方面。一是有效地把全社会的经济剩余转为生产投资，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财政的投资能力；二是通过农村基层三级政权的建设使得动员活劳动投入的能力也最大化了，因此毛时代的制度潜力，投资能力的提升是来自于社会革命的成果（剥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对于经济剩余的掌控和无效使用），而动员劳动力的能力则来自于毛时代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执行力的提升也部分地与革命时代根据地动员农民的管理经验紧密相关。


　　（一）如何理解毛时代投资能力的上升

　　毛时代投资能力提升得非常快，对比国民党政权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政府财政总支出72.59亿元，其中用作‘建设费’的仅仅1.75亿元，每年平均还不足2000万元”，与低下的投资形成过程相关，“旧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累计建成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总共不超过人民币124亿元”。这个缓慢的资本形成过程，在毛时代戛然而止，“‘一五’计划时期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实现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11这说明，中国社会可转化为工业投资的潜在经济剩余数量很高，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妨碍了投资的形成过程。问题在于，学术界未能恰当揭示前毛泽东时代投资形成的“障碍因素”，因此把眼光转向毛时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会经济剩余的能力，结果在经济史解释中间形成两种很“权威”的想象力：第一种想象力是关于扩大“剪刀差”的设想，第二种想象力则是集中于扭曲价格体系从而有利于投资形成，这两种想象力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在毛时代的开始阶段，整个社会的潜在经济剩余就数量而言，支持投资的能力与旧社会差距不大，而投资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于破除了旧社会各种不利于投资形成的障碍，其次才是财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因“破除障碍”这个消极因素的消失而获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这个积极因素的上升则是第二位的，因为学术界遮蔽了投资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仅仅从第二位原因出发建立解释体系，必然会过度夸大“积极因素”。

　　把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提升，与政府剥夺农民的力度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这是扩大剪刀差思想的要点。所谓“剪刀差”，就是工业品定的价格越来越高，农业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政府通过这个扩大的差价来提升投资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严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国的工业化投资百分之百来源于剪刀差：


　　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2

　　说到底，扩大剪刀差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体现。有一个叶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毛时代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变动，清楚地显示剪刀差的说法并没有根据：“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这位叶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扩大剪刀差的问题，但他觉得不够，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创新来证明剪刀差存在。他说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得慢，工业的则提高得快，要从这个创新的角度寻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据：“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13叶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经完全有别于剪刀差概念的内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强行纳入剪刀差概念框架进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构成“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话，显然已经是说针对不同的工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确定比价，而完全不涉及工农业产品比价实际上在扩大的这个“剪刀差”概念的标准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对着事实说假话”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先念地设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内，找出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扩张的奥秘，而不愿意扩展自己的视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寻找新的因果链接，因此，就会出现这种完全无视逻辑的怪事。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14

　　在我看来，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并非来源于以剪刀差政策剥夺农民，而是把旧社会掌握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手上的经济剩余，集中到财政手里，然后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换言之，此前地主、富农、资本家从劳动者手里攫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并不少，但是，转化为生产性资本的却不多。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农业投资能力的极度萎缩，甚至到了难于维持牛耕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只有15％的家庭养牛，大多数农民连牛都用不起了。此外，毛时代对于管理成本的压缩也很厉害，在很长的时间内，行政经费的开支占总支出比重都很低，只要把旧统治阶级攫取的那部分经济剩余数量充分集中到财政，再减去较低的总管理成本之后的余额，就构成了庞大的财政投资能力，即使像毛时代那样执行缩小剪刀差政策，可用于投资的余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从城镇非农业销售的粮食数量看，1960年是第一个高点，为631亿斤，1971年“三个突破”之后形成第二个高点，达到800亿斤，把这两个数字与土改后剥夺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的数字（重新分配了43％的土地）相比，显然，硬要说剥夺农民的话，也应该准确地说明是剥夺了农民中间的地主、富农。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的提高和工业品下乡数量的增加，土改后多数年份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占有的粮食和工业品都有所上升。而剥夺地主、富农（后来还要加上资本家）的数量和程度，恰好是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把旧社会那些不投资的经济剩余转为投资，因此，新中国的投资能力上升主要与潜在经济剩余顺利转化为投资相关，而与扩大剪刀差政策无关。与严瑞珍、叶善蓬等人用扩大剪刀差来解释毛时代投资能力不同，林毅夫等人则以扭曲价格来解释投资能力的增加。


　　（二）如何看待劳动力动员和政权执行力上升

　　在毛时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剩余劳动力的有组织的密集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毛时代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特点。刚才徐老师讲了毛泽东设想依托人民公社走出一条新工业化道路，这个我非常同意，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对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力及其效果。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就有了人口膨胀，全社会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六亿人口是我们的资本而不是负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设计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如何充分利用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来加快工农业发展，就成为农村基层组织设计的关键线索。在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增加对于土地的投入，在田间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行“过密化”的应用方式之外（典型的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还在农闲季节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此外，有组织的劳动力还能够方便地与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对接，在1958～1959年两年，以劳动力投入为主修筑了25万公里的公路（1978年总公路里程为89万公里）。在推动高级社之前，1956年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说：

　　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产力。

　　在我的记忆中，到70年代农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干活要超过330 天，这对整个农业发展来说是一块非常大的资源，跟解放前相比，相当于一下子多出4～5倍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后来搞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密植、乡村工业，甚至公共工程，比如修铁路和公路，所需要的人力就大量来自这里。

　　充分动员剩余劳动力，固然是合作化的一个设计目标，如何有效地动员农民的经济剩余顺利转化生产性投资，则是合作化的另一项要求。特别是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增产得不到太多工业投入品的情况下，对于开通农业内部的投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15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政权的管理水平问题。合作化之后可资利用的劳动日增加幅度非常大，这对于推广各种“过密化”的技术措施是很有利的，同时富余的劳动力还为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乃至服务业提供了新的潜在空间，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但是，管理水平的不足对于发挥潜力，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削减和抵消因素。从1956～1958年的农业生产效果看，增产是很明显的，这恰好是基层政权管理水平最低的时期，干部处于学徒工阶段，制度建设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看起来，管理的效果也不能绝对地与干部的经验和素质、制度完备与否，进行简单地因果链接。1956年到1958年，农村管理很混乱，真的是一哄而起，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一步到位地实现了高级社化，而高级社平均规模都是200多户，这是农村管理最粗放的时期。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更早的1951年，山西作家赵树理下到山西省川底村，一个著名的劳模郭玉恩试办合作社不会管理。赵树理告诉他说附近搬来了李老四，他家里有78口人，要郭玉恩去看大家庭是怎么管理的，向那个大家庭学习。16管理层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消极影响，主要出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经验之后的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整个管理层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和破坏（瞎指挥）程度过高，由此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后果。事后回顾起来，农民建立在单干之上的合作有非常高的潜在效率，哪怕是管理粗放仅仅发挥出一部分潜力，就会有宏观上的效果，这是1956～1958年的农业增产所证明的。反过来，假如瞎指挥和破坏带来的混乱和损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管理损害生产的后果才会显示出来，这是1958年之后的状况。相比较而言，只要合作效率超过管理混乱带来的损失，还是可以观察到生产向上发展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恰恰反过来强调管理层的经验和手段的绝对决定性。要是这个想象力是正确的，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呈现出与管理经验上升的同步曲线，而最初阶段因为管理最不成熟，所以最可能是减产的。这个恰好不符合合作化的历史事实，这个观察视野恰好遗漏了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投入潜力，而管理的绩效要与合作潜力发挥程度进行对比才能确定。

　　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是需要给管理演变加上一个时间维度，管理经验和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相关的权能划分和经验积累只能是逐步实现的。哈佛大学教授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中间，提出一个“三重投资”的框架。他说一个企业的扩张，第一要进行设备厂房的投资，第二要做市场网络的铺设，第三要做管理结构的投资，在这三重投资中间，设备厂房和市场网络的投资周期都比较短，投资周期最长的是管理结构的投资，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他以杜邦集团的碳素染料产品为例，虽然杜邦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厂房投资和市场网络建设，但它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把内部的管理团队磨合好，并从此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钱德勒还将这个结论加以普遍化，认为每一个新技术进入市场，差不多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会成长出第一批领导型企业。他的解释是，企业需要10年左右的管理结构的投资期。17从1952年建立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合作化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间经过人民公社的反复，到1962年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恰好也是10年时间。

　　1958年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间除了干部出于自身的私利需要——“吹牛出政绩”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个功能性的客观原因。当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解决。农村有4～5倍的劳动日可以用，其中农闲时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底该由政权的哪一级组织来调配？到70年代尘埃落定之后，农闲时间的劳动力调配实际上多由县政权承担，在全县范围内按照流域地理状况进行水利规划和建设，而且，当时也只有县一级才有必不可少的技术力量，因此，剩余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就在县一级实现与技术规划力量的合理结合。但是在1958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到处发生的“并大社”现象，实际上是省地县各级政权把原来办得好的小型模范合作社强迫扩大，硬性要求公社领导人承担领导责任，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层次搞农田水利，严重缺乏测绘、设计方面的技术力量，最后，严肃的水利规划由领导人进行“拍脑袋”设计。到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特别是大水利的规划，基本收到县一级的政权，由县水利局进行规划。像在我的老家蕲春县，有一个老工程师告诉我：现在的报纸上天天说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差得太远，看看我们当年政府是怎么服务的，全县除了水利局之外没有任何机构有计划，就我们有计划；我们规划设计什么工程，县委书记和县长主动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这才是真正的服务；我提到公社里一个小工程，他说那也都是水利局规划的，我让你们公社的劳动力在家里修就行了，要不然就得跟我到大水利去。他还提到当年本县最大的白莲河水库东干渠工程，半个县的农田都能够受益，漫长的干渠工程穿越丘陵地带需要建设许多渡槽，当时整个国家的工业很不发达，钢筋水泥等物资特别短缺，要依靠上级计划的分配，由于计划物资缺乏，渡槽建设成为最后的“卡脖子工程”，不得不冒险用最“节约”的设计方案把渡槽完工，迄今已进行了4次除险加固，但还是没有把握。

　　70年代与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组织相关的调配职能是这样划分的：县一级政权的党委和政府官员作为指挥力量，与水利局的技术规划力量进行密切的配合，再加上国家计划分配的钢筋水泥等物资，1958年那些很盲目的东西就少了。用后来基层政权中间相对稳妥的权能划分结果，去对照1958年“并大社”的现象，可以解读出省地县的大干部转嫁职责和风险的动机。各级干部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持有一种畏怯心态，同时为了避免自己出错，引发相应的职业利益风险，把应该由上级承担的领导职责，强行对下转嫁，要求早期成长起来的底层合作社带头人去承担那种“有风险的领导职责”，几乎每一个早期合作社的优秀领导人都被地县干部提拔为人民公社社长。因为人民公社的范围足够大，可以把小的河流流域包括在一个单一的公社范围之内，而水利建设规划客观上要求按照自然的地势条件进行“整个流域”的合理安排，这样，大社就具备了小范围的全流域规划的行政条件（但当时文化极度不发达，公社层次往往缺乏最低限度的技术力量配合），而合作社带头人的职业利益风险主要操控在贴近的行政上级——地县干部手里，而地县干部可以从上面给予“保险”，这样，不仅省地县干部自身承担的责任和风险都最小化了，同时在推动一项未知的事业过程中间整个官场的政治风险都最小化了。如果这个分析靠得住的话，那么由于职责和风险到处都是同构的，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1958年那么多省地县干部热切地行动起来，超过北戴河决议的规定时间去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了。

　　在水利建设的各项资源中间，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把农村三级组织建设好之后，可动员的活劳动就太多，相比较而言，工业和技术那条腿非常短，最后成为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到70年代晚期，本县的大中型水利建设都已经完成，需要动员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的项目不多，但是，相关的管理体制和要求还按照惯性运作，没有适时加以改变。在我的记忆中，70年代中期已经很少需要农民去水利工地了；虽然集体农业时代种田的方法业已经过革新，每亩田需要投入更多的活劳动，但由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农民每年出工不超过一百天就可以按照高水平要求种好田了，但大小队干部还要求农民天天出工干活，明明没有多少事情干，我记得农民最痛恨的就是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管理结构较好地适应了动员剩余劳动力的功能性需要，但是在原有的目标实现之后，没有进行适时调整，这是我观察到的农民不满集体的主要方面。

　　第四个观察角度是活劳动密集投入对稀缺资本的替代关系。农业主要依靠活劳动力投入的决策，在整个毛时代国家的决策里面很明确，可以称作“用密集的活劳动投入代替稀缺的资本”。因为有了非常充裕的劳动力，财政对于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大大减少。1956年初廖鲁言代表中央农村工作部向知识分子会议作报告，他对“四十条”纲要作说明时说：

　　国家在财政上、经济上和技术上，也应当给农民以尽可能的支援。但是，国家所花的钱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这几年的情况是如此。否则，如果事事依赖国家，一切都由国家投资来举办，那是国家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其结果势必是推迟这些事业兴办的时间，有的甚至办不起来了，或者是把国家的财力大量地使用到这些方面来，而缩减工业投资，从而就会推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8

　　因为通过合作化把农民都组织起来了，有这么多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国家的财政资金则可以集中向工业投入。在“三五”计划的原初设想中间是要以“吃穿用”为主的，因为与苏联的交恶，叠加了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的影响，国家周边安全态势全面恶化。有鉴于此，国家的投资重点再一次密集投入军工部门：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

　　为此，农业的发展所依托的资源又再一次转向活劳动的密集投入方面，这个思想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毛泽东的决策设计中间。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在19日谈到加强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时，再次强调：“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20“农业学大寨”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支撑点地位，目的也是着眼于节约农业方面的资本投入，要点是以活劳动的密集投入实现坡地改梯田和水利建设，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正是出于战争安全方面的考虑，三线建设在“三五”和“四五”期间大规模展开，1972年之后还在城市大搞人防工程建设，这两个方面的投入实质上是一种“安全成本”：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国家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达到1300亿元以上，占全国投资的42％左右。由于建设项目上得过猛过急，加上“山、散、洞”错误方针的影响，使许多项目难以正常生产，获得利润。一九七六年，三线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增加的产值只有71元，而全国是103元；三线企业每百元产值提供的积累只有14元，而全国是24元。

　　从一九七二年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后，中央、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自筹资金，每年有大约10亿元投入人防工程建设。21

　　投资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安全成本”的变相支出。

　　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和国家间经济竞争的目标，毛时代不仅支持了以美国为作战对象的两场局部战争，还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先后向87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其中亚洲20个国家、非洲4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6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际支出累计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总额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在成套项目援助方面，已帮助68个国家建成1126个项目，为受援国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力量。22

　　其中物资援助主要用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需要，而项目援助则出于扶持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目标。按照毛泽东本人的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富裕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干预能力下降。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下降，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他在1964年7月16日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时说，中国的援助“金额很小，无息贷款，50年到100年还都可以，不还也可以。主要是要你们富起来。你们富起来我们就好了。你们能抵制美国、英国和印度，我们就好了”。23如果说支持两场局部战争中国还是处于一种“防御态势”的话，那么援助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则明显是一种“进攻态势”——试图削减诸强国在弱国的“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力”。

　（三）毛时代的资源配置与企业效益

　　林毅夫等人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

　　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24

　　他们把毛时代的政府想象成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为了尽快投资重工业，就需要把价格机制作为手段来使用，撬动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乃至于经济体制结构。这个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很受世界银行欣赏，他们的书还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奖励。

　　按照市场价格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观点，政府掌握的定价权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向重工业倾斜的手段，林毅夫的观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年中央决策层的看法：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前面说过，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二。……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设进度。25

　　与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模型相反，毛时代政府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恰恰做过“过度扩张轻工业”的事情。以轻工业中间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为例，“一五”计划曾经设想增加180～250万锭的纺纱能力，1953年秋天国家计委和纺织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要求扩大到300万锭，纺织投资因此达到17.5亿元，导致李富春所说的“轻工业设备”“空闲”率的上升。由于农业原料供应增速缓慢，结果纺织机械中国率先出现过剩：

　　我国纺织机械工业生产的产品，不仅装备了国内的纺织工业，而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成套援外，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成套提供外贸出口。建国后，共向亚、非、拉、欧4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供应棉纺设备185万锭，织机8.8万台。

　　中国对于纺织业投资需求的不足，还要从设备的“满负荷”利用上寻找理由：

　　一九八二年，世界主要国家的棉纱产量，苏联为163万吨，美国为99万吨，印度为96万吨，日本为47万吨；这些国家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不到0.1吨。中国棉纱产量则达339万吨，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0.17吨左右，棉纱总产量和棉纺锭的单产都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位。26

　　机器设备利用率的最大化，无疑是单位投资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容易实现，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比较困难，中国以较低的设备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实现年产能高于美、日等先进国家近一倍的业绩，显然，这主要源于计划经济在全国市场产销链条方面的优势，这不仅填补了设备技术方面的劣势，还实现了反超，这也不能完全从工人的积极性和干部的管理能力方面作出“积极解释”。显然，纺织设备的产能提升，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工厂的年产能差不多相当于美、日两个工厂，这也最小化了对轻工业投资的需求，“节约”了大量投资，可以转用于重工业。

　　从统计数字看，重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例由1953年的25.8％上升到1958年的56.2％，此后长期徘徊在50％左右，这是与轻工业设备的高利用率和农业原料增产速度缓慢两个关键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由于财政投资能力很强，在满足了与农业原料增产水平相对于轻工业投资要求之外，仍然保留了很强的重工业投资能力，这才是重工业投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而不是根据政策选择的重点，强行压低轻工业投资的结果。换言之，在农业原料大量增产之前，投资轻工业并不具备条件，这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李富春在1955年就已经认识到了。1979年之后的轻工业扩张政策，也是在配套了原料增产政策之后，才取得效果的，否则投资的增加只能体现为开工率的下降。

　　不仅林毅夫这样的纯理论经济学家说决策上过于重视重工业，一些主管轻工业部门的官员，出于“投资饥渴症”争取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的需要，也往往抱怨不重视轻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林毅夫的观点是与轻工业部门的投资饥渴症相互匹配的，也是与1979年之后中央决策部门人为选定的投资重点转移的宣传口径相一致的。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就说：

　　重“重”轻“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轻重工业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轻工部系统仅增长17.3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但是，“一五”期间轻工业部系统的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是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

　　梁的轻工业投资比重数据小于统计局的数据，差别在于梁的数据仅仅包括由“轻工业部”主管的产品门类，不包括归属纺织工业部等相关部门的数字。1978～1979年的投资方向调整，带来轻工业投资短期内的快速膨胀：“1979至1983年间，轻工共完成基建投资103.36亿元，相当于前28年总投资的60％、年均投资额较以前增加3.4倍。”更为重要的是，它撬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重点的长期转移，这与1979年底中央决策要对轻工业投资实行“六个优先”紧密相关：

　　这个提法最一早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来的，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六个优先原则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重协调起来”方针的体现。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了轻工业以很大支持，当时为抑制经济过热，曾采取压缩基建，减少投资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轻工业的资金，发放了轻工专项贷款。地方上的投资重点也由过去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转向发展轻工生产。27

　　“六个优先”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撬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兴趣转移，调动了中央财政控制之外的投资能力集中于轻工业，梁灵光指出这一次优惠政策撬动的投资转向是长期性的：“在我离任后，基本上已改变对轻工业‘又挤又让’的现象。相反各地争相上项目，争指标。”结果导致轻工业短期内的过度膨胀和企业效益的极度滑坡，毛时代价高利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得到各地政府的重点投资，产能急速膨胀到超出全国市场容量的程度，自行车产量由1978 年的854万辆上升到1984年的2861万辆，手表产量从1351万只上升到3798万只，缝纫机数量从486万架上升到935万架。28作为80年代前期投资重点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纺织等行业，最先出现全行业亏损，这个时期膨胀起来的产能，后来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关企业大多破产，由此导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的普遍下滑，1996年、1997年两年连续出现全国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大于盈利企业的总利润。

　　轻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为6.4％，“二五”时期下降为6.4％，1963～1965年为3.9％，“三五”时期为4.4％，“四五”时期为5.8％，“五五”时期为6.7％。29很明显，轻工业原料增产缓慢，在国家工业投资中间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带来重工业投资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为原料不足， 60年代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纺织原料，重视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生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按照林毅夫他们的想象力，毛时代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必然带来企业效率低下，这个推论与统计数据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毛时代工业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是效益不好，而是经济效益指标高到难于理解的地步。有一个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工学博士，他后来去日本工作，对经济问题特别有兴趣，专门写了本书《刷盘子，还是读书？》，比较中日的工业化道路。他阅读了大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周其仁的文章，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完全不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所以，这些主流学者也很辛苦，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数据，甚至在书中重新制造新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国家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都非常高，是欧美日大企业好几倍。大概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资金利润率终于奋斗到世界500强水平，降低到5％左右。而在1984年企业改革开始之前，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仍然高达14.9％。所以，要理解毛时代的工业化历史，反而有一个任务是如何解释工业企业的高效益指标。

　　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机器设工作时间。1982年中国纺纱设备自动化程度不如西方国家，但单锭棉纺纱能力可以达到0.17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则没有一个超过0.1吨，这意味着中国用比较落后的技术，通过增加机器年利用小时数达到西方先进设备差不多两倍的实际产能。如果再考虑国产纺织设备的性价比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资金利润率的差距有那么大了：

　　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第二代棉纺织、印染新设备，集中了全国纺织工业科研、革新的最新成果，吸取了国外的纺织新技术，同当时的世界先进设备水平比较，并无逊色。

　　还由于国内生产的设备，在价格上能比进口纺织设备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国产棉纺设备的价格只有进口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还不到进口设备价格的30％。这样，就能以同样的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厂。30

　　除了资本充分利用和性价比高的原因之外，工业企业的效益好，还有两个重要的宏观理由。毛时代长期实行产品利润分配上“工大于商”的原则，在产品成本和最终售价的差额中间坚持工业拿大头，也就是说，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最小化了，结果整个社会投入商业的人力物力水平都很低：

　　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3倍和4.6倍，而同期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却减少36.2％。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国家给国营商业（包括粮食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基建投资以及各级上述商业部门自筹的基建投资累计共为25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10，695亿元的2.3％。最高的是“一五”计划时期，为3.75％，最低的是“五五”计划时期，为1.63％。31

　　今天的状况反过来，由于产品实现的困难，在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不仅远高于企业利润，甚至高于生产成本和利润之和，在宏观统计中间体现为诺斯所说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到占GDP一半左右”的情形。另外一个原因涉及工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毛时代工业企业利息负担很低，直到改革之前工业企业承担的利息负担仍然微不足道（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32），这使得银行业很不兴旺，而金融业蚕食工商业利润则是希法亭在《垄断资本》中间指出来的一种长期趋势。宏观后果就是毛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商业和金融业难于分享工业利润，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中间，经济剩余多数保留给工业了。

　　在其反面可资对照的是， 80年代短期内投资过度膨胀，结果使得工业总产能严重超越市场容量，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结果是：1995 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内燃机43.9％；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0％。33这种严重过剩的产能，在两个方面都会降低企业的效益，不仅设备利用率下降会带来直接效益损失，更重要的是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性竞争必然引起多方面效益损失，包括销售价格下降、资金成本和流通成本上升，这些改革后看来难于避免的内部生产环节和外部市场链条上的损失，恰好是毛时代企业高效益的源泉，也是计划经济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巨大促进作用之所在。

　　毛时代的产业结构明显体现了“经济租金的最小化”，经济剩余集中于生产环节，工业的繁荣是与商业、金融业的不繁荣互为因果的。根据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照，“工业增加值率由1985年36.0％下降到24.0％，中间物质消耗和支付给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消耗上升12.0个百分点”，34净产值率的下降是与经济体系中间经济租金的提高、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分不开的，这是毛时代工业效益居高不下的外部原因。郎咸平对于“产业链阴谋”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企业效率的狭隘理解及其视野盲点，企业效益不完全是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经济完善与否所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追问整个经济体中间价值分配的比例，以及这些分配比例是如何在产业链条中间被决定的。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所推荐的改革方案是有着极大偏差的，与这种想象力相关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原本期待增进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效益，但是，依照这个改革方案实施下来的后果是1996年之后产生全局性的亏损，这恐怕是与那种对于企业和管理的狭隘理解分不开的。


　　（四）人均口粮不足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

　　人均口粮不足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方面虽然没有规定全部计划经济的管理框架，但是，却规定了计划经济必不可少的那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多数耕地必须优先用于生产粮食，因此农业的产业结构在达到温饱线之前是难于调整的，经济作物的增产缺乏可靠的基础，轻工业投资规模不能超过较低的原料供给水平；第二，由于多数工农业人口都相对穷困，他们收入增加时会“自动”选择优先增加食品消费，导致食品市场上长期存在有效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态势，逼迫政府选择一种有效压低恩格尔系数的政策：让工人、农民在收入增加时“非自愿”地选择食品之外的支出项目，这其实就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质，这个政策一直要执行到粮食总产量足够全国人口吃饱之后才具备取消的条件，这个时候才会出现食品细分市场的均衡；第三，与食品市场的不均衡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张投资或者工资基金对于食品市场的冲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这导致1958年和1969年两次“权力下放”之后都发生权力上收，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配置也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人地关系对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巨大影响，人均耕地过少，导致几百年来粮食总产量低于温饱线水平。中国大概在1770年前后，人口超过农业时代的适度人口2.5亿，根据吴慧对于亩产量和人均粮食的研究成果，从乾隆十八年人均粮食1100多斤，下降到道光十三年的530多斤。此后人均粮食还继续跟着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人均口粮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后的208公斤左右，这是历史最低点。此后开始逆转和上升，在1980 年前后接近温饱线——人均350公斤的水平。从粮食单产看，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1999年达到5.08亿吨，50年间共增加3.5倍。1949年到199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仅增加3％，而同期每公顷产出则由1029公斤提高到4493公斤，增长3.37倍。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与此同时，粮食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逐步下降，1949年粮食占89％，1978年为80％，1990年为77％，1999年为73％。35人均350公斤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温饱线”，如果没有达到350公斤，耕地就必须优先用于生产粮食，农业就无法突破“以粮为纲”的低级产品结构。在人均口粮达到温饱线之前，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增产所需要的耕地面积是“腾不出来”的，轻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原料基础。

　　对于粮食单产上升的原因，从微观案例看得更清晰。费孝通写了《江村经济》，使开弦弓村在全球学术界中都有很高的地位。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访问时，该村亩产已经上升了惊人的60％。葛迪斯对这个增长有一个分析，他说：

　　开弦弓农户收入的增加显然不低于60％。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惊人的。有理由认为只有合作制才能得到这样的成功。在技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畜力、机械灌溉、改善施肥等，凡此一切都不是个体农民力所能及的。在组织方面的原因，则是有计划、有区别地利用种植面积，有计划地调度劳动力，这些都只有在合作制下才有可能。36

　　在葛迪斯分析的反面，我讲一个小故事。今年我老家那村子修了一条路，大概1.2公里，村民有200多人，一共要出22万块钱。我相信，对全国所有产粮区的农村来说，修路都是最大的单笔投资。这条路对农民确实有点用，但是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改善最为迫切的那些需要来说，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说，我们村子有两百多亩水田，如果修一条机耕路到每块田边，可能花三五万块钱就够了，但这个改善生产条件的重要决策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不用说经过讨论通过了。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村没有一个必要的基层合作组织，那么，合理的生产性投资决策就永远做不出来。我们那个村子离白莲河东干渠不到1公里，如果把支渠清理一下，就可以引水灌田，大概20个工日就可以修通，按农村的工价标准，1500块钱就可以雇人修好渠道，但1500块钱就是没人愿意出，在家务农的劳动力也没有人愿意干。2009年出台水利新政，由财政出钱，用挖土机把干渠全部挖了一遍，每年都有水来，但从干渠到我们生产队的支渠就是通不了，花了很多钱的德政，在我老家的村子硬是没有效果。这个对比很强烈，上级政府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却没有村庄农民最低限度的配合，村庄中间也不是没有钱没有人，但是缺乏必要的组织中介，人力物力无法顺利地“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结果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开弦弓村的亩产量60年代中期就到了1000斤左右，这在全国都是非常领先的，因为地处长江三角洲，地方工业非常发达，先一步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化肥投入。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子的劳动日价格，非常有意思（见表2）。费孝通的解释是，由于人口增加，男孩女孩长大了以后成了劳动力，非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可，不让参加都不行，但亩产量已经接近“临界点”，处于波动状态，因劳动力增加带来劳动日数量越来越多，结果劳动日的单价从0.71元下降到0.48 元。但村子的人均水平没下降，也没有上升，而是处于波动状态。37

　　在全国农村中间，亩产量上升不是同步的，大体上南方水稻产区快于北方小麦玉米产区，到了70年代后期，中部省区的产量也接近费孝通所说的临界产量了，而北方的小麦玉米产区达到临界产量最晚，大体上是在90年代早期。此后的发展是农民外出打工数量逐年增加，南方水稻产区的复种指数下降，下降的粮食总量由北方地区的上升数量弥补，三十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中间水稻的地位下降，小麦和玉米的地位上升。

　　人均口粮的不足，不仅直接影响了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的分配，而且显著地影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其他方面。因为，要保持一个较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城市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求量，而土改之后农民免除了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之后，恰好获得了“增加消费”的机会，在产出没有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加以及由此增加对粮食的消费，构成对城市供应的威胁。这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基础。在城市的市场上，问题也是一样的，由于很多人参加工作拿到了工资，也率先要求增加食品的消费，而这个细分市场上的有效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有一个统计学家叫恩格尔，他提出过一个恩格尔定律，比较穷困的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购买食物的，比如说要用百分之六七十。这就是说，人均口粮不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有效需求”的上升，包括土改后农民消费能力上升和城市工资总额的扩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两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都处于穷困状态，他们收入增加后要率先用于食品消费，结果，食品市场上长期存在着与工人、农民收入上升而扩大的“有效需求”，在农副产品增幅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为了求得供求平衡，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硬性把恩格尔系数压低，这个政策对农村是“统购”，对城市是搞票证供应“统销”，目的都是强行压低农民和市民的食品消费量。这个统购统销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与基层政权的执行力提升有关，否则政府很难与几亿人口发生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均口粮不足确实不能够规定计划经济的全部内容，但是，它规定了计划经济中间哪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用行政手段干预“食品市场上有效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实现按人头配给的方法，客观上压低恩格尔系数，就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也一样存在着人均口粮不足的深刻影响。招募工人的数量如果过大，就必然要增加工资基金总额，必须扩大对农民的征购。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净增加2100万，而从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剧上升了3174万，结果与农民的口粮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个现实情况下，1958年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权力开始上收，上收权力就是从压缩城市和工业人口、工资基金开始的：

　　从一九六一年起，以极大的力量抓了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精减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从一九六○年末的5043.8万人，减为3183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总共减少2600万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一九六○年是263亿元，一九六二年降低到214亿元，减少49亿元。38

　　与此同时，再一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划分权力，管制更为严厉：

　　从一九六一年秋开始，把前三年下放过多的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权限陆续收归中央。……与此同时，物资管理也加强了集中统一，上收一部分物资管理权。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种类由一九五九年的132种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503种，一九六四年达到592种，高于“一五”计划时期的集中程度。国家和主管部门不仅要管一、二类物资，还要管一部分三类物资。39

　　结果是企业和地方政权的权力比1958年之前更小，而在刘少奇等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级别预算权力和计划权力的人士中间，有一个共识，认定地方政府和企业不会善用给他们的权力，而且逮住机会就大搞投资扩张，所以，权力必须上收到中央政府手里。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相一致，全国各省区之间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调度发生困难，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主持省级粮食调度的谈判，由于谈判不容易达成一致，所以，只好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就长期化了，而不管协议内容合理与否，此后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省际粮食调度指标就是这次总理亲自与各省委谈判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谈判成本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灵活性。

　　“文革”批判了刘少奇的“条条专政”之后，实现了计划权力的下放，部分逆转了1961～1963年刘少奇和陈云“退够”时期确立的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格局，结果再次导致投资扩张问题：

　　一九七一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突破5000万人（实际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实际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周恩来指出，要注意狠抓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犯错误。可是，当时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三个突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在一九七二年还有所发展。到一九七二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增加到5610万人，工资支出增加到340亿元，粮食销量增加到927亿斤。为解决粮食销量问题，这一年除增加进口粮外，还挖了国家粮食库存。

　　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食品供给问题带有全国性，也需要进行全国层次的平衡。换言之，这个权力需要掌握在国务院总理的手上，在人均口粮突破之前，地方和企业招募工人数量过大，对于脆弱的食品市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冲击，特别是考虑到无论是什么人掌权都会产生“投资饥渴症”的问题，所以，保持中央政府或者计划部门对于地方扩张意愿的有效干预，似乎也是必要的。看起来，权力下放要与地方和企业的自我约束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引发国务院层次的“必要干预”。至于说周总理的干预没有能够一次到位，这个帐似乎不宜记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头上，调整和压缩的困难不是来自于某种指导思想，而是源于官员的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渴症，这与官员的职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

　　1978年华国锋发起“洋跃进”，这一次的投资扩张是与巨额的引进项目有关系的，结果也引起投资膨胀问题。

　　（1979～1980年）两年财政赤字共达298.1亿元，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由于财政赤字大量增加了，向银行的透支多了，银行两年增发了130亿元的票子，而商品供应未能相应增长，这就不得不引起许多商品价格上涨。一九八○年全年平均零售物价同上年比较，上涨6％左右，其中副食品上涨13.8％。40

　　陈云等人一方面扩大粮食和化肥进口，一方面压缩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但是效果不好。不过，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引发的问题没有那么急迫，原因也在于食品市场的供求已经接近于平衡状态，加上进口粮食和化肥的力度很大，这一次投资膨胀的后果被物价上涨给“充分吸收”了，没有造成很大的震荡和持续的后果。

　　刚才徐教授提到70年代的粮食进口，确实在国内粮食连续增产的年份，进口粮食的政策力度还非常大，此外还大量进口化肥。化肥进口在70年代前期和中期，都是五六百万吨的样子，到分田以后暴增到1000万吨左右，粮食进口数量也在1979年暴增到1000万吨。很有意思的是，周总理先进口粮食，华国锋上台也迅速把粮食进口量翻了一番，1979年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不过政策的力度更是节节放大，看起来，在这个方面有着大家难得的共识。这两项进口政策的效果，都在于提前达到全国性的粮食温饱线。从今天事后的分析看，70年代大量进口化肥和粮食，把实现温饱线的时间缩短了两年左右，也就是说，轻工业原料（经济作物）的增产时间相应地提前了两年时间。

　　80年代，除了原先财政投资这个主渠道之外，也已经开通了“预算外投资”（或者称为“自筹投资”）的新渠道，不久银行信贷又成为另一个“投资渠道”，很快，外资进入中国也成为难于用行政进行调控的投资渠道。短期的后果是，轻工业投资的大幅度膨胀成为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应付的问题，而与轻工业配套所亟需的能源交通项目却无人置问。到了1983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太严重，由此出来的新政策是对投资项目征收基金和建筑税，试图用税收杠杆加以调节：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办法》规定从预算外资金中（地方财政的农牧业税收附加、林业部门的育林基金、中小学校学杂费、企业大修理基金、油田维护费等五项基金除外），按当年收入的10％（一九八三年八月调整为15％），上交中央财政，集中用于能源、交通建设。

　　一九八三年九月国务院颁发了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规定使用国家预算外资金、地方机动财力、企业事业单位留用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自筹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要缴纳建筑税，税率10％。41

　　这两根税收杠杆都没有取得效果，此后，投资膨胀就成了没有笼头的野马狂奔到今天，形成一个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以支出法计算的GDP数字中间投资比重超过60％。

　　换句话说，在人均口粮满足之后，市场的震荡不具有从前那种政治风险，变成可以承受的小问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出台过有效的投资调节政策了。与此相反，由于实际上确立了地方官员升迁与GDP增长率挂钩的潜规则，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为了吸引投资，中央即使出台压缩投资的措施，在执行环节也不可能得到重视，最为明显的就是劳工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都在地方官员的反对之列，借以压低资本运营成本，增加本地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普遍发现需要把自己掌握的政策执行权作为吸引商业投资的交易筹码，政策执行过程中间的极度“亲资本”方式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今天持续的投资膨胀问题，降低了资本需要承担的各种成本，显然就有利于扩张投资的可能性边界。

　　老田，《开放时代》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