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总管的人性本真与异化：乡贤胡乔木（下）

　　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历史曲折前进。思想解放运动大潮在八十年代初出现了洄流。一种人们自己都承认说不清楚的标准，却被钦定为坚持的原则。凡不合自己口味者则被称作“异议”。这时，我的乡贤地位有了历史性变化。他不再是一名普通“笔杆子”、“秀才”，不再是“翰林学士”，而成为官居一品的军机重臣，意识形态的总管，坐上被西方神话中比喻的“魔椅”。他在“文革”中“批邓”的失误，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宽宥。最高领导人的宽大胸襟获得了乡贤“士为知己者死“的回应。老一代的领袖毕竟已经故去。进入晚年的乡贤，人生轨迹起了微妙的变化。

　　最早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他调转风向，对思想言论自由的非难。“文革”十年，专政十载。军师张春桥提出“全面专政论”的命题，颇得领袖晚年思想的精髓，也道出了“文革”的真谛。动乱结束，一股强烈要求批判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争得人的自由权利，首先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像寒凝大地的春华怒发。人们从经典中找根据，从领袖言论中找合法性，搬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做文章。而这，确实是毛思想精彩之处。周扬一出山在社科院讲话，就强调“双百”方针，而每每都加注解“即两个自由”。我对周扬产生好感也是从此时起。虽然，“双百”方针不是法律用语，而是政策，随时可放，也可收，有别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固有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历史过渡时期，人们为了取得思想的合法性，常常利用原有的语言外壳，如同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人们常常利用圣经语言，运载人文主义思想一样。八十年代初，乔木公多次在不同场合申述“双百”方针“不是唯一方针”，对“‘双百’方针是唯一方针”说进行批判。开始，我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有谁说出这样不通的话，认为“双百”方针是“唯一”方针？在文化领域，明摆着还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厚古薄今”……等方针嘛，靶子是谁？乔木公说话善于弯弯绕，后来我才悟出，乔木公是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双百”方针是意识形态领域一项“基本方针”的针砭。“文革”后我痛苦地反思我们祖国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反思个人的人生道路，思想历程，努力从迷信、盲从、个人崇拜的网罗中挣脱出来，努力按照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行事。出于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责任感，我自不量力地写了一篇题为“双百方针简论”文章，对我长期仰慕的乡贤一击。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否定“双百”方针是党的基本方针的观点与倾向，批评了乡贤的一些论点。文章发表在我的好友、评论家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当然人微言轻，很难说这样的文章能起到什么作用，它只是表达一个共产党人、一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良知。同时，它也是表现了我对乡贤态度的变化。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以后我的这位乡贤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次中央召开的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上，他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这个命题。乡贤高擎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确立了他的角色地位。“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是当今世界一种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它可以堵住产生专制主义的门路。在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呜呼，将“自由”加上“化”，冠以“资产阶级”姓氏，就一巴掌打到敌对营垒里去冠冕堂皇的大反特反了。悲夫！乡贤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不是说乡贤个人处境有什么危险，我是指这对中共，对国家、民族。1990年“8·19”事件以后，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有着1500万党员，领导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的共产党——苏共，转眼间曲终人散，垮台了。这是20世纪一件历史性重大事件。它的原因，惹起人们议论至今，众说纷纭。它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有些看法甚至互相对立。其中，作为当事人、历史见证人，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的沉痛反思颇受世人重视。他认为苏共亡党最基本原因是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体系。殷鉴不远啊！

　　紧接着一场震惊海内外对“人”的批判爆发了，“文革”结束后一次大规模左倾思潮回潮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重现了。我们的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的大腕人物一起，执掌帅印，推涛作浪，掀动了名曰“清污”的批判“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风暴。详情且不细说，请参阅拙作《晚年周扬》一书。应该说，以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民主运动为序幕，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起始的20世纪中国继“五·四”以后的另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人道主义的复兴。不同于过去长期被阉割、歪曲，“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人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实现崇高的人道目标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作为有数百年历史的欧洲一种社会思潮，有各种流派、学说，众说纷纭，可谓一言难尽；但它的基本要义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关于人的价值学说。是把人与人的价值放诸首位的观念。是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责任等的学说体系。用一句大白话说，即要将人当人来看待。十年“文革”，十年“全面专政”，“神道”沉重，“兽道”施虐，“人道”泯失。用《白毛女》一句唱词就是“把人变成了‘鬼’”，新时期到来，人们要“把‘鬼’变成人”。于是从1979年起文化界、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兴起了“人性与人道主义热”。这是人民群众从内心发出的对“人”的呼唤在理论上的表现。我在80年发表的《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从理论上给长期被冠以“修正主义”的“共同人性”说正了名。当周扬在1983年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中，举起“人道主义”旗帜，并承认他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的“错误”，这就不仅是他个人的忏悔，也应看作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与过去错误决裂的勇气，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坦荡胸怀。这是九十年代后出现的“两头真”现象的先声。全民上下自发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热”遭到了乡贤等二位的当头棒喝。乡贤写出了《论“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精心之作。这一篇批“人道主义”与前述一篇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篇宏文，无可挽回地证明了他在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角色、作用，他在历史新时期的历史位置，他晚年的悲剧。在20世纪最后一场新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的乡贤，在“自由”和“人”的价值论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有违于时代潮流，有逆于历史前进方向。而他是管领意识形态的人物。乡贤不是不承认任何意义的“人道主义”，他还自称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容纳被“改造”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范围的作用。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人道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因为“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论，最核心的是人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既需要对历史的认识，也需要对世界的价值评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怎么能与价值观不相干呢？当乡贤网开一面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容纳“人道主义”时，只给“人道主义”留下一块有限的地盘；当他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时，关于人的价值学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优秀传统之一完全被排斥在马克思之外了。乡贤完全否定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说这是抽象的人性论的人道主义。他把“人”与“社会”关系对立起来，哪怕你说的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饭要一口一口吃，话要一句一句说。可是，只要你一张嘴说“人”，就是“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而他们理直气壮地批的是“抽象人道主义”而非全部的人道主义！他就是这样“热烈的人道主义者”！

　　问题还不在于观点，“左”的观点并不可怕，怕的是“左”的观点与权力结合。数十年间，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症结在此。在天津，我们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那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探讨》报告时，在准备谈“人道主义”一章尚未动笔前，我提醒周扬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乔木同志有不同看法。”周扬不以为然地说：“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嘛！”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料想到，饱经沧桑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事情居然闹得那么大。意识形态领域对异见上纲上线，采取高压手段整人的一套，“似曾相识燕归来”了。作为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周扬、王若水被选定作为惩治的靶子。培根曾说过，“真理不是权力的儿子”，而偏要用权力来垄断真理的仍有人在。在周扬的那篇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领导人物二人联手，打算以“违纪”的罪名，以“红头文件”形式，采取组织手段对王若水撤职、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只是在胡耀邦阻拦之下，才未能实现。这大概也是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罢黜下台的罪状中的一笔吧？！之后，我见证了一场精心布置的对周扬的批判围攻。作为列席者，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平常讲话轻声细语、温文尔雅的乡贤，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呵斥周扬，像爷爷训孙子一样。我惊异乡贤怎会如此暴戾？难道就因为官大一级就要压死人嘛？！在会上，周扬孤身独持己见，凛然不屈。周扬的形象在我心中高大起来，而乡贤在我心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尊敬的形象坍塌了。

　　到了这年秋天，随着西风起处，在乡贤与另一位宣传大臣策动下，一场以批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风暴，达到了峰巅。对“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上纲是“政治问题”，戴上“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大帽子，发展到了以组织行为开展了一场“清污”运动。结果是周扬被迫在全国人民面前作留点面子的“检讨”，以至数年后郁郁而终。王若水受到党内除名、撤销职务的迫害。“板凳要坐十年冷”，我在那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坐了十年的一半、五年的冷板凳，看来是从轻发落了。

　　乡贤发表了那篇宏文以后，以为大获全胜，凯歌行进了。然而历史无情。事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如今，谈“人”色变的日子已不再。“以人为本”成为举国上下的无比强音，“以人为本”的观念已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权”观念，已被合法承认。“保护公民人权”已写进国家根本大法，写进中共党章。虽然，纸上写的，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但与25年前相比，已经又是一个天下了。我的乡贤若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那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在25年后，它的意义远比之当初看得更清楚了。它不仅是总结过去，它是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确立与置换问题。将人的价值放诸首位，这是万事之本，没有这一条，什么“改革”、“开放”，什么“小康社会”，什么“和谐社会”，什么“科学发展观”，一切的一切都谈不上。

　　好像读过一篇王蒙兄写的回忆文章，记不清是回忆胡乔木还是周扬，记下了这么一个小场景：一次会议，周扬坐在主席台上，胡乔木在一旁悄悄地对人揶揄他：“还颇有点日丹诺夫气派”！说到日丹诺夫，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好像都未曾谋面，但是肯定对于他们俩人都有深刻影响。何止对他们二位，对于一代中国文学艺术界人士都难以忘却，因为“进城”前后，文艺界曾学习过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日丹诺夫的作为，恐怕也是尔后中国文艺界历次大批判运动的渊源之一。二战后，日丹诺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也是苏共意识形态的总管。他用苏共党的决议形式，对两本文学杂志加以惩治，粗暴地批判作家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和诗人阿赫玛托娃，用污秽语言辱骂这位女诗人。他大批所谓“世界主义”、“颓废派”，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领域横扫一切。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生前绞杀文艺的最后一名刽子手。虽然有人认为日丹诺夫这样做另有隐情，他还是懂文艺的，他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都曾有好感和照顾；他是讨好斯大林，看斯大林眼色行事。若是果真如此，日丹诺夫也许显得更卑劣。我想，若论地位与影响，胡乔木与周扬不知哪一位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的日丹诺夫”？周扬官运乖违，几十年一贯制，从新中国一诞生到他离休，始终是“副部长”，只是最后定了一个“正部级”顾问作为安慰。

　　八十年代末，乡贤去了一趟美国，到大洋彼岸访问，在各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问得多好啊，这由胡乔木先生嘴里讲出来能不觉得怪异么？原来乡贤是说给洋人听的，你们不是说我是“左王”么？！


　　人性的本真与异化·故乡·时代

　　乡贤毕竟是文人，他有和文人相通的一面。八十年代，他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接触，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延医送药，颇有诸多感人之处，年届高龄，怀旧之情日增，与当年同窗季羡林、钱锺书等时有交往；他曾登门拜访过施蛰存、张岱年、冯友兰、朱光潜等名家；为聂绀弩诗集作序，为沈从文解决住房困难；他与文学界后辈王蒙、陈祖芬等结为忘年之交，甚至枉驾琴岛看望青年诗人舒婷而吃了闭门羹。凡此，显示了一位蔼蔼可亲的老人形象，自然流露出人性本真的一面。乔公去世后，一些人写了悼念文章，缅怀彼时的美好情谊。可是，同样是知识分子，若是被他视为“异己”者，触犯了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作为政治家，与中国以往历史上言论权力拥有者一样，便会对之进行压制与打击。笔不留情，手也不留情。王若水是乔公颇为赞赏有才华的理论家，但是他不服于压力，在乔公宏文发表之后，仍然写出《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答辩文章在港岛发表，便被追查与“地下组织”有无联系，最终被革出教门。一位正直的新闻界元老胡绩伟，只是坚持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看法，被胡乔木蛮横地指责为“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对胡绩伟进行组织处分，“批一通，赶出门”。至于后来胡绩伟发展了自己论点，基于人民至高无上，人民高于党这个常识，提出“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个论断，则更难为乔公忍受，在“清污”中，对王若水、胡绩伟“收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全国典型来批判。

　　对于故乡，对于盐城，乡贤有很浓的情愫。北京有一个“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由曾在盐阜地区工作过与盐城籍人士组成的咨询组织，乡贤作为党的领导人屈尊俯就“名誉顾问”，而且实际参加活动。我也忝列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有时见面，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只是远远颔首。乔公将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盐城市图书馆。乔公逝世后，盐城市图书馆在其广场建立了乔公的塑像，1997年举行了揭幕仪式。我这几年虽然有多次回乡的机会，但至今仍未有缘前往瞻仰。今年是我母校盐城中学建校80周年，去年底母校负责人来京与在京校友商量校庆活动事宜，我建议他们可仿效国外一些学校在校园内建杰出校友的塑像。乔冠华无疑是我们校友班头，若是在校园中建他的塑像，我乐观其成。当然，这位小乔木也非完人。在他的夫人章含之笔下与他战友我尊敬的张颖大姐笔下的晚年乔冠华，颇有差异。不过以我所见，除了1973年毛指派江青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批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将小乔木“扩大”进来，乔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外，其它事，在那种高压形势下均可以理解。小乔木对他在会上的发言，后来一再向总理认错，作为终身受总理器重、培养的人，这一点在道德上有亏。但究竟说了些什么，章含之、张颖都没有掌握，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了，这一点不妨存疑；但乔冠华毕竟是性情中人，他那张著名的“乔冠华在联合国大笑”照片，很有感染力。我是喜欢小乔木这位学长的。


　　淮东大地，平畴千里，湖河纵横，蒹葭苍苍。春临，杜鹃声声，金灿灿油菜花无际无涯；入秋，渔舟唱晚，“芦花翻白燕子飞”。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平静。魂兮归来，“盐城二乔”在外面绕了一圈，如今倦游归来，大乔木塑像矗立在盐城图书馆广场，小乔木故居在东乔村开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奋发有为，走出故园，在大时代中发挥了他们聪明才智，报国为民，建功立业，这是时代的造就。到了晚年，大乔木在那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生高位上，却对时代潮流起了若干负面作用。作为晚辈，我对这位乡贤不胜惋惜与感伤。这同样是时代局限性的投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力太沉重了，太深厚了！

　　（2007年12月草于北京，2008年1月修改于洛杉矶）

　　（作者系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作家、研究员）

　　顾骧，《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