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乔木称赞一篇小说说起：乡贤胡乔木（上）

　　从对一篇小说的评价说起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1985年早春，文坛上流传一则消息，说我顾某人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推荐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传到我的耳中，令我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时正是乔公一生春秋鼎盛，身居中央意识形态总管的高位，手持尚方宝剑，一篇《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宏文铺天盖地，不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全文转载，而且书印三千万册，钦定为高校学子必读教材。一时吹谀之风蜂起，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理论上重大突破”，反正高帽子不必花钱。在此时，我若是真有上书言事之举，不是明摆着趋炎示好么？而这时，正是周扬同志身卧病榻，我的好友若水遭整肃受查办之刻；若传言确凿，我的人格何在？人品何堪？

　　事情不难弄清楚，一个电话给维熙，就把经过弄明白了。正像维熙在这篇文章中所述，乔木同志给他写信，谈读了他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的感受，还特意注明，读作品多少也是由于我的评介引起的。乔木同志写于2月16日的原信，在维熙文章中作了披露：“维熙同志：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动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的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乔木同志是读了我公开发表的评介文章，但他语言简约，理解上有可能发生歧义。“评介”也有可能是面述，也有可能函荐。误会也非无因。事情既然清楚了，我就再也未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乔木同志对维熙这部作品的称赞，颇耐我思索。


　　我这篇评论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

　　那时，阎纲兄主持《小说选刊》，他虽然无总编、主编的名义，但确实是里里外外，拳打脚踢一个人在经营，当然还有肖德生协助，后来分配来一位大学毕业生李敬泽打下手。一天，他给我电话，说刊物下一期拟选载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头题；准备同时配发一篇评介文章，要我来写。

　　我说，作品我还未读过呢。

　　他说，马上派人将作品送去。相信你会喜欢的。

　　以我与阎纲的默契，我应承了下来。他告诉我下一期刊物稿件已全部下厂，留两页三千字篇幅给我，三天内交稿，悬版以待。作品读后颇感意外。这部作品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不是枝节上毛病。这部作品写两个“右派分子”在劳改过程中的恋爱悲剧。一个大学西语系学生，一个医学院学生，男的名范汉儒，女的名陶莹莹，一双“右派”，两个知识分子，在“大墙”内共患难，产生了生死恋情。但在二人被释获得婚恋自由之时，范汉儒却决然了断与陶莹莹的情缘。原因是获知陶莹莹被打成“右派”后，曾试图潜越国境，泅游界河。被范汉儒称为“受难的维纳斯”的陶莹莹，是一个忏悔的形象，她自认是犯了“叛国罪”，她是“叛国犯”。而范汉儒认为：哪怕是犯了杀人罪，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陶莹莹万劫不复。这里作品将“祖国”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权力架构概念混同了。祖国是什么？是生我育我的大地、山川、森林、草原、海洋，是久远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是与我们血脉相连、呼吸相通的生命摇篮，是乡亲邻里，是风俗人情，是幸福与痛苦，是回忆与梦想，它与我们生命每一根神经相连。祖国是历史范畴，是文化体系，是价值观念。祖国至高无上，对祖国的感情神圣。怎么能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苛政、暴政的逃离与反抗，称作“背叛祖国”呢？既不是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也不是投靠外国而出卖本国利益，怎么能称作“叛国犯”，犯了“叛国罪”呢？“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氏遁入日人使馆，亦未闻后世史家称之“叛国”。须知，人民受难之时，也是祖国蒙羞之日。怎么能将范汉儒乖常的愚忠，当作“崇高”行为呢？这种概念上的逻辑混乱，也曾为白桦兄带来灾难。他的《太阳与人》中不是有一句著名台词：“祖国我爱你，你爱我吗？”就被一些人抓住辫子，施以拳脚（后来我方知道，这里被人做了手脚。白桦剧本原文是“国家”，被刀斧手们调了包，改为“祖国”拿来批判）。这也表明，长期“左”的思潮在我们心理上的淤积，自拔是何其艰难啊！我们这一代人免不了像胡风先生所言，浑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后来维熙兄对这部作品已有反思，还写了文章总结。当时我犯了难，文章怎么写？推辞不写已来不及，那时通讯联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时找不到阎纲。交稿时间只剩下一天，文章不写，刊物必然要脱期。只好勉为其难，敷衍成篇。作品的问题点到了，可是观点不鲜明，态度暧昧，语言委婉，问题未说到位。我自认为这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一篇失败之作。在我后来所有的文集中都未收录，资料都未留存。可是我这篇失败之作却引起乔公对这部作品“崇高意义”的赞赏。更令我思索的是乔公对我这个小人物关注的目光。因为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事发生。

　　在这之前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白桦新作，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白桦真是有才啊，他愣是把一个老故事翻出具有现实启示价值的新意来。“卧薪尝胆”已成为一句国人皆知的成语，故事一再被收进中小学教科书，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戏剧家曹禺还写了一部《胆剑篇》，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激励世人。白桦续写了后半生的勾践，“破吴归”的勾践。勾践取得了胜利，掌握了权柄，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王位，就转而改变亲民政策而镇压人民。他杀功臣，囚禁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勾践可谓是中国“烹狗藏弓”第一人。勾践是历史上封建开国之君的艺术典型，从吴越春秋到天国春秋，有着一条共同的历史轨迹。戏演出后，评论界、新闻媒体一片沉寂。有人担心，这又是一部攻击“君王”的戏，作者又是白桦，而那场批“苦恋”的硝烟还未散尽呢。白桦老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一点不懂中国“国情”么？在中国是可以骂皇帝、骂君主的么？在有皇帝的年代，骂皇帝罪犯天条，杀无赦；在形式上没有皇帝而有总统、委员长、主席的年代，同样骂皇帝遭忌。不是早给你打过招呼：“劝君少骂秦始皇”么？哪怕你是中国头牌大诗人，也容不得你放肆。你难道不知道，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那场大戏，序幕就是批那个骂皇帝的海瑞开锣的啊！你自己被批的《太阳与人》（即《苦恋》），不就是因为在“红太阳”上做了文章么？

　　在此期间，白桦、王蓓伉俪一同来京，我们几个朋友小酌相聚。席间，《戏剧报》编辑约稿，我一口答允。这是我自愿的，我已看了戏，这是一出鉴古知今难得的好戏。文章以《史笔·哲理·诗情》为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抓影射，就像是高悬在历史剧头上的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文革”十年，从“海瑞罢官”到“三上桃峰”，“影射”与“文革”共始终，一想到“影射”，不免令人惶悚。抓影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索隐法，是我国封建时代从东汉的谶讳神学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所惯用的方法。我在文章中还特意写了一段，在正常情况下，作家不应搞不科学的比附影射，随意剪裁历史；读者也不要去牵强附会地寻找作家影射之笔。为了写那篇短文，我还翻阅了《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正野史籍，感到这出戏基本情节、主要人物都有历史记载的依傍，我心里有了底。我力陈古为今用与影射的区别。可是，我文章中吁请免抓影射的微弱呼声，丝毫也起不了作用。有政治嗅觉特敏锐者，从白桦的戏中闻到了异样的气味。有的人看到了文艺作品中颂扬圣主明君，则大放宽心；若是一旦捕捉到咒骂昏君暴君便会立刻竖起警觉的耳朵。南方某市以该市社科院的名义，向最高意识形态领导层递送了一份“简报”。（顺便说说，“简报”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上世纪五十年间，“简报文化”连接着中国政治风云变化，常常是波谲云诡政治风云变幻的引发点。比如，被领袖称作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序幕、与林彪摊牌的1970年的庐山会议，是由那份“2号简报”，也就是“华北组6号简报”作为导火线的。在扳倒了刘少奇、林彪之后，又来敲打周恩来的信号，是那份被领袖斥为“屁文件”的1973年外交部《新情况》153期“简报”。）某市社科院的这份“简报”，用春秋笔法，摆了两方面材料：一方面是港台海外言论，绘声绘色论述勾践是影射某某，以表达“简报”作者的“潜台词”，白桦是“恶毒攻击”；另方面是“吹捧”言论，点了两个人，两篇文章。其一是我顾某人，另一是文化部艺术局长方杰，他的文章发在《人民日报》上，他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的爱将。

　　乔木同志在看了这份“简报”后，发出的一句诘问：“顾骧也写了文章？！”我无法破译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本人未直接耳闻。这是时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我的好友郝某某向我转达的。

　　乔公注视的目光，是前辈乡贤对我这无名晚辈的“关照”？


　　“红墙有幸亲风雨”

　　乔木同志是我同乡，而且是小同乡。

　　有些初见面的朋友，常常会问起我的家乡，籍贯。我则答曰：“江苏盐城”。对方往往会连带道出：“哦，与胡乔木同志是老乡。”我会立马跟上一句：不敢高攀，不敢高攀。我忌讳那种借名人以自炫的“月光效应”，但是与乔木同志是老乡一点不假。在我们家乡刚刚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我还是儿童团的年纪，就知道我们“盐城二乔”胡乔木与乔冠华了。乔木同志老家张本庄现属盐城市盐都区，乔冠华同志老家东乔村现属盐城市建湖县，我的老家现属盐城市阜宁县。一个地区，相隔不远，都是大户人家，扳手指头叙叙，说不定七拐八拐，还有点沾亲带故呢。打我参加革命起，就听老一辈人说，我们盐城在共产党内有两位名人，两位才子：大乔木与小乔木，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说的南乔木与北乔木，不知为什么家乡人当时称之为大乔木、小乔木？是比照三国时代“江南二乔”，因与名人孙策、周瑜联姻，称为大乔、小乔而来的？乔木同志比乔冠华同志也就年长一岁，成名时间相近，可能乔冠华还略早几天于胡乔木。从1939年起，乔冠华以“乔木”笔名撰写的时事评论便已经风靡香港与南洋。毛泽东将“乔木”之名断给胡乔木的断名案，是否有点偏心？解放战争时期，我曾被调往范长江为校长、恽逸群为副校长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二期）学习，教材是华中新华书店编印的一本《新闻工作文献》，内收列宁论编辑工作，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等文章，此外，还收有胡乔木的一篇谈新闻写作要简短的文章，标题用了“短些，再短些”五个字。谈新闻写作要短小，配上这短得不能再短的标题，真是令人叫绝。我对这位乡贤的才华佩服不已。直到近四十年后，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谈了些文学要与生活贴近等陈旧的话，用了一个“近些，再近些”的标题，自以为是得意之笔，其实是从我这位乡贤的文章衍化而来。几十年了，这位乡贤文章在我心中积淀着。说实在的，以我浓厚的故乡情结，加上对“清华才子”、“苏北神童”二乔才情的景仰，打小就对大乔木、小乔木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到了1951年，改了朝，换了代。那时朝鲜半岛虽然还在打仗，但国内战争基本停息，受了二十多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四海升平。那时物价稳定，人民安居，吏治清廉，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适逢建党30周年大庆，《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文章，实际上是官定的简明党史，中共第一次正式公布的党史。五十年代，我在大学里讲授中共党史课程，这是基本教材。我那时在苏南一家报社工作，记得报纸用几个版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大概全国名地报纸都是这样办理的。这一下子胡乔木的大名陡地飚升。据说，这篇文章本来准备署刘少奇的名，是毛泽东决定把胡乔木推到国人面前，名扬四海。这篇文章以胡乔木署名倒也顺理成章，实至名归。不仅文章实际上由他执笔，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也是参与起草。我的这位乡贤，对他作为党史研究专家这点看得很重。他在语言文字、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方面均有造诣，而在中共党史方面着力最多。他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职务时，自己填写的专长是“党史学者”。他被毛泽东相中，到了领袖身边，襄赞枢机，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毛编校《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书（以后又有一本《六大以前》）为他打下党史研究的根基。这两本书非同小可。遵义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呢？端出来火候不到，暂且按下不表。到了1942年，在陕北站住了脚，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要算总账了：开展整风运动。在这之前，党内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毛泽东端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问题。王明不干了，称病罢会。于是，毛想出一招：编书，口说无凭，有书为证。这一下子两条路线一目了然，大家信服。经过整风，经过“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出来了，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最终正式确认了，“毛泽东思想”提出来了，“毛主席万岁”喊出来了，《东方红》唱出来了，毛泽东像挂起来了，一轮红日从陕北冉冉升起来了，一个对共产国际教条的神话打破了，另一则神话则影影绰绰地向我们走来。我的这位乡贤，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红墙有幸亲风雨”（胡乔木自述诗句），伴君终身，厮守到老。他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抛弃，更不可比拟田家英维护人格独立而自全，甚至不似陈布雷受不了士大夫良知的煎熬而捐身。虽然君臣相处中，也有被冷落、被责备的时刻，不过夫妻过日子还有红脸的时候呢。“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似乎在他身上难以察觉。（可参见《七十述怀》）

　　乡贤一生，若论其功绩，莫若协助领袖编纂、整理、出版领袖著作为最。其实，这与党史研究、著述是合二而一的事。过去不是说，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么？他终身担任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赢得了“党内第一枝笔”的美誉。过去人们读宏文四卷，那些对中国社会、阶级、历史的分析，对中国革命战略配置的构思，对中国革命走向的预测，尔后，无不一一被验证，读其书几疑为神人。近年来，历史透明度与党内外人士知情权都略有增加，当人们从尘封的档案中，发现个别文章的原始发表文字与现公之于世的经典有较大出入，面貌有异时，怎不令人惘然。同时，也不由得不惊佩协助文字整理的“党内第一枝笔”真是“生花”的“妙笔”啊！

　　我中华第一枝笔是两千多年前的董狐笔。“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如椽铁笔，秉笔直书，而绝不曲笔阿世的优良传统，赢得千古传颂。那是永世长存的“第一枝笔”。

　　五十年代初，我由江苏奉调北京，供职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是胡愈之，副署长有叶圣陶、周建人等几位。胡愈老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副主席。与出版总署并立的新闻总署，署长便是我心仪已久的乡贤胡乔木。那时，我心犹难甘的是，为什么在民主人士领导下工作，而没有在乔木同志麾下？

　　年光淹忽，岁月如流，我得缘与乡贤结识已经是那以后二十多年的事了。1979年早春，我因参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与部分文件起草工作，住颐和园。每日清晨，在公园未向游人开放之前，我们都喜欢沿昆明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观宿鸟起飞，赏湖水波漾。一天，我正和冯牧同志同行，默涵同志陪乔木公迎面走来。默涵、冯牧都是我们起草组负责人。乔木公那时也住颐和园休养。默涵同志将我介绍给乡贤，还说了一句：你们是老乡。算是认识了。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乡贤有何垂询，我是如何作答的，都不记得了。我这个人，凡是遇到位高权重者，本能地缺乏结交的热情与主动，潜意识存在着避免攀附之嫌。虽然乔木公已为我私心仰慕数十年。

　　那时，我对乡贤的敬佩日增。因为在那一年春天，他在中宣部碰头会上，提出对两个命题、论断要重新审议，实际上持否定看法，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接着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四次文代会报告时，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与“文艺为政治服务”被称作方向的口号、命题加以否定。这些已被证伪或早已过时的理论、命题、口号，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人们不再理会了。而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这些可是“铁的法则”啊。乔木公之言，对我有着振聋发聩之力。（未完待续）

　　顾骧，《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