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丢失政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近20年来，对苏联解体、苏共亡政、东欧剧变的研究汗牛充栋。有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疏离说、腐败亡党说、“斯大林”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三大垄断”说、戈氏葬送、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将苏联解体归咎戈尔巴乔夫，引起共鸣似乎最强烈。2011年3月1日，中国社科院（CASS）发布了一本新书，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得出结论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不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当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的腐败。其观点值得商榷。

　　2012年5月3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颁发圣徒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勋章，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奖赏。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归咎戈尔巴乔夫，不光俄罗斯，整个前苏联的民众都不会赞同。苏联解体、苏共亡政、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崩塌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

　　本人认为，庞大苏联帝国倾刻崩塌、苏共亡政、东欧巨变的主要原因：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

　　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在“胜者王败者寇”的马克思唯物斗争的思想意识影响下，苏共成为执政党以后，没有实现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仍然用革命党的意识观念、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不讲科学与民主，唯我独尊，种下苏共亡政，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及其阵营祸根。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凭借所掌握的无限权力，全然不顾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当具备人权、民主、法治、珍惜生命的人性思想意识、权力的合法性、决策的程序性、行动的规范性。在镇压反革命中滥杀无辜，造成全国一片红色恐怖；出尔反尔地对待立宪会议，直至以武力驱散立宪会议，表现出苏共那种藐视法治的恐怖、专制主义倾向。

　　列宁把考茨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权力，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把官僚机构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彻底地予以否定。认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叛徒”，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攻击。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这一命题，反驳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斯大林模式当然是斯大林构建的。但错误体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很大程度受到马列唯物斗争的思想，列宁遗留的“以党制国”的制度结构影响、或制约所构建的。斯大林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他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革命惩罚之剑”。斯大林领导的“党是从来不犯错的”，在党面前个人和团体只有服从的义务。任何质疑和不信任都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恶意，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上升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紧张气氛。以便砍向所有敢于违背其意志的个人和团体。甚至扩展到无产阶级了，强制民众绝对地“俯首帖耳”和充当统一机器上的“螺丝钉”，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甚至超过沙皇专制。以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也被随意剥夺，给苏联人民和民族带来灾难。

　　庞大苏联帝国倾刻崩塌、苏共亡政关键原因：就是迷信“胜者王败者寇”丛林法则的马列唯物斗争哲学，抛弃民主宪政，建立“以党治国”体制。由于缺乏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政党，苏共就缺乏忧患意识，缺乏自我更新和改革，以停滞改革求稳定，走上腐败变质道路。苏共亡政是几十年来问题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正如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年的祭日认为：苏共亡党是长期“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所导致。

　　1928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后，斯大林在执政期间，迷信“胜者王败者寇”，为巩固权力和领导中心，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大规模“肃反”、“清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采政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先后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建党元老、开国元勋、政治对手进行大清洗，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

　　同时，固化“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从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员干部队伍中扩充自己的班底，形成了享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各种制度化特权和非制度化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下，就会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进行“三垄断”，势必出现官僚机构，产生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苏共从斯大林时期，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仅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苏联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供应网络，领导干部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等种种特供商品。

　　正如叶利钦所指出：“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二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第一书记想权力谋私是太方便了。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讲是个好东西，只是不属于人民大众，只属于那帮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党员干部，他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警有警、要颂歌有颂歌，可以提前享受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按需分配，从而造成民心丧失。

　　在高压统治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如索尔仁尼琴等不同政见者，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社会政治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获取利润。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

　　特别是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人民敢怒不敢言，只有默默地忍受和祈祷，祈祷这个腐败的政党早日垮台。“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尽管拥有推进改革、提振民心、走上民主宪政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他们“胜者王败者寇”的马列唯物斗争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体制的受益者和守成者，打天下是为了得天下，坐天下守天下，江山永不变思维下。要么改革不彻底，要么放弃改革，禁止改革，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从而将“党化国家”体制不断推向固化和极化的境地。

　　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的“维稳主义”执政18年间，没有反极权、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拒绝改革。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获取利润，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改革被利益集团所绑架。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为口头上说的东西，更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形成更高度集权的特权官僚制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的“党化国家”。越是大拆大建，窃取公共利益越多，民心流失越明显，最终走向帝党和官僚腐败党，。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苏共的民心、官心和党心加速流失。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党再强大也是党，不是国家。苏共的官僚腐败不断消耗完了列宁建立苏联国家时，或斯大林保家卫国期间的民心红利，不断消耗苏共的民心、官心和党心。特别勃列日涅夫统治“维稳主义”时期，抗拒近二十年的改革。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

　　正由于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抱着个人私利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党的大小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把人民财产转移到个人腰包，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

　　到了1980年代中期，留下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苏维埃政权，，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但已经来不及了，苏联人民这时已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危机已全面露出。改革已经晚了，任谁都无法改变苏联解体、苏共亡政的命运。

　　当宣布苏共解散时，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最后为人民所抛弃。由此可见，苏联解体深层次原因是就是迷信“胜者王败者寇”丛林法则的马列唯物斗争哲学，抛弃民主宪政，建立“以党治国”体制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系统长期缺乏内外互相制衡，缺乏竞争，权力和权利不能制约，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有生无克，物极必反，由好变坏；缺乏内、外的物质、信息、能量的动态交流沟通，系统就会转化为封闭系统或半封闭系统；系统新陈代谢出现异化，致使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免疫力功能衰竭，缺乏活力进入老化状态，从而难以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逐渐衰弱瓦解，盛极而衰。社会就会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最终，出现混沌理论“蝴蝶效应”（在巴西一只蝴蝶翅膀的拍打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产生一个龙卷风“蝴蝶效应”），叶利钦振臂一呼，庞大苏联帝国倾刻解体，不稳定的封闭系统自动瓦解，转化为新的系统状态。

　　注：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尤德才，共识网 2013-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