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十年前开始收藏中国古董，明尼苏达州的戴维·杜威(David Dewey)已经向他喜欢的一些博物馆捐赠了许多藏品。除了家乡的艺术研究所，位于佛蒙特州的明德学院——他学习汉语的地方——也得到了他的捐助。
不过他说这种乐善好施的日子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博物馆多数都要照章办事，只接受他们能接受的物品。
“他们就是不肯要——不能要，”杜威先生说。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阿兰·M·德尔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作为一个古董藏家，他急切地想要出手1990年代初从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的一口埃及木棺。但是他说现在这件东 西在手上被套牢了，因为拍卖行在接受委托时的政策比以前更紧了。
“我没法给出凭据证明东西是什么时候被带出埃及的，”德尔肖维茨说。
这场波及全美的劫掠文物交易大清查给古董藏家们带来了困扰，他们无法出售或捐赠手中的文化瑰宝，只能任由它们堆在自家的屋子里，或者展示柜和库房中。
如果一件物品不能出据1970年以前的档案记录，博物馆通常就不愿意接手了，这个时间是由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定的，绝大多数机构都采纳了该协会制定的准则。正在试图追讨散失海外文物的国家，对这份2008年起草的准则赞赏有加，而希望在自然 环境下研究这些文物的考古学家也是支持的。不过，这种突然之间的转变，导致古董被困在藏家手中，按他们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若干年前真心诚意地从信誉良好 的交易商手里买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美私人拥有的古希腊、罗马以及相关地区的古代物品中，不符合大多数博物馆要求的，多达10万件。
“文物在自证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曼哈顿中国艺术品和古玩交易商詹姆斯·J·赖利(James J. Lally)说。
藏家和他们的支持者预言，由于无法将一些重要的文物捐赠出去，博物馆、文化学者以及这些文物本身都将深受其害。文化政策研究院(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律师吉本(Kate Fitz Gibbon)3月在一个论坛上警告说，博物馆一直依赖藏家的慷慨馈赠，他们会渐渐发现这些准则是一种“自己服用的慢性毒药”。“听上去可能有些危言耸 听，”她说：“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能就不会有下一代的古代艺术藏家、捐赠人和资助人了，至少美国不会有。”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 吉本女士过于夸张了。
“古董收藏的破坏作用远甚于保护，”以全球艺术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波士顿大学考古学教授里卡多·J·埃利亚(Richardo J. Elia)说：“劫掠这种行为是在艺术市场的驱使、支持和需求下产生的。”
客户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
几百年来，收藏家一直对艺术品味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出于虚荣、漂亮、利益还是兼顾以上几点，他们的收藏是博物馆的重要支撑。然而，古董交易的源头，是一次偷盗行为：将文物从它的原所在地移出，拿到另一个地方去——在这里就意味着送到博物馆，为学者和公众提供方便。
不管这种行为被赋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看来都渐渐失去了作用，古董藏家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邪恶交易的受益者。
藏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尤其不该把几十年前——一个文化敏感度跟当下有所不同的年代——的旧账翻出来，说成是冷血无情的恶棍在进行非法的掠夺。
“即便是缺乏历史档案的物品，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走私或偷盗来的，”为古董藏家和交易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纽约律师威廉·G·皮尔斯坦 (William G. Pearlstein)说：“有的所有人就是没有保存好物品的记录而已，这些物品对他们来说跟家里的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分别。”
考古学家对这种天真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藏家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很清楚物品的来历与价值的关系，不大可能把重要的文档随手乱扔的。
“如果没有了来历，就无法确知一件物品最初是不是通过非法或破坏性的途径得来的，这一点藏家心里清楚，”曾任剑桥大学非法古董研究中心总监的考古学家尼尔·J. 布罗迪(Neil J. Brodie)说。
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针对古物劫掠问题的公约，后变为国际议定书，相关的交易准则自此一直有收紧的趋势。几年前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以及其他一 些机构在一些重大收购项目中爆出丑闻，最终导致博物馆馆长们开始制定新的政策。他们强烈建议博物馆，一旦物品无法通过1970年这条线的考验，或者没有物 品原所在地专家的认可，就不要购买或接收。
在拍卖方面，藏家和他们的支持者都认为，全国最大的两家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在这些年已经收紧了政策，尽管如此，苏富比目前还是因为一尊十世纪的高棉雕塑和柬埔寨发生了纠纷。
古董交易商说他们的客户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曼哈顿画廊主、鉴定师兰德尔·海科森博(Randall Hixenbaugh)说，他见过一个捐赠者虽然手续齐备，但还是被一家博物馆拒绝了，因为他给出的文件里缺一张1970年以前该物品在美国拍的照片。 “初衷是好的，”他说。“博物馆不想买来历可疑的东西。但是它给那些在这里待了150年，一直没有建立相应档案的东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许多年前，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文化政策研究院做过一次美国藏家和博物馆的调研，据他们估算，全美约有111,900件出自希腊、罗马、伊特鲁里亚以及相关文化的古物掌握在私人手中，并且是“来历不明”的。
研究院院长阿瑟·A·霍顿三世(Arthur A. Houghton III)说，一旦被博物馆拒收，这些“孤儿”古董可能会流落到国外的私人手中。
霍顿先生曾在盖蒂博物馆任代理馆长，1986年他指责博物馆有意接收了非法挖掘的文物，随即请辞。如今他觉得目前的做法又有些矫枉过正了，让一些重要文物“面临损坏或毁灭的危险”。埃利亚教授讥讽“孤儿”说是一种糊弄人的“神话”。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劫掠本身就是交易和收藏引发，”正在西班牙主持一项实地考察的埃利亚说。“盗贼、交易商和藏家每‘拯救’一件物品，都会留下一个烂摊子，原址被毁，知识流失，文物破损，法律遭践踏。”
芝加哥大学文化政策中心(Cultural Policy Center)创始人、“抢救古物为大家”（Saving Antiquities for Everyone）组织成员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说，该研究错误地假定了一个前提，即所有私人拥有的、来历不明的物品都是具备博物馆收藏价值的。“那些可疑文物就算没有被列入博物馆不可收藏的范围，多数也是不会有人去花钱买的。”
现在有一种“恐惧的风气”
可以肯定的是藏家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担心如果把没有档案记录的藏品送拍，会惹上来自国外的诉讼，或者被扮演代理人角色的美国政府部门没收。许多人在 3月的一个论坛上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这个题为“过去的未来：21世纪的古代艺术品收藏”的论坛是由纽约亚洲协会主办的——藏家们在会上表示，现在有一种 “恐惧的风气” 。
古董收藏家杜威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曾经考虑把一尊公元八世纪的唐三彩马捐赠给明尼苏达博物馆，东西是他二十年前从一个香港交易商那里买来的。但 是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他知道即便能拿出当初交易时的书面文件，还是会触犯博物馆馆长准则。“大家都很害怕，”他这样评价目前的博物馆界。
一位前博物馆馆长说，拒绝馈赠会伤害博物馆和长期捐赠人之间的关系。在1982年到2010年间任堪萨斯城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负责人的马 克·F·威尔逊(Marc F. Wilson)说，博物馆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让捐助人心里产生这样的念头：“你不收我的东西？那想必也不能收我的三千万美元吧？”
从事东南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非盈利组织“守望遗产”(Heritage Watch)创始人、总监道格尔德·奥莱利(Dougald O'Reilly)不认同这种说法。
“很多时候藏家把古董捐给博物馆是为了减税，很难说是完全无私的举动，”他说。“为什么就不乐意把东西归还给原所在国呢？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无力’照看好他们的文物。这种高高在上的论调显然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尽管有种种的文过饰非，双方的专家还是在思考如何搭建起横跨对立的桥梁。在亚洲协会的论坛上，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弗瑞尔艺廊和赛克勒画廊总监朱利安·拉比(Julian Raby)呼吁建立一个体系，让美国博物馆通过这个体系对考古发掘项目提供资助，得到的回报就是与所在国分享发掘的成果。
霍顿先生建议为藏家提供某种特赦机制，建立一个“可信的、中立的”数据库，将一些可能受到质疑的物品的相关事实和照片收录进去。如果物品经过一定年限后还没有人来认领，其所有权就不再受到质疑。
事实上，博物馆馆长协会的确有一个网站，博物馆可以把没有档案纪录的物品的照片和其他数据上传到这里，供世界各地的人查阅。
芝加哥帝博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法律中心(Center for Art, Museum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总监派蒂·杰尔斯坦布里斯(Patty Gerstenblith)说，自从四年前网站上线，上传的物品数量似乎不是很多，截至本周为550多件（其中有两家博物馆占了418件）。“这就引出一 个严峻的问题，博物馆到底有没有给收到的物品做登记备案，”她说。
奥莱利先生说他不相信博物馆或交易商引入更严格的审查会导致很多古董成为“孤儿”——这些物品可都是由一些热爱古董的人士精心收藏着的。“这是在暗示藏家们一旦没法把东西送出去，就不想要它们了，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他说。
没能把那件从苏富比买来的埃及木棺卖出，德尔肖维茨先生说他有些失望，不过倒也不至于心烦意乱。几个月前他把东西送到佳士得去拍卖，被拍卖行拒绝了。
“他们说收藏或出售这件东西是完全合法的，”他说：“但是除非能拿出完整的文件证明该物品是在1970年以前离开埃及的，否则他们不能卖，这是规定。”他和两家拍卖行都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此事就这样搁置了。
与此同时，他说在剑桥的家中还有一具埃及石棺，是花了35,000美元从佳士得买来的，购买时间跟那具木棺差不多。这件东西他压根不打算卖了。“我要把它放家里，”他说：“就放在客厅。”
不过他说这种乐善好施的日子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博物馆多数都要照章办事，只接受他们能接受的物品。
按图放大 
Ralph Toporoff, Courtesy of Jensen Fine Arts
在德尔肖维茨家中陈列着的众多来历可靠的物品中，有一具木棺无法找到证据证明是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埃及的。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的这件奥尔梅克时代的小雕像，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不符合现有的捐赠准则。
Allen Brisson-Smit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5年前戴维·杜威从古董商那里买下了这些元代文物，但是现在博物馆在接受捐赠时对物品的来历审查更为严格了。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阿兰·M·德尔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作为一个古董藏家，他急切地想要出手1990年代初从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的一口埃及木棺。但是他说现在这件东 西在手上被套牢了，因为拍卖行在接受委托时的政策比以前更紧了。
“我没法给出凭据证明东西是什么时候被带出埃及的，”德尔肖维茨说。
这场波及全美的劫掠文物交易大清查给古董藏家们带来了困扰，他们无法出售或捐赠手中的文化瑰宝，只能任由它们堆在自家的屋子里，或者展示柜和库房中。
如果一件物品不能出据1970年以前的档案记录，博物馆通常就不愿意接手了，这个时间是由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定的，绝大多数机构都采纳了该协会制定的准则。正在试图追讨散失海外文物的国家，对这份2008年起草的准则赞赏有加，而希望在自然 环境下研究这些文物的考古学家也是支持的。不过，这种突然之间的转变，导致古董被困在藏家手中，按他们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若干年前真心诚意地从信誉良好 的交易商手里买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美私人拥有的古希腊、罗马以及相关地区的古代物品中，不符合大多数博物馆要求的，多达10万件。
“文物在自证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曼哈顿中国艺术品和古玩交易商詹姆斯·J·赖利(James J. Lally)说。
藏家和他们的支持者预言，由于无法将一些重要的文物捐赠出去，博物馆、文化学者以及这些文物本身都将深受其害。文化政策研究院(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律师吉本(Kate Fitz Gibbon)3月在一个论坛上警告说，博物馆一直依赖藏家的慷慨馈赠，他们会渐渐发现这些准则是一种“自己服用的慢性毒药”。“听上去可能有些危言耸 听，”她说：“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能就不会有下一代的古代艺术藏家、捐赠人和资助人了，至少美国不会有。”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 吉本女士过于夸张了。
“古董收藏的破坏作用远甚于保护，”以全球艺术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波士顿大学考古学教授里卡多·J·埃利亚(Richardo J. Elia)说：“劫掠这种行为是在艺术市场的驱使、支持和需求下产生的。”
客户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
几百年来，收藏家一直对艺术品味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出于虚荣、漂亮、利益还是兼顾以上几点，他们的收藏是博物馆的重要支撑。然而，古董交易的源头，是一次偷盗行为：将文物从它的原所在地移出，拿到另一个地方去——在这里就意味着送到博物馆，为学者和公众提供方便。
不管这种行为被赋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看来都渐渐失去了作用，古董藏家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邪恶交易的受益者。
藏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尤其不该把几十年前——一个文化敏感度跟当下有所不同的年代——的旧账翻出来，说成是冷血无情的恶棍在进行非法的掠夺。
“即便是缺乏历史档案的物品，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走私或偷盗来的，”为古董藏家和交易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纽约律师威廉·G·皮尔斯坦 (William G. Pearlstein)说：“有的所有人就是没有保存好物品的记录而已，这些物品对他们来说跟家里的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分别。”
考古学家对这种天真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藏家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很清楚物品的来历与价值的关系，不大可能把重要的文档随手乱扔的。
“如果没有了来历，就无法确知一件物品最初是不是通过非法或破坏性的途径得来的，这一点藏家心里清楚，”曾任剑桥大学非法古董研究中心总监的考古学家尼尔·J. 布罗迪(Neil J. Brodie)说。
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针对古物劫掠问题的公约，后变为国际议定书，相关的交易准则自此一直有收紧的趋势。几年前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以及其他一 些机构在一些重大收购项目中爆出丑闻，最终导致博物馆馆长们开始制定新的政策。他们强烈建议博物馆，一旦物品无法通过1970年这条线的考验，或者没有物 品原所在地专家的认可，就不要购买或接收。
在拍卖方面，藏家和他们的支持者都认为，全国最大的两家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在这些年已经收紧了政策，尽管如此，苏富比目前还是因为一尊十世纪的高棉雕塑和柬埔寨发生了纠纷。
古董交易商说他们的客户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曼哈顿画廊主、鉴定师兰德尔·海科森博(Randall Hixenbaugh)说，他见过一个捐赠者虽然手续齐备，但还是被一家博物馆拒绝了，因为他给出的文件里缺一张1970年以前该物品在美国拍的照片。 “初衷是好的，”他说。“博物馆不想买来历可疑的东西。但是它给那些在这里待了150年，一直没有建立相应档案的东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许多年前，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文化政策研究院做过一次美国藏家和博物馆的调研，据他们估算，全美约有111,900件出自希腊、罗马、伊特鲁里亚以及相关文化的古物掌握在私人手中，并且是“来历不明”的。
研究院院长阿瑟·A·霍顿三世(Arthur A. Houghton III)说，一旦被博物馆拒收，这些“孤儿”古董可能会流落到国外的私人手中。
霍顿先生曾在盖蒂博物馆任代理馆长，1986年他指责博物馆有意接收了非法挖掘的文物，随即请辞。如今他觉得目前的做法又有些矫枉过正了，让一些重要文物“面临损坏或毁灭的危险”。埃利亚教授讥讽“孤儿”说是一种糊弄人的“神话”。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劫掠本身就是交易和收藏引发，”正在西班牙主持一项实地考察的埃利亚说。“盗贼、交易商和藏家每‘拯救’一件物品，都会留下一个烂摊子，原址被毁，知识流失，文物破损，法律遭践踏。”
芝加哥大学文化政策中心(Cultural Policy Center)创始人、“抢救古物为大家”（Saving Antiquities for Everyone）组织成员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说，该研究错误地假定了一个前提，即所有私人拥有的、来历不明的物品都是具备博物馆收藏价值的。“那些可疑文物就算没有被列入博物馆不可收藏的范围，多数也是不会有人去花钱买的。”
现在有一种“恐惧的风气”
可以肯定的是藏家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担心如果把没有档案记录的藏品送拍，会惹上来自国外的诉讼，或者被扮演代理人角色的美国政府部门没收。许多人在 3月的一个论坛上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这个题为“过去的未来：21世纪的古代艺术品收藏”的论坛是由纽约亚洲协会主办的——藏家们在会上表示，现在有一种 “恐惧的风气” 。
古董收藏家杜威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曾经考虑把一尊公元八世纪的唐三彩马捐赠给明尼苏达博物馆，东西是他二十年前从一个香港交易商那里买来的。但 是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他知道即便能拿出当初交易时的书面文件，还是会触犯博物馆馆长准则。“大家都很害怕，”他这样评价目前的博物馆界。
一位前博物馆馆长说，拒绝馈赠会伤害博物馆和长期捐赠人之间的关系。在1982年到2010年间任堪萨斯城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负责人的马 克·F·威尔逊(Marc F. Wilson)说，博物馆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让捐助人心里产生这样的念头：“你不收我的东西？那想必也不能收我的三千万美元吧？”
从事东南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非盈利组织“守望遗产”(Heritage Watch)创始人、总监道格尔德·奥莱利(Dougald O'Reilly)不认同这种说法。
“很多时候藏家把古董捐给博物馆是为了减税，很难说是完全无私的举动，”他说。“为什么就不乐意把东西归还给原所在国呢？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无力’照看好他们的文物。这种高高在上的论调显然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尽管有种种的文过饰非，双方的专家还是在思考如何搭建起横跨对立的桥梁。在亚洲协会的论坛上，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弗瑞尔艺廊和赛克勒画廊总监朱利安·拉比(Julian Raby)呼吁建立一个体系，让美国博物馆通过这个体系对考古发掘项目提供资助，得到的回报就是与所在国分享发掘的成果。
霍顿先生建议为藏家提供某种特赦机制，建立一个“可信的、中立的”数据库，将一些可能受到质疑的物品的相关事实和照片收录进去。如果物品经过一定年限后还没有人来认领，其所有权就不再受到质疑。
事实上，博物馆馆长协会的确有一个网站，博物馆可以把没有档案纪录的物品的照片和其他数据上传到这里，供世界各地的人查阅。
芝加哥帝博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法律中心(Center for Art, Museum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总监派蒂·杰尔斯坦布里斯(Patty Gerstenblith)说，自从四年前网站上线，上传的物品数量似乎不是很多，截至本周为550多件（其中有两家博物馆占了418件）。“这就引出一 个严峻的问题，博物馆到底有没有给收到的物品做登记备案，”她说。
奥莱利先生说他不相信博物馆或交易商引入更严格的审查会导致很多古董成为“孤儿”——这些物品可都是由一些热爱古董的人士精心收藏着的。“这是在暗示藏家们一旦没法把东西送出去，就不想要它们了，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他说。
没能把那件从苏富比买来的埃及木棺卖出，德尔肖维茨先生说他有些失望，不过倒也不至于心烦意乱。几个月前他把东西送到佳士得去拍卖，被拍卖行拒绝了。
“他们说收藏或出售这件东西是完全合法的，”他说：“但是除非能拿出完整的文件证明该物品是在1970年以前离开埃及的，否则他们不能卖，这是规定。”他和两家拍卖行都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此事就这样搁置了。
与此同时，他说在剑桥的家中还有一具埃及石棺，是花了35,000美元从佳士得买来的，购买时间跟那具木棺差不多。这件东西他压根不打算卖了。“我要把它放家里，”他说：“就放在客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