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北大右派精英印象记

中共政权和大学校长在对于年轻学生右派的处理上，既无理又是极为残酷无情，显然远不如段祺瑞，更不及蔡元培。他们凭着权力，横蛮无理地把很大一批学子撵出了学校，开除、劳教，以及所谓“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绝大部分最终也没有回校复学（言而无信！），这种残酷性，使得受害者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摧残，留下了终 身的伤痛，反右的罪恶本质理应得到彻底清算。

2010 年4月间，还在大连机车厂供职的叔东君说要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很想乘到北京的机会认识一下在民办右派刊物《往事微痕》服务的北大右派博绳武先生，这也正 是我的所想，于是就由我与之联络。这个过程中令我有两个想不到，联络是如此的顺利，电话一拨就通，当我说了拜访的意图之后，绳武一口应承，表示“随时恭 候”。对于他的没有戒备、“不设防”是我的第一印象，本来我们之间素昧平生，难免需要多一些语言沟通，然而不必。第二个没有想到，绳武虽然事先说到，还将 请其他几位他的校友一道欢迎我们，而到了4月24日我和叔东去到他东四十条的寓所，又一道到了“福家楼”饭店时，才惊奇地发现已经有那么多他的北大校友在 那里“恭候”了，真没有想到，在惊奇高兴之中，一下使我俩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那天，连绳武一共是8位，他们是：王书瑶、沈志庸、燕遁符、闫桂勋、纪增善、 刘国鼎、俞庆水、博绳武。 （十右图：前排左起：赵叔东、燕遁符、俞庆水、刘国鼎；后排左起：纪增善、施绍箕、王书瑶、阎桂勋、沈志庸、博绳武） 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五十多年过去，如今都是老先生了，尽管岁月沧桑刻在了他们的脸上，然而，他们的自信、乐观、幽默甚至于当年在北大校园519运动和紧接着的反右斗争中的勇敢和不屈的风貌隐约可见。 众右派可以聚到一起谈谈心这样的情形本身，应该是可以说明从反右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之中的社会有了进步，动辄“右派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恐怖阴霾在逐渐散去。树敌太多必然引出杯弓蛇影，政权之心虚才会自己吓着自己。 我们的第一次聚见，可谓一见如故，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初次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闫桂勋 君，他是一位典型的有实无名的右派，57年数学力学系毕业，作为右派处理，分到东北，又照右派对待，改造了20年，到头来改正之时，没有他的份，因为档案 中没有他的右派材料和党委批准的结论。他大喊冤枉，交谈中我说，可以先申请戴帽，法理依据可参照“事实婚姻”，然后再申请改正。他不顾年事已高，战巍巍地 几乎每周去一次北大讨要说法和赔偿，随身尼龙布袋里带着“冤”字牌（折叠式的，打开是两片比A4纸大的硬纸片），我初次看到，既惊讶又深感内心的酸楚，脑 际很快闪现出普通老百姓告地状的场景，一位本该有老学者风度的早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如今放弃斯文至于此，实在是权力的傲慢所造成。原来，他们北大诸先生 也已经集体挂牌（“冤”字牌和“右派索赔”牌），在“北大校友会2010年春节联谊会”上展示过，而且后来的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场景，全国少有这种领先的范儿。 (左起俞庆水、王国乡、纪增善、燕遁符、博绳武、王书瑶、俞梅荪。照片由俞梅荪提供) 谭天荣，他是当年全国最有名的二学生右派之一，被毛泽东钦定为学生右派领袖，跟人大 的林希翎齐名。尽管谭天荣的右派质量远远在林希翎之下，甚至于也不是北大第一，然而他的狂傲不羁、目中无人，他一连贴出的题目公然声称为《毒草》的四张大 字报，他直接批评《再论》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他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和“百花学社”，他的叛逆、勇敢和抗争精神使他的领袖称谓名至实归，反右斗 争在北大开始，火力正猛之时，谭天荣写道，“我今年才22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22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22岁还不曾有过疲劳。”“生要站着才 生，死要站着才死。”（《原上草》：《第三株毒草》），当反右进入高潮，他又自豪地喊出：“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原上草》：《第四株毒草》）。谭天荣，不愧是右派的骄傲，他刻下了右派曾经反抗过的历史。 当年的我，是个“谭粉”和“林粉”，惭愧不过是个“腹粉”而已。记得对我的右派结论 被要求签字时，额外有一条“吹捧林希翎”，我不予承认，因为我相信谁也拿不出确实的证据，除非把我肚子切开来。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收藏保存着中国青年出版 社出版的《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和《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珍贵在于书中附录小字有他们的毒草原文，因而保存它们才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谭天荣在经过了二十年的炼狱之后，最后落脚在青岛大学做物理教授。2010年6 月17日，在北京“福家楼”的会聚中有幸跟他见了面。当我拿出那本《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打开扉页请他签名时，注意到他的目光刹那间地停留在这 个书名上，我也瞥见他脸上刹那间地出现的“微微一笑”，我想，这微微一笑不至于仅仅是苦涩，更多的是别的吧。     谭天荣与时俱进，开了博客，笔耕不止。他是真性情，一个真实的人。比如，他的博文《张元勋现象》貌似缺乏严谨，归于败笔，我曾冒昧而直白地跟他说：“删了 吧”，回复是“箭在弦上”四个字。再后来，又见一篇《中国出了个辛子陵》，内容比较专业，但是仅从题目来说，不是很得要领，也难恭维。 谭天荣，这位标杆性的人物，五十五年一路过来很不容易，他是值得我敬佩的人。 王书瑶，物理系学生，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写了一张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划 为极右，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为此付出了青春、爱情、学业、家庭的惨痛代价，艰难跋涉21年，才得到改正。八十年代由物理学转到经济学、赋税理论，最后在 国家税务总局的研究员岗位退休，也由此足见他本身的潜质和聪明才智，倘若没有那场暴风雨的摧残，那么，……。问题在于，他说的是一个正确的命题，而邓小平 在自己吃了文革的苦头以后才说，晚他二十年。本人在九十年代所写《防止冤假错案对策》一文中提出的冤假错案赔偿法和诬告反坐法，如果能得以实施，那么，书 瑶可以得到一笔财富。而且今后会因为说真话付出代价而最后有所回报，从而使更多的人减少说真话的恐惧。 书 瑶退休以后，没有闲着，写自己的回忆录，组织和撰写北大519运动的史料，开博客，接连不断的发表网文，并集结成书，关心社会、坚持理念、伸张正义，依法 维权，频频参加活动。在京北大右派虽没有成立组织，有时却能做出一些动作。在多次向北大维权无果之后，于2011年7月集体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示威游行， 要求对错划右派给予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他们是王书瑶、纪增善、沈志庸、俞庆水、博绳武、燕遁符、俞梅荪七人。被戏称为“北大七君子”。最终申请被拒且在 “游行当日”，列位均被护送到市郊疗养胜地休养一日，或在家呆着。 书瑶有很好的史学功底，一度热衷于研究“帝王文化”，2010年末他就指出“应该有 一个“士民文化学””，于是就写出了《帝王文化与士民文化》，接着，他独辟蹊径试图创立“士民文化学”，写了《士民文化学序》，摆开架势，并陆续完成了 《王存心篇》、《岑超南篇》、《严仲强篇》、《谭天荣篇》等篇章，他有时把心得和作品发给大家共享，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建议他考虑编写一本《谭天荣传》， 他只是说，没有很大的耐心是很难读懂谭天荣的文章的，云云。在谭天荣的《张元勋现象》现身网络的第一时间，书瑶拍案而起，撰文介入，很有个性。 2012年春节，书瑶又一次在北大校友迎春会上亮相维权，他动情地说：“我这样坚持的目的，是要社会记得还有右派和右派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这是何等的顽强且满怀期待。     左起，博绳武、王书瑶、张效政、王学珍（原校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杜光、王运增、刘显生、纪增善、俞庆水、俞梅荪（俞梅荪提供） 博绳武，他自称是“一个小右派渣儿”，划上右派时还不满18岁。原因仅仅是他参加了 “百花学社”（学生自发成立的学术社团），只报了一个名，不久学社被打成“反动组织”（当然比起完全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和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多少 还是靠谱一些，那个“组织”毕竟是存在过的），于是压根并不反党的他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分子了。记得2011年的一个场合，有一位仁兄发言说 “我们都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绳武插嘴说：“请你不要代表我。”我想，是“反右反右，越反越右”呢，还是你所做的事儿让人爱不起来呢？这是一个问题。绳 武安分守法，他跟维稳系统终端的居委老太太关系不错，也常常乐意接受一些维稳慰问品。 沈志庸，在195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以前有过军干校三年的军旅经历，57年鸣放期间 没有贴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任何的相关言论，只是因为他的一位同班好友对肃反扩大化有意见，以及不满学校反右的情绪和言论被乃兄揭发（！），而率先成了右 派，尔后组织上指派该好友的恋人去刺探沈的态度（女孩说：“我压力很大，该怎么办？”沈说：“（不要揭发）挺挺就过去了。”），于是中招入右。读者诸君不 要以为这管他何事？既然是好友，你不揭发，又“阻碍”运动，只有请君入瓮的份了，组织手段竟是如此地不光明磊落，那是因为为着红色的目的。对沈的处分不 轻：保留学籍，劳动考察，进而劳教，二十年的坎坎坷坷一笔带过。志庸从勤奋攻读考上北大，满怀鸿鹄之志，却遭受如此专权所带来的无妄之灾。不难理解志庸对 于辛子陵先生他们的救党派颇有微辞，至于究竟是可救药还是不可救药，值得拭目以待。我问过志庸是因为什么而享受维稳慰问品的，他答曰：小区人少，筷子里面 拔旗杆呗。 张效政，38年生，195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是当年青岛考区理工类考生中的状 元，53年省立青岛二中招考高中，他是2000多考生中的第一名。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在北大整风运动中并没有贴什么大字报，也没有发表右派言论， 却是因为给在另一所高校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北大的鸣放情况，信被对方交出，于是被称为“煽风点火”，划为右派，处分很重：劳动察看，同样未曾回校完 成学业，七十年代开始，在北京玩具一厂技术上做出了成绩，固然获高工职称、副厂长职务，然而他的理想，理应在物理学上某个领域做出成就的宏愿却跟他永远擦 肩而过。难怪他虽平静却发自肺腑的说：“我始终对1957年的转折耿耿于怀。我的人生道路不应该这样平庸。”（《抹不掉的一页校史》） 纪增善，跟张效政很相似，初中考高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泰州中学，56年高中毕业，成 绩优异，北大直接到泰州中学去招生，为培养原子能科学家，纪增善被招入化学系，一场反右运动，“彻底击碎了我的梦想，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贬为贱民，剥夺 了各种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那时我才刚满20岁，1979年获得改正，那时我已经42岁，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被最黑暗的时代吞噬了。”（纪增善： 《长夜过春时》）。 燕遁符，北大物理系女生，54年入学时才16岁。整风运动中写《怎么办——对这 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分去北京机织印染厂，在织布车间和印染车间干活，一干就是20年。（这叫什么 事儿啊！劳动察看20年？）直到79年改正。女性右派为数较少，可谓凤毛麟角，她们的刚烈、不屈的反叛性格十分明显。我知道的交大船电专业的薛同学，她分 去新疆后多年未摘帽与另一同派同学恋爱，申请结婚而不准，她强烈坚持才终成眷属。另一位船动系女生彭同学，分去新疆，后来回故乡东北，又有涉嫌“叛 国”，79年去交大办改正之时，传说她发到了一些钱，她把钱在校园的“民主广场”抛撒了一地，其愤懑之情可见一斑。     （燕遁符说，要坚持反右维权（2012年北大校友迎春会上，左为王书瑶。俞梅荪摄影提供） 这个政权和大学校长在对于年轻学生右派的处理上，既无理又是极为残酷无情，显然远不 如段祺瑞，更不及蔡元培。他们凭着权力，横蛮无理地把很大一批学子撵出了学校，开除、劳教，以及所谓“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绝大部分最终也没有回校复学 （言而无信！），这种残酷性，使得受害者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摧残，留下了终身的伤痛，反右的罪恶本质理应得到彻底清算。 俞庆水（53年16岁入北大）和刘国鼎两位是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当年57届毕业生，因 为被划上右派，受劳动察看处分，不给毕业分配，而是到北京木材厂劳动，又转辗到了大灰厂，后来即使摘了帽，情况不曾改观，又遇十年文革，饱受辛酸，他们学 有专攻的专业知识没有得到应用发挥，才能没有施展，真是可惜了！他们两位也都是很正直善良博学的人，都成了我的好友，国鼎低调稳重、有见地，也绝非等闲之 辈，我们也常常切磋网络ABC. 五十五年前北大519运动的亲历者，如今健在的不乏其人，除了上面提到的，闻名遐迩 的还有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王国乡、孙传仪、宋林松……他们都是可圈可点的人物，他们虽然历尽劫难，无怨无悔，不消沉，他们坚持民主理念，或撰写回忆 录或为推动社会进步、为实现民主活跃在网络，也为正义维权做着努力。 对于北大右派先生这样一个群体（包括更多的学生右派），不管你是公仆也好、主人也 好，不管你是中南海的党国领导也好，还是坐在大学校长办公室交椅上的官员也好，你只要看看他们的经历，看看他们因为言说过后来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却 遭受了无情的惩罚和磨难，你只要哪怕有一点点良知、有一点点爱心，你就会同情他们、尊重他们、就会听听他们的呼声。 （2012年7月定稿。感谢俞梅荪先生提供照片。） 施绍箕，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