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长寿湖渔场一份“右派”名单研究（上）

友人王薇的父亲王大虎（重庆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和母亲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都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王大虎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重庆远郊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王大虎去后即因病重（肺结核晚期）被送回城里，开除公职交街道管制劳动，后来吐血而亡；曾容“摘帽”后回到话剧团，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王薇在搜集整理父母的历史资料中，抄录了这样一份1970年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名单。笔者见到后，觉得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便略作整理，录入电脑。并试作一点研究。

重庆市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将一大批“右派分子”发配到长寿湖渔场去“劳动改造”（与当时由司法机关判处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不同的是，这种“劳动改造”只需由各单位领导人决定，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有的“右派”先被发配到其他农场或农村劳改，然后才集中到长寿湖来。渔场的“右派”最多时有三四百人。后来陆续有的因“摘掉帽子”而调回城里另外分配了工作（如原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副部长陈孟汀、原《重庆日报》副总编辑贾唯英，中共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龙实等），有的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如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办公室主任宋克君，作协四川分会诗人孙静轩，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李南力，重庆市歌舞剧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导演宋清涛等），有的调去了其他农场，有的则在繁重的苦役和三年大饥荒中因劳累、疾病加上饥饿而不幸长眠于这片美名为“长寿”的夺命之地。最后，渔场里剩下了一百多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底至1968年春夏群众性造反高潮中，渔场的一些“摘帽右派”，特别是一些有革命资历的原地下党干部，认定自己当年被打成“右派”是受到了李井泉等当权者的迫害，而李井泉这时已经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为在四川大搞“独立王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了，他们就写大字报，发公开信，甚至外出上访，向中央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申诉，有的要求翻案平反，有的要求落实“摘帽右派”的政策享受公民权利。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他们“无限信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红色政权”不但不为他们平反，反而将他们的行为斥之为“右倾翻案”。

于是，在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和四川“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期间，渔场的“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们遭到了又一次严厉的清查，每人都被要求重新填写了一份个人情况登记表，有的还被迫对文革中的表现作出相应的“认罪交待”。这份名单，就是按他们此次填写的登记表摘要抄录的。这些表也许不完整，也许在填写时并不十分准确，但从中也可以得到对一些情况的大致了解。

这批“右派”（包括“摘帽右派”）共151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只有11人，她们是：李多明，王义珍，罗成溶，徐显镛，刘曼若，廖品云，崔京生，李武珍，陈敏戎，阎淑群，冉德瑜。

自从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们已经在这个被他们称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度过了十多个寒暑，其中年龄最大者已经有63岁。

这批人中，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老干部，如张健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共，朱恩源1938年就进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詹洸曾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红岩）、陕甘宁边区医院、鲁艺、新四军等工作，曾文逵1939年即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通讯员，李恩章也是抗战时期参加的八路军；

这批人中，有的是当年舍生忘死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如卢光特，1939年加入中共，1947年参与领导川东农民暴动，任中共奉大巫（奉节、大宁河、巫溪、巫山一带）工委副书记，暴动失败后潜回重庆参与清理组织和从事工人运动，解放军打到重庆时，代表重庆地下党乘船过长江去海棠溪迎接解放军入城；刘康，在1948年川东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之后，由中共上海局钱瑛派到重庆，作为川康地下党系统在重庆地区一个方面的负责人，当年在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女牢中的地下党人曾通过一位被争取过来的看守送出给地下党组织的信，就是转交到他手上的（可惜他当时没有办法组织力量营救那些狱中同志）；文履平，1946年春从育才学校文学组毕业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安排从事学运工作，并参加过重庆地下市委机关刊物《反攻》和机关报《挺进报》的工作；周西平，从抗日战争时期即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工作；李普杰，在抗战胜利后的反独裁争民主学生运动中是重庆清华中学“新青社”负责人；曹贞干，重庆清华中学“民协”（川西地下党系统）负责人；萧去非，1949年在巴县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负责地下党的联络点……

有的（如杜渐、秦开端、刘钊、李正、吴却贵、梅吾、吴德昌、罗报群等）是从解放军（或志愿军）部队转业的干部；
还有不少（如陈欣、孙进、陈宇、顾学义、程代泽、朱丰衍、张慧光、刘钊、唐轲、陈初蓉、邢传俊、韩忠良等）是在1949年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或二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大”入川，以“解放者”的姿态参加新政权建设的热血青年；

还有熊明鑫、袁达成是1949年11月参加香港“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回到大陆的，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为“两航起义”大喜过望，毛泽东曾致电祝贺，称之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还曾设宴欢迎“两航起义”人员。

这些当年的革命者、爱国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热情投身参与建设的新政权，竟会把他们打成“反动派”，他们参与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竟会反过来对他们实行专政。

这批人当中还有的是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如李春阳、曾永臧、陈祖翼（另有一些未见记载）。从名单上可知，曾永臧1956年才加入据说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盟，不料在第二年就成了“右派”。民盟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已经被毛泽东诬指为“章罗同盟”，民盟成员这个身份在许多地方就基本上成了“右派”的代名词，而且他们大多是在反右的第一阶段就被打成了“右派”。

他们登记表上填写的有些内容，如“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今天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比如，其中刘新加的“本人成份”是“伪职员”，什么样的“伪职员”呢？原来是《中央日报》的校对。还有什么“小商”、“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如今的民营企业家是不是有一天也要这样分类划分？还有“地主”出身（包括“破落地主”、“工商业兼地主”、“自由职业兼地主”），在这批人中竟占了四十多人，超过他们总数的三分之一，贫穷的中国当年真有那么多“地主”吗？何况地主也并非都是黄世仁或周扒皮，有许多不过是勤劳起家的“先富起来的人”，有的则是在国共内战导致的经济崩溃、货币贬值形势下选择了土地投资而已，有的根本就是莫名其妙被划为地主的。

除去这类内容外，笔者将这份名单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从几个方面分别归纳如下。
年 龄

将这151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按出生年月排序如下：

“00后”出生的有：吕汉章（1907年2月生），

“10后”出生的有：俞舜臣（1912年8月生），廖石城（1913年4月6日生），蔡容（1914年5月30日生），曾昭楹（1914年6月21日生），袁达成（1915年5月4日生），雷克勤（1916年4月25日生），向光棣（1916年5月21日生），朱汝鳌（1916年11月11日生），张天授（1916年11月生），万声（1917年2月2日生），朱恩源（1917年7月生），陈普安（1917年8月19日生），郭良彬（1917年11月生），张积成（1917年11月生），谢汝卿（1917年12月生），唐轲（1918年7月4日生），王华东（1918年10月4日生），王钦福（1918年10月生），徐显镛（1918年12月24日生），萧晋虞（1919年3月生），周远照（1919年3月生），曾文逵（1919年4月19日生），欧渊儒（1919年10月生），李引安（1919年12月5日生），

“20后”出生的有：周维翰（1920年1月生），陈祖翼（1920年3月8日生），郑永康（1920年7月生），张健（1920年9月6日生），刘钧（1920年11月9日生），陈本华（1920年11月13日生），徐树德（1921年1月4日生），萧培禧（1921年3月生），张晓（1921年4月28日生），詹洸（1921年6月13日生），卢光特（1921年6月19日生），马应芳（1921年10月7日生），刘慕宇（1921年12月30日生），赵万仞（1921年生），林伯力（1922年2月1日生），刘新加（1922年9月生），范广授（1922年10月17日生），陈西平（1922年10月生），聂云岚（1922年11月7日生），王文琛（1922年12月22日生），成中霖（1922年12月24日生），郑杰（1923年1月10日生），黄德（1923年3月3日生），靳叔威（1923年3月15日生），张定华（1923年3月生），熊明鑫（1923年5月10日生），陈诲德（1923年11月3日生），周灏（1923年11月生），陈敏戎（1924年2月2日生）， 冉德瑜（1924年2月15日生），秦开端（1924年2月19日生），吴希鳞（1924年4月23日生），何子超（1924年9月26日生），余薇野（1924年11月28日生），余重学（1924年12月27日生），刘康（1925年1月15日生），胡朝聘（1925年1月28日生），萧去非（1925年1月生），周西平（1925年3月6日生），曾永臧（1925年3月18日生），韩忠良（1925年5月16日生），文履平（1925年6月生），卢仲秋（1925年7月16日生），李恩章（1925年10月生），李树文（1925年11月20日生），张汝闿（1926年3月26日生），陈英（1926年3月生），李淦（1926年4月生），阎淑群（1926年6月29日生），黄焘（1926年10月3日生），李春阳（1926年10月19日生），练冰梧（1927年1月5日生），占一之（1927年2月生），邓家琦（1927年4月5日生），杜渐（1927年5月生），刘钊（1927年8月1日生），全在云（1927年8月17日生），胡尔勤（1927年8月27日生），张慧光（1927年11月8日生），梅吾（1928年1月15日生），刘曼若（1928年2月12日生），廖品云（1928年2月14日生），杨建（1928年2月21日生），唐尚灵（1928年2月生），朱丰衍（1928年4月生），丁慧江（1928年5月13日生），黎民苏（1928年5月27日生），萧思辉（1928年5月生），杨光瑜（1928年11月11日生），李正（1928年11月20日生），苏朝纲（1928年11月生），张学渊（1928年12月1日生），龙培云（1929年1月6日生），刘允迪（1929年1月生），刘宗钦（1929年3月12日生），殷宗炳（1929年5月23日生），李岱林（1929年6月29日生），李普杰（1929年6月生），刘时雨（1929年7月生），罗远凯（1929年9月16日生），孙进（1929年11月25日生），

“30后”出生的有：李宁熙（1930年4月28日生），赵玉昆（1930年4月生），郑大同（1930年5月6日生），顾学义（1930年5月18日生），赵子生（1930年5月25日生），甘正常（1930年6月生），陈宇（1930年9月16日生），金践之（1930年9月24日生），吴德昌（1930年10月16日生）,陈初蓉（1930年10月17日生），曹贞干（1930年11月生），梁耿法（1930年11月生），邢传俊（1931年1月6日生），陈忠麟（1931年2月13日生），裘庭义（1931年3月13日生），刘焰（1931年3月生），郑汉生（1931年8月9日生），张平（1932年1月1日生），胡朝栋（1932年5月10日生），崔京生（1932年5月12日生），李建裕（1932年6月23日生），李武珍（1932年6月26日生），蒋维亮（1932年10月1日生），赵世瑞（1932年10月7日生），曾广闻（1933年3月11日生），陈欣（1933年3月27日生），陈忠笃（1933年3月生），余泽华（1933年5月生），顾大鸣（1933年6月生），刘耀荣（1933年8月9日生），罗成溶（1933年9月26日生），罗报群（1933年10月28日生），陈先齐（1933年11月27日生），郑光荃（1933年12月21日生），欧文定（1933年12月28日生），邓万华（1933年12月生），李国元（1934年1月1日生），李多明（1934年1月13日生），杨德明（1934年2月生 ），程代泽（1934年6月20日生），赖恒国（1934年11月5日生），吴却贵（1934年12月6日生），王义珍（1935年4月19日生），周家元（1936年1月3日生），高志长（1936年2月12日生），

从年龄看，这批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吕汉章，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51岁。年龄最小的高志长和周家元，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21岁。

这批人中，在“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展开“反右派”斗争为界），除去年龄最大的吕汉章外，40岁以上未满50岁者10人，30岁以上未满40岁者69人，20岁以上未满30岁者71人。

可以看出，在被打成“右派”的人员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毛泽东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毛主席语录》251页）为了巩固其“党天下”，他不惜对这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施以无情打击。

所在单位

这批人分别来自重庆市以下一些单位：

市委办公厅：林伯力，

市委直属党委：朱丰衍，苏朝纲，

市监委：顾学义，

市委组织部：陈欣，陈宇，

市委宣传部：赖恒国，何子超，占一之，卢光特，陈初蓉，赵万仞，

市委文教部：邢传俊，郑大同，

市委二机关团委：罗报群，

市委党校：陈本华，张健，周西平，刘康，梁耿法，

团市委：陈忠笃，曹贞干，李普杰，郑永康，黎民苏，

团校：高志长，

政协政治学校：李淦，

劳动局：唐尚灵，欧渊儒，廖品云，李武珍，

手管局（即二轻局）：萧去非，甘正常，陈忠麟，曾广闻，陈诲德，

文化局：蒋维亮，

煤矿基建局：朱恩源，

市总工会及各专业工会：郑汉生（总工会），赵玉昆（总工会），刘焰（电力工会），程代泽（煤矿工会），李多明（煤矿工会），全在云（邮电工会），周维翰（商业工会），邓万华（建筑工会），李宁熙（第一机械工会），

市妇联：罗成溶，

市体委：徐显镛，

邮电邮政：黄德（邮电局），刘钧（邮电局），郭良彬（邮局），李引安（邮局），丁慧江（邮局），徐树德（邮电部重庆汇兑稽核局），

法院：萧思辉，

学校：欧文定（交通学院），练冰梧（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成中霖（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吴德昌（师专），曾永臧（一师），唐轲（二中），余重学（三中），李春阳（四女中），杨健（六中），张积成（六中），陈祖翼（六中），李树文（九中），陈西平（九中），俞舜臣（十中），向光棣（十三中），曾文逵（十六中），黄焘（十八中），孙进（三十中），王钦福（三十六中），郑杰（三十七中），杜渐（茄子溪中学），赵子生（煤矿学校），廖石城（煤矿学校），萧晋虞（煤矿学校），梅吾（煤矿学校），赵世瑞（煤矿学校），李国元（煤矿学校），李恩章（五一技校），陈英（工业学校），蔡容（水利学校），刘允迪（水利学校），阎淑群（中学师资训练班），冉德瑜（师资训练班），
新华社重庆分社：王华东，

重庆日报社：张天授，靳叔威，殷宗炳，金践之，刘新加，詹洸，文履平，张定华，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刘慕宇，

重庆人民出版社：李岱林，聂云岚，刘曼若，王文琛，张慧光，

新华书店：刘时雨，杨德明，杨光瑜，刘宗钦，龙培云，胡朝栋，胡朝聘，卢仲秋，陈先齐，

市文联（作协）：余薇野，刘钊，张晓，

歌舞剧团：崔京生，余泽华，李正，罗远凯，

话剧团：萧培禧，万声，

图书馆：周远照，

煤矿设计院：张学渊，吴希鳞，周家元，郑光荃，张汝闿，李建裕，邓家琦，

工厂企业：刘耀荣（电机厂），张平（电机厂），吴却贵（矿山机器厂），朱汝鳌（矿山机器厂），周灏（锅炉厂），马应芳（二针织厂），吕汉章（消防器材厂），曾昭楹（永新肥皂厂），范广授（热水瓶厂），雷克勤（灯泡厂），陈普安（生产联社），胡尔勤（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顾大鸣（桐君阁制药厂），

民航：熊明鑫，袁达成，

工人疗养院：王义珍（南泉工人疗养院），裘庭义（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

电影公司：秦开端，陈敏戎，韩忠良，

废旧公司：谢汝卿，

从这份名单可知，这批“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主要集中于党政机关、工会系统、教育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文艺界。不过，名单上的“右派”并不代表所在单位“右派”的全部。重庆市文联（作协）“反右派”时在四十余名文艺工作者中就划了十多个“右派”，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二以上（林彦《十年曲折话文学》，见林彦著《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85页），当时大多发配去了长寿湖渔场，但是到1970年时只剩下3人。《重庆日报》发配到长寿湖渔场劳改的本来共有18名“右派”，这时剩下了8人，最后“改正”回到报社时只有6人了。

当然，不在这个名单上的单位，不等于就没有“右派”。除去个别已经撤销的单位以外，其他那些单位的“右派”，或者是已经调回原单位去监督劳动，或者是先就发配到了更边远的荒僻山区去接受更为严苛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或者是已经在三年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了。

文化程度

这批人登记表上所填的文化程度，除少数人很概略地只填了“中学”外，多数都写得很具体。特别是大学学历方面，是大学一年、二年，还是肄业，写得很老实。有的只填了“专科”，笔者整理时为明白起见均写作“大学专科”。当年这样的学历，自然比如今那些靠权位轻易获得的“党校研究生”之类学历要实在得多。这批人的各种文化程度分别是：

研究生：王华东；

大学：唐尚灵，萧晋虞，张天授，苏朝纲，曾永臧，杨建，郑杰，杜渐，殷宗炳，李树文，黄德，郑永康，刘慕宇，陈本华，余薇野，聂云岚，刘曼若，崔京生，陈祖翼，李引安，赵子生，何子超，金践之，王文琛，张慧光，陈敏戎，陈西平，刘钊，廖石城，吴希鳞，刘康，王钦福，占一之，刘允迪，詹洸，陈英，余重学，梅吾，赵万仞，郑光荃，文履平，张汝闿，胡尔勤，李建裕，俞舜臣，萧培禧，万声，曾文逵，赵玉昆，李淦，张晓（相当大学）；

大学专科：熊明鑫，李春阳，靳叔威，吕汉章，张积成，徐显镛，周西平，周家元，向光棣，曾昭楹，吴德昌，邓家琦，张定华，李国元，周远照；

大学肄业：张学渊，孙进，萧思辉，陈忠麟，黎民苏，朱丰衍，秦开端，范广授；

大学三年级：廖品云；

大学二年级：赵世瑞；

大学一年级：练冰梧，蒋维亮，梁耿法；

中学师资训练班：阎淑群（文化程度填的中学），冉德瑜（文化程度填的初中）；

中学：李多明，杨德明，李岱林，余泽华，胡朝聘，张健，程代泽，刘新加，李正，丁慧江；

高中：萧去非，刘时雨，陈欣，甘正常，杨光瑜，卢光特，陈宇，刘焰，陈忠笃，曹贞干，顾学义，成中霖，李普杰，罗成溶，郑汉生，全在云，刘宗钦，龙培云，曾广闻，欧文定，陈初蓉，邓万华，张平，陈普安，刘钧，罗远凯，邢传俊，陈先齐，裘庭义，陈诲德，罗报群，郑大同，李宁熙，郭良彬；

初中：周灏，林伯力，王义珍，马应芳，黄焘，袁达成，胡朝栋，周维翰，赖恒国，李武珍，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卢仲秋，蔡容，谢汝卿，韩忠良，朱汝鳌，朱恩源，徐树德，顾大鸣；

小学：刘耀荣；

高小：欧渊儒，雷克勤。

其中，大学（包括大学一、二年级及肄业）文化者即有79人（若加上中学师资训练班的2人就是81人），超过半数。这大概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吧？（未完待续）

写于“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之际

何蜀，观察，原标题为“长寿湖边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