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观照看习近平说“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否”

　　最近，习近平关于“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新论”，引起了网民们的广泛争论。

　　从习近平列举的两个历史阶段不能相互否定的理由来看，这个“新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逻辑。如“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其实，这个“重大区别”，就是两种“实践探索”的相互否定。邓小平及其后任者搞了三十多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眼里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复辟”，哪有半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眼里也绝对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由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既然在双方眼中对方都不是正宗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何来两者“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要说在本质上的“都是”，那就只有一个，即两个历史时期“都是”一党专制。

　　然而，既然习近平提出的是“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即便是字面上的，也牵涉到了历史学的层面。而在历史学的层面，两个相互衔接的历史时期的确是不能彼此否定的。其实，对于彼此连贯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时期的宏观观照，一般来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哲学层次，第二个是历史学层次，第三个是社会政治或社会道义层次。从三个不同层次对历史进行研究，其视角、方法、内容不同，表述和结果也不会相同，但不同的表述和结果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以为，将辛亥革命开始的一个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当作一个历史大轮回，对其各个历史时期从上述三个层面进行宏观观照，或许对我们面对的这个历史时代的走向和坐标，有所了解。笔者不揣冒昧，试着“观照”一下，以抛砖引玉，求得同仁批评指正。

　　第一，哲学层次。应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经黑格尔原创、由马克思“拓展”和“扬弃”，在人类近现代哲学界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尤其人类社会自身历史的发展规律，似乎更能印证这个哲学定律的准确性和深刻性。

　　比如中国历史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以及后来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国家的政治形态通常是在统一和分裂这两种形态中反复轮回。而从哲学层次观照，两种国家政治形态反复交替、轮回的过程，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统一的否定，就是分裂，对分裂的否定，又是统一，而这第二个统一，就是否定之否定。当然，历史的哲学表述不会这么简单。分裂和统一的反复轮回，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的特有现象，是由其内在的特殊矛盾发展过程决定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本质内容：第一，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中，无论有多少方割据势力并存，也无论这些割据势力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它们绝对不会永久地和平共处，总要通过武力征伐彼此吞并，直到最终决出一个胜利者来实现政治统一。这和欧洲中世纪后期分裂成上千小国而能安然相处（当然也有征战吞并）的历史状况大相径庭。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内驱力和民族凝聚力促使中国从每一次分裂中走向统一（包括外族入侵入主中原），至今还是一个剖解不开的谜团；

　　第二，任何一次政治统一的归属，都必然是所有政治权力归一个君主、一个家庭所有。而这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从它创建的第一天起，它的体内就植下了最终颠覆这个体制的基因。比如，建立一支庞大的、“忠君”的官僚队伍，是这个体制的基石。但这支队伍的“基因”，除了“忠君”的一面，还有“贪腐、寻租”的一面，而这种基因不可逆转的裂变过程，必然是“贪腐、寻租”的一面恶性繁殖、最终压倒“忠君”的一面。也就是说，这个体制为自己埋下的第一块基石，同时也具有嬗变为“地雷”的基因。由基石嬗变为地雷的过程，通常称为一个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实质上也就是这一轮政治统一的“生命周期”；

　　第三，在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也正是所有政治权力向一个君主、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高度集中的过程。然而，当集权完成、保住“君权”的每一项措施，同时也是一枚导致“分权”或集权解体的种子。比如，皇权在君主直系血亲中传承，是皇权世代相传最可靠的纽带，同时也种下了众多“皇亲”觊觎、争夺皇权的种子。而皇帝是最大的权力寻租者：大权独揽、穷奢极欲、生杀予夺、风光无限，则是最大的权欲诱惑源，觊觎皇权的不仅有皇亲国戚、政要权臣、各方诸侯，甚至还有军阀土匪、外族头领、农民领袖。因此，一旦皇权体制被它那块官僚队伍“基石”的嬗变解体，那么，中央集权被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瓜分而迅速解构、四分五裂，就成了这个集权体制内在的历史必然，国家政治分裂的局面就来临了。

　　辛亥革命的对象——晚清王朝的命运，实质上和中国皇权历史上任何一个面临终结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要晚清王朝命的是辛亥革命，即以建立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为政治目标的革命，它和以往任何一次引发统一王朝解体的革命——无论是诸侯争权、宫廷政变还是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宪政的共和政体，能否取代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建中央集权制或联邦制，实现宪政条件下的国家政治统一？

　　对于辛亥革命来说，这个历史课题真是太大了，尤如千钧重担，压在一只初生牛犊背上。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环伺、经受西方各种思潮强烈冲击，统治中国数千年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面临着解构的危机，但支撑专制政体和政治统一分裂轮回规律的主要历史条件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如各路军队仍带有浓厚的军阀割据性质，或“兵归将有”，或归属于某一政治团体，军队的统一和归国家所有、并忠于宪法这一现代宪政的根本历史条件还远远没有具备；如各路政治力量或各党派团体，举凡争取执政地位施行政治纲领的，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标，或根本无法在同一部宪法下通过和平竞选争取执政地位；再如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民，也就是说，几乎任何争夺执政地位的党派团体和政治力量都不受选民和选举的任何束缚等等。

　　这样，在辛亥革命以后，国家政治形态在统一和分裂之间轮回的规律仍在发生着历史主导作用。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毕竟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既便辛亥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还不能直接达到宪政共和的目标，但这种“轮回”显然在一步一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目标。我们看到，这百年来每一种国家政治形态之间的转换，都是以后者对前者整体颠覆的方式进行的，这在哲学上讲正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每一次颠覆性的否定，都把前一种政治形态中被时代抛弃的“政治杂质”“扬弃”掉，而将前一种政治形态中“有用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因素和历史特质糅合进后一种政治形态。而这正是否定之否定定律中的哲学本质：在“既克服，又保留”中实现螺旋式的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完成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正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定律中实现的。不妨简略地看一看这个过程。

　　在这个百年大圆圈中，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否定”——辛亥革命对晚清王朝政治统一局面的否定。在这第一个否定中，历史对清朝时代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时代特质、历史条件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和保留。比如，一方面，它扬弃了忠于清王朝的全部政治保守力量，包括力主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力量，但另一方面，它却并没有扬弃掉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政治特质和轮回规律，从而导致两次称帝复辟的闹剧以及分裂状态的重新出现；一方面，辛亥革命否定了晚清王朝体制内立宪派的各种改良主张和已经实施的政改措施，另一方面，它又保留并拓展了晚清政改的各项成果于革命的结局之中。比如，废科举而兴现代教育，在晚清已经起步，在民国则已逐步健全；再比如，政制的改革，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由之路，这个改革晚清已经实施，到了袁世凯组阁，已经初步成形，如中央政府的政制架构如下：设有国务院；下设：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等。

　　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无论它的性质是专制还是民主，但它在国体和政制上的架构，必须和国际社会接轨。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其国体和政体中没有国家首脑、民意立法机构、政府机构和司法机构这几大块，则不可思议；而在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政治社会管理序列中，如果没有常备军和国防部，没有外交部，没有现代财政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管理体系等等，则更不可思议。因此，我们看到，在被世界潮流强行推向国际社会的堂堂大清王朝，居然没有一个正规的外交部，没有统一的常备军和国防部，没有民意机关和立法机构，没有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各个管理部门，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因而清王朝的政体被历史永久淘汰，是历史必然。

　　然而，辛亥革命实质上并没有在完成国家新的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宪政共和国，它只是形式上架构了共和国的政体，实质上建起的是一个并非宪政、也没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在其表象下，则是国家政治分裂局面的重新出现。北洋政府虽然是合法的中央政府，但由于北洋军队内部派系的割据、征战和争夺中央权力，以及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政府的政治攻势和武力讨伐，所谓北洋政府领导下的政治统一已经名存实亡。也就是说，北洋政府虽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国体、政制框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架构，但它却没有能力将这种架构付诸实施，或将国体和政制名副其实地持续下去。因此，北洋时期的分裂局面和北洋政府名下的各种政治力量便面临着第二个历史否定。

　　这个历史性的否定，表现在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统领各路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征伐和颠覆，用武力实现了勉强或形式上的的全国政治统一。尽管这样的政治统一仅仅是表面上的，它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长久的政治统一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同样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哲学过程。一方面，它否定了北洋政府时期国内的政治分裂局面，将北洋政府的各种政治力量清除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它却将北洋政府创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体和政制保留下来，完善起来，巩固下去。仅举两例即可说明问题。其一，蒋介石时代，尽管国民党统领的各路军队仍具有“兵归将有”或军阀割据的性质，但经过多方整合，逐步向军队的统一和“国家化”发展，以致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正规军已堪称一支勉强称职的常备军或国防军，在反侵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北洋政府时期四分五裂的军阀是很难起到的；其二，在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有国家财政部，但几乎无国家统一的财政体系可言，地方财政几乎为各地军阀垄断，中央财政形同虚设。而到了蒋介石时代，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国家财政体系基本形成，它支撑了八年抗战。当然，国际援助是重要因素。上述两点，就足以说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体和政制，在蒋介石时代要比北洋政府时代要成熟得多了。

　　至于国民党维持的二十多年的“统一”政治局面为什么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否定，笔者不想多说，只需指出两点就够了。第一，国民党时代和北洋政府时代一样，表面上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实质上都没有达到货真价实的政治统一。前后者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罢了。从严格意义上说，蒋介石时代就没有一天真正地“和平统一”过。先是自家内部各路军事力量开打，尔后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开打，日本人来了，汪精卫的傀儡政府又分去一半江山，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大规模的内战又爆发了。因此，如果说，无论是从挽救中华民族深重的民族危机而言，还是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言，都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家政治统一局面，那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这种政治局面都必然为历史所否定。二者必据其一，或者是国民党彻底消灭共产党，实现最终意义上的和平统一；或者由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由共产党实现这个统一；第二，至于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后者，正应了中国四千年“群雄争霸”的那条历史逻辑：总是由那支最有潜力、最强悍的政治军事力量胜出并收拾局面。也就是说，抗战胜利后打造货真价实的国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只有真正的强者。有人会问，面对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中共难道算是强者吗？那么借问，当年面对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刘邦驻扎在灞上的区区十万军队难道是强者吗？至于中共为什么成强者，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第二，历史学层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任何相互毗连的历史阶段，都有其内在的联系，不能人为地割裂，更不能相互人为地否定。即便两个历史阶段有着性质甚至本质的区别，后者的历史形态仍然是由前者转换而来的，而这种转换，是其内在矛盾方面的必然转换，彼此打断骨头连着筋，没有办法人为割裂的。比如有人说，袁世凯称帝和辛亥革命的宗旨大相径庭，这是一种不该发生的历史倒退。然而，不该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了。话又说回来，没有袁世凯，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袁世凯称帝，不仅是他个人政治野心的必然，而且主要是各种历史因素的合力造成的。因此，从政治道义上来说，袁世凯称帝的确是一种历史倒退，而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则是辛亥革命走的一段不可避免的弯路，它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不可割裂，或者你不弄清袁世凯称帝主要的历史原因，也就无法解读辛亥革命的历史真相。因此，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认为袁世凯称帝是不该发生的历史插曲，从历史的必然性方面去否定它，则大谬不然了。还有人说，当年如果张学良不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积极配合蒋介石消灭中共红军，那么历史将会改写。

　　是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一群怀着各种动机和利益的人群自发创造的，历史的成相，是由这群人各自的行动合成的，是由这群人诸多偶然的动机、愿望、冲动、行动堆砌起来的。然而，其中有一条决定性的规律，即无论这些偶然的行动、动机、愿望、冲动的变数有多大，一旦进入历史定格，便一次成相，再无“如果”、“假设”、“要是”可言。因此，历史是一条滚滚向前的长河，它不会逆转，更不会在同一位置倒流、重复或重新再来。而“一次成相”的诸多偶然性的后面，则是历史学家竭力要弄清的历史必然性。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作为一方历史潮流的领军人物，其个性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成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睥睨一切、刚愎自用和首鼠两端、畏首畏尾正是蒋介石性格的两个矛盾方面。西安事变的最终酿成，其深层历史原因要到蒋介石的个性中去找。

　　不过，两个毗连历史阶段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则是其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规律，正像植物的不同生长周期一样，前者是后者的胚胎，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作为颠覆北洋政府的对立面，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党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和袁世凯对着干了，只是当时它是在野的，没有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同理，中共的武装割据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就存在了，不过当时也是在野的，没有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毛刘分歧，早在中共建国初期就发轫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七千人大会上，所谓“刘邓路线”的胚胎就成形了。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这个“胚胎”当着对立面来全面清剿时，实质上是逆向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胚胎”一步步长大，一步步壮实，最终取而代之。为什么孙中山的国民党对北洋政府、中共对国民党、“刘邓路线”对毛泽东会取而代之？这就是由历史必然性操纵的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规律使然。因此，正像植物的各个生长周期前一个蕴含着下一个一样，彼此不能割裂，不能否定。

　　第三，社会政治或社会道义层次。如果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由其政治史统领，那么，在人类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始终贯穿着社会正义和非正义、社会道义和非道义的主线。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根本所在，也是人类社会追求自我解放的历史坐标。而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大部分人的利益，往往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道义和非道义的标准和尺度。当然，在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的标准和尺度是不同的。

　　闲话少说。我们来看看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政治社会中社会正义或道义的大方向、总走势如何。毫无疑问，辛亥革命追求的政治目标，即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共和国，是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汇入现代政治文明的世界洪流的必由之路。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和核心价值至少有两点，其一，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全体公民，必须无一例外地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宪法赋予的各项自由；其二，政治统治者由全体公民选举、监督、罢免，所有的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必须关进笼子。应该说，这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总方向，总目标，任何背离这个方向、这个目标的行为和潮流，任何现代专制主义，都是对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反动。

　　但是，中国的专制传统毕竟太顽固了，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数千年因袭下来的社会特质和政治底色，毕竟太浓厚、太霸道了。上面说过，辛亥革命时现存的历史条件和宪政民主必备的历史条件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因此，近代中国抵达现代宪政民主的具体路径，不可能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它通过无数个圆圈、无数个曲折迂回来抵达目标。其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备的国家政治统一局面，几乎无可避免地要通过现代专制来达到。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后，历史是通过漫长而耐心的等待，静观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和前进中的踉跄步伐。

　　然而，在百年等待中，中国近现代社会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轮政治斗争中，始终贯穿着以现代政治文明为核心价值的正义和非正义、道义和非道义斗争的主线。而双方的斗争无论其招牌后面是怎样一副嘴脸，都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彼此否定、不可调和的。孙中山的革命党反对晚清政府，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政府，难道不正是打着宪政民主的旗号吗？而中共在野期间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打出的主要旗号难道不同样是宪政民主原则吗？只要看看延安时期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就一目了然。至于中共建国后打出了社会主义旗号，则是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出现的一个历史插曲，尽管它曾一度出现取代宪政民主而成为社会正义主流的强劲势头，但其政治实践很快证明了它不过是现代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它践踏公民权利、剥夺公民自由的种种恶行，终究扯下了它所谓社会正义的面具。

　　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漫长道路中，出现现代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统一中国的历史局面，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专制基因扎根太深，生命太顽强，裂变太猖狂，而恰恰是如此顽劣、如此沉重的社会沉荷，使中共体制短短几十年后，就出现了周期性危机。因此，当眼下的所谓“毛左”们洋洋得意用种种“事实”证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时，他们实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基因的继承者，正是引发中国专制沉荷越发沉重的历史沉渣，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自我表演，才使历史等待中国很久。

　　因此，在社会正义和社会道义框架中，专制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现代宪政的核心价值水火不容，不共戴天，是彼此彻底否定的关系。反右的动机、立场、观点，怎么可能和反对反右的动机、立场、观点和平共处，同为一体呢？怎么可能不相互否定，彼此相摧呢？中共建国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公民政治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大规模的践踏，难道在社会道义上不应彻底否定吗？而无论历史经过多少曲折轮回，如果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对专制主义的核心价值的一次一次的断然否定，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也不会最终从动物世界中解脱出来。难道中国的执政党认为，粉碎四人帮後对文革的否定，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公民行为的否定，不是社会正义对非正义的否定、不是文明对野蛮的否定、不是进步对倒退的否定吗？如果有人仍认为两者有着共存共生的关系，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后者虽然反对前者践踏公民权利的暴行，但只是在程度上反对，实质上他仍想保留剥夺公民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部分特权。

　　可见，只要仍然想保留一党专制，无论把人民多少次挂在嘴边，都不会将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各项自由摆在第一位，而只能把政党独霸权力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两者相互冲突，掌权者绝对不会站在人民的一边。因此，在眼下的中国大陆，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和专制主义的核心价值之间的博弈远没有结束。而人们当前热烈谈论的所谓政治改革的下一个出口很可能面临两种结局，要麽是统一体解构後新的分裂局面，历史重新进入大轮回；要麽是最终建立起宪政民主共和国，宋教仁百年前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但无论出现哪种结局，宪政原则作为当代世界范围的社会正义核心，必将在中国大陆得到伸张，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历史洪流。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条重要的历史定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在进行时”，尽管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登台表演是“一次成相”，但“一次成相”的框架内却是许多个人或群体意志和行为的偶然交织。也就是说，正是这些登上历史前台的人们在根据自己意志创造历史。因此，历史明天的走向和结局，直接取决於我们今天如何行动。其中，强烈的历史意识、创造性的主观能动性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往往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创建能否在明天进入瞬间的“历史成相”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世纪前，当实现宪政民主的历史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志士仁人们又无法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时，我们说，历史需要等待。今天，条件已日趋成熟，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踌蹰不前找出理由：条件还不成熟吗？

　　作者：大海之聲，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