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胎死腹中的“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下）
（三）《张澜传》所记的“五方会谈”
关于“五方会谈”，《张澜传》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这年十一月，董必武鉴于当时的严重局势，特电向中共中央建议：加强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促使他们向蒋介石要民主，但不公开反蒋；组织联合政府问题，在川、康、滇酝酿起来；请速电昆明龙云，要求他转告刘文辉，于适当时候，在成都开一次有中共、民盟、李济深、刘文辉、龙云各派代表参加的五方会议，研究在日军继续进攻下， 保卫大西南的问题。中共中央接受的董必武的建议，并立即进行工作。后来，龙云派华岗（中共党员）到成都召集五方会议，终于实现了五方大联合。（林淇著《张澜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这个记叙，最重要的出入，或者说最重要的歪曲掩盖，就是把五方联合的动机目的是要发动起义，建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说成是“研究在日军继续进攻下，保卫大西南的问题”，或者“促使他们向蒋介石要民主，但不公开反蒋；组织联合政府问题，在川、康、滇酝酿起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保卫大西南”的问题，应该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处理的问题，怎么会要这个“五方会谈”解决呢？既然有了“国民政府”，他们再组织什么“联合政府”呢？再说，也不是“龙云派华岗”。华岗是中共派去的代表，互相之间不存在“派”的关系，华岗甚至于是龙云们的“上司”。这段趁国家危机企图推翻蒋介石政府夺权的真实历史，无法彻底掩盖抹杀，因此采用造假的手段伪造，张冠李戴，但是弄巧成拙，实在有点遗憾。这说明民盟在张澜领导下，从成立之始，借“要民主”之名，行反蒋之实，不顾国家“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只想夺蒋介石的权，做“大西南”的王，因而实际上走上了叛国卖国的道路。统战是为了抗日，还是为了反将？这件历史悬案，显然早已大白，所以连台湾的郭廷以先生都写进了《中国史纲》，在大陆这边还在隐瞒，只是其细节有待于档案的解密。
抗战时期，中共在白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待”什么“时机”？要干什么呢？是抗日，还是反蒋呢？周恩来派华岗做西南各地方势力的统战“以盼来日大展宏图”，是抗日，还是反蒋呢？我们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到，中共是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利用各种合法的地位，利用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矛盾，做分化瓦解工作，拉拢他们通共投共反蒋，结成反蒋统一战线。中共在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所谓统战工作，一切是为了反蒋，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夺权，夺蒋介石的政权。
早在1936年6月，广东、广西两省联手发动了一场未遂事变，企图以抗日名义倒蒋。毛劝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跟红军联合，也像两广一样，分裂出去独立，成立“西北国防政府”（ 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学良担任。
毛泽东时时刻刻不忘的“宏图”就是夺蒋之权。他不顾民族危险，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寻找机会，挑动、鼓励、支持、参与、策划各路反蒋势力建立分裂国家的政权，是他在抗战前、抗战中的一贯决策。
（四）李济深与中共的勾结
吴大琨解放后初期任教山东大学，后来到北京，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上述记载，有两个内容值得注意：第一是把统战工作延伸到了美军人士，利用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不满，拉拢美国人支持反将，告诉他们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参加了反将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国防联合政府”。第二，从前面的引述中，积极想要“起义”的核心人物是龙云，但是龙云的威望显然不及李济深，他们想要拥立的是李济深。所以他们是想推举李济深领头，做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头羊。第三，民盟的罗隆基也是参与者。
吴大琨去找李济深是华岗的派遣。其实据史记载，“李济深在敌后的抗日民主活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除1945年初王若飞、董必武派中共党员狄超白秘密由重庆到苍梧会见李济深，向他转达中共对他坚持敌后抗战的敬佩和今后尽可能多合作的希望之外，中共又指示广东省委、东江纵队和粤中部队派代表与李济深联系，对他的抗日民主活动表示支持，希望建立密切联系。
对中共的支持，李济深作了积极的回应。1945年夏，李济深派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陈残云到广东罗浮山区，通过东江纵队与中共中央商讨下一步抗战行动。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骨干，请李济深担任司令，反攻广州。但由于抗战胜利后形势变化迅速，此计划未能实行。”（姜 建、王庆华著《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李济深和中共在当时已经进行军事上的合作。
（五）罗隆基自述的与中共的勾结
下面一段文字，选自罗隆基写的《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此文可能是罗打了右派后所写。他说：“根据过去的历史事实来说，民盟中央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作，绝对不是从旧政协开始的。早在旧政协开会前，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日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在秘密中有所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举几个很小的事例来说：早在民主政团同盟的时代，民盟在当时同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派军人领袖，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早已有了秘密的关系。他们两人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他们是当时西南实力派主张抗日反蒋的人。他们两人都向往共产党在抗日反蒋的领导，都愿以自己的实力，对这个共同的目的有所贡献。由于刘、龙两人都是民盟的盟员，四川方面通过张澜同刘文辉的联系，云南方面通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就进一步地加强了西南四川、云南两省实力派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刘文辉的驻地是西康。他有时是会到重庆来的。当他在重庆的时候，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民盟方面的章伯钧和我，同刘文辉四人就进行过秘密会商。在云南方面，经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后来共产党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驻在昆明。后来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龙云还指定缪云台，民盟方面由我代表，加上共产党在昆明的负责人，亦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秘密委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这些以往的具体事例，不仅说明当年民盟秘密盟员刘文辉、龙云两人个人同共产党早年的联系，实际说明了早在旧政协以前，民盟在抗日反蒋这个共同的目标上已同共产党进行了真实的合作。”（原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此文中的“共产党在昆明的负责人”应该是华岗。此时他已入狱，姓名不提了。
龙云、民盟和中共的三人秘密委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应该就是建立“西南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治政权”的问题。
（六）《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记的“五方会谈”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以上文字的执笔者大概不是中国学者，又经过了翻译，词语的表达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却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中共、民盟和龙云等地方军阀头子在成都会谈，并且成立“国防政府”取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计划，最不可思议的是“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假若是这样，那么，日本人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就正中他们的下怀。
这就是说，即使亡国也不怕，重要的是夺取蒋介石的政权。
（七）中共中央叫停
笔者查阅中共中央文件发现，华岗主持策划的西南起义，最后也没有得到延安批准。请读《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林董王：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略）
二、（略）
三、龙与华（原注：指龙云与华岗）商定的五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五方面代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略）
五、（略）
中央
第三条显然是对华岗、龙云等说的，其中“攻守同盟”之说，更是费解，但没有批准“起义”是肯定的。几天后，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军个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成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演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考量了国共双方的实力、国际形势、民心向背等因素，改变了反蒋策略，由策划龙云、李济深、刘文辉和民盟的起义，改为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由“武攻”改为“文攻”。
中共中央叫停五方“起义”，其实是很英明的决策，停止了一个冒险行动，其内在原因就是改变了反蒋的策略，利用国民参政会、报纸舆论，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从而在政治上道德上占领了主动出击的地位，并获得了美国军政官员和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
六十九年后我们来叙述这段历史，不能不说，幸好这场军事冒险没有付诸实施。那时，日军已经打到距离贵阳几十公里的独山，重庆都在考虑迁都。这场起义当然可能把蒋介石釜底抽薪，但后果如何就不是几位发动者所能预料的。这场起义必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也必定会以惨败告终。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人要交军法审判。李济深不会像“闽变”一样最后逃脱审判，不了了之，而且继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11年前的那场“闽变”受到全国的谴责，导致最后的惨败，他不能不心有余悸。
（八）民盟与龙云的野心不死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民盟还想在中国建立割据政权，就是“拥龙云为民盟首领，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此事见于1957年8月10日《光明日报》批判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的丑恶言行：一贯亲美崇蒋仇共心怀叵测，1945年想拥龙云搞特殊政权》。我全文抄录于下：
新华社南京7日电 罗隆基是怎样地一贯亲美崇蒋，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新发现的国民党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发现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部分情报原稿和内部通报。在注明1945年10月20日收到的一份墨笔写的报告上国民党特务报告了罗隆基对当时的时局的谈话说：“国民党掌政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则各党派将更无立足之地。故希望两党互相争持，不战不和，继续目前之局势（新华社编者按：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毛泽东主席为了谋求国内问题的和平解决还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民盟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紧急呼吁”，主张和平民主，而国民党却依赖美帝国主义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解放区），各党派始有抬头之机会。”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据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部油印报告上写道：“民盟临时代表大会前，罗隆基、潘光旦等曾与龙云密商，拟拥龙云为民盟首领，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扩大政治号召！”
在上述1945年10月20日的一份情报上，国民党特务还报告了罗隆基关于抗战胜利原因的看法说：“罗隆基对人表示：抗战胜利关键在二人，第一是蒋主席对远东问题想得通，第二是罗斯福对远东问题的看法与蒋氏相同，正如三国时周瑜与孔明在想用火攻以应付赤壁之战一样，如果没有罗斯福能看出蒋主席对此问题见解而予以全力帮助时，中国抗战，恐无此果。”罗隆基这里把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胜利以及苏联的援助等，一笔抹杀。（引文完）
我想，这些揭发的材料是真实可信的。只是不知道民盟所想建立的“特殊政权”之“特殊”何在？是拥蒋，还是投共？或不拥蒋、不拥共的“第三条路”？这个谜底不知道。
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嫡系杜聿明部对龙云在昆明的住所发动突然攻击，枪声炮声坦克声威震昆明城，但是龙云没有被捉被害。3日清晨，杜聿明派人把蒋介石的命令送交龙云，内容是：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一日数次电催龙云速去重庆。龙云在万般无奈之下，6日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乘飞机去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炮轰龙云，免去本兼各职，就是对他企图建立“特殊政权”的警告！
李昌玉，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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