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胎死腹中的“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上）
（一）1944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其中最为震人心魄人们的歌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被当时和后代的中国人传唱不绝，中共建国为了安不忘危，把这首歌定为国歌。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抗战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是14年，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是8年。这期间，那一年算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那就是1944年。
日军因为在太平洋战事上不断失利，通向南洋的补给线被截断。于是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从中国到印支半岛的大陆交通线，从河南沿平汉路、粤汉路、湘桂路南下，一直打到贵阳附近的独山。那时，国民政府的重兵在云南、缅甸，重庆面临着迁都的危险。“一号作战”的目的就是“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以策划重庆政权的衰亡。”这个战役在1944年4—12月实施。面对日军百万军力的进攻，全国为之震惊。这时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那一年，我10岁。那时，我父亲就职江西，我和母亲住在衡阳。在长沙失守之后，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在父亲的一位江西同事夫妇的陪伴下，仓皇往江西逃难，长途跋涉二十余天，而我父亲也往衡阳去接我们，虽然互相错过，但他乘了最后撤离衡阳的一辆火车机车，绕道广东韶山回去，最后我们在金溪县的浒湾镇相会。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是永志不忘。
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说：“自表面上看，经过开罗会议，中国前途似颇光明，实际上此后一年是最暗淡的一年，为抗战以来中国处境最艰危险恶的一年，亦为蒋最痛苦的一年。中、俄关系继续恶化，中共的要求不断扩大，日本大举进攻，国民党内部动荡，美国的压力愈增，物价上涨更速。……此时山西阎锡山已与日本签订协定，前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暗通史迪威，乘湖南战局危急，准备设立政府，迫蒋下野。”（《中国近代史纲》）
我在本文中，要揭示的一段历史，就是郭廷以所说的“前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暗通史迪威，乘湖南战局危急，准备设立政府，迫蒋下野。”按照中共史书的说法是由中共主导，民盟和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的代表在成都会商，建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
（二）1944年，华岗主持“五方”会谈，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
我们山东大学解放后的首任校长、党委书记华岗（1903—1972）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抗战时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成效卓著。2010年，我开始研读有关华岗的著作，主要是200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岗传》、2003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战士·学者·校长》以及华岗的大量遗著。
我除了了解华岗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牢17年，直至瘐毙狱中的冤案之外，还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就是华岗的统战工作，最大的功绩就是1944年夏天，他在成都主持云南、西康、广西三省的军政首领龙云、刘文辉（此二人已经加入了民盟，成为地下盟员）、李济深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席会议，准备起义反将，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这个计划意味着彻底架空国民政府。后来这些实力人物，谁也不敢率先动手，加上时局发生变化，以及延安叫停，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关于此事，上述两书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写作者或经过调查，或亲历其事，所以都是言之有据。请让我不厌其烦地转述如下：
（1）赵淮青写得比较概括全面，先概引如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将才华出众的华岗派到西南诸省做地方高层领导的统战工作，以盼来日大展宏图。
1941年春，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西康省省会——号称雨城的雅安，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多次与省主席刘文辉长谈。刘文辉有抗日要求，又受蒋介石排挤，华岗辞恳意切地建议刘文辉把川康的地方力量团结起来，以促进整个西南地方势力的联合。劝他对蒋介石一切反动举措，要坚决抵制，申明共产党会在政治上做他的后盾。这些谈话帮助刘文辉明确了前进方向，表示坚决靠拢共产党，答应设立电台与延安和中共南方局直接联系。
嗣后华岗又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成果。他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对敦促西南诸省联合，促蒋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夏秋之交，华岗到了昆明，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讲授《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同时开始了对云南军政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他先与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接触，华岗对时局高屋建瓴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使龙云极为折服。他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在昆明滇黔绥靖公署设立电台，直接与南方局和延安联系。龙云对民主运动开始采取保护措施，每当进步教授和学生集会，他都派部队维持秩序，对抗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抗战后期，龙云与他的长子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在昆明工作时，就曾与不少当事人接触，了解到华岗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44年夏天，华岗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系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活动中，华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面临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深得西南诸省地方领导的赞许，也多次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表扬。（《华岗在统战工作中加你奇功》，《战士·学者·校长》第33—34页）
（2）1944年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在回忆中写道：
华岗当时在党内只管杨才和民主同盟周新民、李文宜、尚钺几个人的组织关系，民盟的三个人是一个党小组，由华岗直接领导。周新民是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民盟的组织部长。当时，董老派彭少彭到昆明建立《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华岗就带着彭少彭去见龙云，获得了龙云的同意，经过合法手续，写报告给省政府批准，在青云街设立了营业部。
蒋介石政府迁到重庆后，西南的地方势力觉得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华岗在云南期间，还到西康去联系刘文辉，华岗建议龙云把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联系起来，这是南方局周恩来很重要的一步棋。（《深切怀念华岗同志》，《战士·学者·校长》第35页）
（3）李继红的记叙强调“五方会议，准备必要时起义反蒋，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他说：华岗不仅做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华岗到云南前，曾代表党去西康，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络过。到云南后，他建议龙云沟通川康及西南等地方实力派的联系，龙云接受华岗的建议，加强了同川康两省地方实力人物的来往，商讨共同对付蒋介石的策略等。华岗通过龙云的关系，多次向西南几省的实力人物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王瓒绪等宣传中共的政策。1944年昆明纪念“双十节”活动后，龙云约华岗谈话时又商讨了这个问题，要华岗与他去成都和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民盟负责人召开五方会议，准备必要时起义反蒋，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华岗带着这个问题和其他工作向南方局作了汇报。随后到了成都，进一步做西南几省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5年3月5日，南方局周恩来等电报告知华岗中共当前的政策，认为他去年在成都与地方实力派的协商，能“使各方明了我党基本政策甚好”，同意他在成都所协商的五项步骤，认为是适用的。周恩来等指示华岗，“昆明民主方面可以秘密商讨，暗中与渝民盟联系”，酝酿成立民主统一委员会。华岗一方面首手这一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继续与龙云接触，了解他对中共最近的主张和做法有什么意见，随即上报中央。（《华岗在云南》，《战士·学者·校长》第50—51页）
（4）《华岗传》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请读：
华岗除了做龙云的工作，指导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那时，中共地下组织早已在龙云的60军和58军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获得爱国将领60军184师师长张冲的帮助，派进一批党员骨干，建立了党的组织，华岗负责这方面的联系。与英美人士的关系，华岗也尽力争取和利用。自太平洋战争后，昆明很快变成同盟国的基地之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士来到此地。英美领事馆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他们开办图书室，陈列一些国外杂志供人阅读，举办唱片音乐欣赏会和舞会，拉拢一批知识分子，还派专人负责了解知名人士的情况。他们竭力鼓动知识分子组成亲美的“第三势力”，以免蒋介石失败后中国落到共产党手里。对此华岗不仅努力争取这些知识分子，而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展开直接反击，这从下面所说的华岗领导吴大琨工作的一段情况可见一斑。
吴大琨，1944年6月系东吴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该校从广东迁往桂林后因经济拮据而解散，吴经中共桂林文委书记邵荃麟介绍参加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工作。因吴曾留学日本，说是聘做技术顾问，实际上是处理弄到的日方文件，是搞情报。不久，美方希望派人到广州沦陷区搜集情报，恰巧中共有些人要去东江纵队而缺乏路费和通行证，于是利用这一机会由吴出面派了四个同志。他们从美军处每人领到2万元路费和作为十四航空队工作人员的证明，沿途得到国民党军政方面的协助。这些人到达广东，在东江纵队帮助下了解到许多有关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特别是弄到了广州日本军用机场的地图。早先美军出动飞机轰炸过这个机场，几次都未奏效，原来机场上放着的是用木头做的假飞机，真的藏在山洞里。美军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经侦察证实，再次派机轰炸，给予日本空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吴大琨因而大受嘉奖。桂林失陷后，吴来到了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昆明。
吴大琨到昆明先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孙起孟，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孙又是吴的老师，见面后孙叫吴改日再来。当吴如约而去时，孙说：“现在找你来，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要见你。”随即将他带进房间，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的中年人坐在那里，经过介绍知道这是林石父，也就是华岗。华岗叫吴留下地址，说是晚上去看他，便走了。当时一般的规矩都是上级来看下级的。晚上华岗来了，头一句话就是：“现在你归我领导了，地方上的一切关系都不用管，将来地方上的同志如有意见，由我负责。”在向他交代任务和要求后又提出：“以后我要你做的任何事，不准告诉任何人，这是纪律。”吴从此便在华岗领导下工作。
吴大琨在总部再一次受到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的表扬。但他后来得知，他参加的不是第十四航空队，而是美国中印缅战区美军总部战略情报局(简称OSS)。负责人弗克森告诉他，这一机构从行动上讲，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管敌后宣传，叫MO；一是管敌后情报工作，叫SI；一是到敌后搞破坏工作，叫SO，即特别行动队。他说：“你是教授，不是搞情报，搞行动，而是请你搞宣传，做翻译。”当吴走出他的房间，对面办公室里一个叫维克海的美军少校拉住了他，又对吴的才干恭维了一番，说自己是管SI的，可惜弄不到像吴这样的人才。又说：“你一定认识很多中国朋友，能否找些像你一样能干的人来帮我搞情报。”吴没表态，维克海埋怨说：“美国是和国民党当局合作的，但他们没提供多少信息。据我了解，从美国运来的军火，他们也不是用在对日作战方面。”吴大琨接上去说：“这事你不讲我也不方便说，这的确是事实，国民党把抗日的军火拿去打内战了。”维克海问：“你有没有熟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想和他谈谈。”吴回答：“下星期可以给你回音。”
吴将这一情况立即向华岗作了汇报，提出搞情报对我们有用，还可以弄到经费，利用美国的飞机办事。华岗说：“要人的话我马上给你找，同时你告诉维克海，云南大学的林教授很愿跟他谈谈整个中国当前的情况。”过了两天，吴大琨去告诉维克海，两件事都替他办到了，介绍给他的人是华岗通过孙起孟找到的共产党员杜宣(桂苍凌)，另外就是华岗以林教授的名义与他会面。会面地点最初考虑在温泉洗澡时见面，后认为太显眼，便定在吴大琨的住处，由吴担任翻译。这是康乐巷里的一间小破屋，屋里只能放一张床，一个小方桌，两把椅子。华岗和维克海的谈话连续进行了五六个晚上，谈了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它的方针、路线和战略，谈到人民抗日军队的对敌优势，用具体数字说明敌人的兵力和被我包围与牵制的力量情况，并提出国民党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许多事实。当然，华岗不是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和口气讲的，他是以第三者的态度，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和他共同分析局势，这非常适合美国人的胃口。当时在华的某些美国人，对国民党已失去好感，但对共产党也感到惧怕，第三种人最易接近。华岗有准备的客观叙述，使美国情报组织听到过去一无所知的大量情况，维克海豁然开朗，原来中国战场还有这么好的一面。他连夜即把情报发回美国。几天后，他的态度越来越倾向和相信华岗，并提到美国对蒋介石消极抗战表示忧虑。华岗说：“这不要紧，目前重庆正在开会，各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在酝酿成立联合政府，希望美国方面同意和支持这一主张，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不搞内耗，一致对外，成立抗日国防联合政府。”同时向他说明这一联合政府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后来吴大琨去情报部时，维克海告诉他全部材料都用急电发往白宫了。当时美国非常关心太平洋战场，而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又节节败退，从而使驻华美军中的一些人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矛盾，因而很想了解敌后抗战的情况。华岗代表中共做了工作，争取了一些人。这个维克海，在随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由于他根据华岗提供的情况向美国当局作了有利于中共的报告，遭受迫害，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此可见，这个美国人还是比较正直的。
与此同时，当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使重庆和昆明暴露在敌人面前，全国发生震动，蒋介石放风要迁都西昌，这一下又勾起了龙云心中有过的一个念头。还在抗战初期，龙云去武汉出席蒋介石召开的会议，路过成都，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密约，如果以后无论谁被蒋解决时，应互相支持。他目睹与自己势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实力派如贵州省主席王必烈等，一个个被蒋吃掉，企图联合整个西南力量与蒋抗衡。林伯渠于1944年6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这个“从东南经滇川康到西北对重庆的马蹄形包围”，说是他们要“在双十节有一个大发动”，“我劝说他们不要妄动，要使自己比中央更民主进步”（ 原注：“1944年6月5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给毛泽东的报告：《关于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态度》。存重庆红岩纪念馆。）昆明纪念双十活动后，龙云约华岗谈话时又商讨了这个问题，要华岗去成都与他和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民盟负责人召开五方会议，准备必要时起义反蒋，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华岗带着这个问题和其他工作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
重返重庆，……华岗向南方局负责人谈完工作后，利用春节期问国民党特务工作松懈的机会，通过关系找了辆资本家的长途汽车，和当时做刘文辉工作的张友渔、朱蕴山一起走了。经内江到了成都，由刘文辉的亲戚、青年党的负责人杨叔明安排了住处，华岗前往方正街上的刘文辉公馆就龙云合作问题与刘商谈，并说服了为人圆通多虑的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然后才返回昆明。
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像林伯渠的报告中谈的，留在广西敌后抗日的“李济深已成西南各方拥护中心”，南方局对此做过研究，向华岗作了交代。华岗回到昆明，立即找来吴大琨布置任务，要他利用美国人的飞机到广西去。吴大琨后来说：“华岗同志向我布置任务时首先就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人手，把形势与任务都从理论上、实际上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使我虽然明知这一任务十分艰巨，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但我还是乐于效命。”华岗带吴见了罗隆基，叫吴不要讲话，说是罗隆基提出让你去，你答应下来就行了。罗给了5万元路费，吴不想要，但看看华岗的示意还是拿了。这时忽然接到国民党要暗杀李济深的情报，于是华岗要吴尽快赶到李济深的住地。吴大琨从昆明经赣州、广东，历尽艰难，在广西八步镇会见了李济深的代表，对方表示，只要昆明行动，广西便会响应，双方并约定了联络办法。但是后来这些实力人物，谁也不肯率先动手，加上时局发生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不过李济深却因吴的及时赶到被救了一条命，由于已有戒备，派来的特务只在李的住宅外面爆炸了两颗手榴弹交差了事。（《华岗传》第205—210页）（未完待续）
李昌玉，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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