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找来《柳堡的故事》插曲有空就学唱

高勇：胡耀邦与共青团的不解之缘（中）

　　青年工作要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于6月30日接见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这次指示，成了胡耀邦领导开展团的工作的大政方针。此后，胡耀邦在青年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使青年工作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毛泽东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青年团的独立工作。”“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团的领导机关要学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也要学会，就是围绕党的中心，照顾青年特点，不断地组织群众。”毛泽东说，新中国“要为青少年设想”，“保证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毛泽东说：“十四岁至二十五岁是人们长身体的时期，二十五岁以后就不长了，又是工作时期，又是学习时期”，因此，要“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要两方面兼顾”。“两头都要抓，学习王作要抓，睡眠休息玩儿也要抓。”毛泽东强调说：“一是照顾青年特点，一是照顾团的系统工作，同时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是总不会错的。这不是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这么讲的，这是按事实，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明确地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据此，青年团“二大”一致决定，将毛泽东指示的“三好”作为今后青年团的工作方向。

　　胡耀邦根据毛泽东关于“三好”的指示，认为青年团的工作应该把引导青年长身体、长知识作为重要内容来抓。耀邦认为，青年一代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必须具有坚强的体魄和丰富的知识，否则不可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因此，他在1956年5月16日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工作总结时，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他说：“学校是研究学术、传播知识的阵地”，“学生就是专门在向科学进军的”。

　　耀邦积极倡导青年报刊和出版社要多搞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从1959年秋天起，他把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定为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碰头会时间，参加人是分管宣传出版工作的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单位的社长、总编辑，届时自动到他家去，不再每次通知。每次会上，除了及时传达中央有关宣传方面的精神外，耀邦都要大家敞开思想议论全国全党的大事，议论青年工作的实际情况，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务虚会”。他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拟出一批题目，要各有关单位写文章和编书。在耀邦倡导下，1961年《中国青年报》办起了《星期天》、《原子时代》、《舞台与银幕》、《长知识》等七个副刊和《旧典新喻》。耀邦强调报、刊、社的文章要有知识性、趣味性。他说：“比如，中秋节前介绍中秋，孔子诞辰介绍孔子，也可介绍婚姻恋爱的历史，篮排球的历史，中国衣着是从哪里来的，穿裙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是什么式样，等等。”还有“为什么青年人见了人脸红，如何使自己长高一点，如何使自己不胖”(当时尚无减肥一词)，“这些都是青年人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一定受欢迎”。

　　耀邦强调，青年团做思想工作要“有声有色”，“多种多样”，“声音要响亮优美，要红娘之声，要男高音女高音，低嗓子是不行的，枯燥的东西给人印象就不深。”他说，要善于思考问题，“每天用几个小时，书也不看，材料也不看，就在屋子里迈着八字步，或者躺在床上想问题。”他还用唐朝文学家王勃写《滕王阁序》的例子来说明思考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挥而就的。他坐在船上，想了几天，又喝了几盅酒，被子一蒙，不是醉了，而是在想。”

　　在耀邦这种思想指导下，那个时期青年团的报刊办得真是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不但青年喜欢看，连许多中老年人也喜欢阅读。毛泽东也说过他喜欢看《中国青年报》。


　　善于同青年交朋友

　　1959年5月，一过“五一”节，耀邦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些年，毛泽东很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后来形成了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耀邦对毛泽东的号召身体力行。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国县下放劳动。这批干部中，有的是被打成“右派”的，有的是被打成“中右”的，让他们去农村劳动，显然是带有惩罚性的。耀邦去安国劳动，也是为了看望这些干部，了解有关情况。

　　他事先不让我们向县委打招呼，除了通知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张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邢雁随后赶去外，耀邦只带了我和警卫员李汉平，由司机高振球开车，乘坐苏联老式“加斯69”吉普车，直奔安国县齐村。一路上十分颠簸，有一次我被从座位上颠起，头碰到撑帆布篷的铁架子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我们一行人午饭后从北京出发，到达齐村时已是黄昏时分，耀邦直接住进了群众家里。我和李汉平商量，认为还是应该告诉县委，不然万一发生事，大家都担当不起。于是，我请李汉平和高振球瞒着耀邦开车到县委报告。县委领导和公安局长很快来到了齐村，为了安全起见，一再动员耀邦去县委住宿。耀邦婉言谢绝，说自己是来劳动的，住在村子里最合适，不能住在县委，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没有办法，县委的同志经过商量，决定留下公安局长住在耀邦隔壁一家，负责安全工作。我和李汉平与耀邦住在一个小院里，耀邦住南屋，我和李汉平住西屋。

　　那时候，我27岁，李汉平24岁，我们年轻人睡觉多，劳动一天，更是睡着了醒不来。每天早晨一发亮，耀邦就起来了。他见我俩还在睡，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小李，走，下地了！”我们赶快爬起来刷牙，耀邦说：“刷什么牙呢！人家群众都下地了，我们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响不好，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说着就出门往外走，我们也只好揉揉惺忪睡眼，跟着他下地。

　　耀邦劳动是很认真的，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陪他一起劳动的齐村团支部书记叫采姑，性格开朗，干活泼辣，外号“傻闺女”，见耀邦干累了，就说：“胡书记，休息一会儿吧！”耀邦则风趣地说：“我是来劳动的，你这个傻闺女怎么老是要我休息呢？”所有在场的人一阵开心地大笑。

　　耀邦在生活上也不要人家照顾，真正做到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当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白薯干在晾晒过程中，有的沾上了尘土，吃起来硌牙。有的发了霉，苦涩难咽。有一天，耀邦悄悄跟我说：“高秘书，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我忍不住笑了，说：“您怎么会吃了鸡屎呢？”他说：“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我说：“那可能是晒白薯干时混进的。”

　　耀邦在劳动中很注意了解基层情况，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在“大跃进”中，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怨气冲天。耀邦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时间同干部座谈，了解情况。他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出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他鼓励村干部实事求是，不要虚报，不要浮夸，不要去争当虚假的“红旗”，不要怕当实事求是的“白旗”。当地群众形象地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耀邦借用群众这个说法，说明有的地方，为了当“红旗”，浮夸虚报，发生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结果，这个“红旗”看着好看，群众却挨饿了，吃不饱。而有的地方，敢于实事求是，不怕当“白旗”，没有征过头粮，群众还能吃饱饭。他说：归根到底，不怕挨批判，不怕当“白旗”，敢于实事求是，才是符合党和群众利益的。

　　耀邦通过同青年座谈，了解到有的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有一个青年整天想着往城里跑，认为一到城市，一个月就可以挣七八十元，就可以穿皮鞋大衣，他真有点想得入迷了，以至听着那火车的声音就像是这么“说”的。火车近了，他听那声音像说“七八十块，七八十块！”火车走远了，他听那声音像说“皮鞋大衣，皮鞋大衣！”耀邦利用这个例子，反复向青年们说明，安心农村生产是农村青年的光荣职责，目前农村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只要安心在农村艰苦奋斗，将来一定会富裕起来。并且说明，城市工人的生活也同样很艰苦，青工一个月也只能挣三四十元，而且劳动强度大，对国家贡献大，并不是一到城市就能挣七八十块。他还从工农联盟关系上说明，工农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如果农村青年都盲目流入城市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城市工人不但没有饭吃，而且工厂也没有原料，农村也就没有工业品，国家永远不可能富裕起来。

　　耀邦热爱青年，了解青年，善于同青年打成一片。在劳动休息时，青年们逼着他唱歌，而且点名要他唱当时才放映不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可是他没有学过这支歌，实在不会唱，但答应回北京后一定学会唱。从安国齐村回来，他要我给他找来《柳堡的故事》电影插曲，有空就学唱。耀邦识简谱，一个歌曲拿起来就能学唱。

　　耀邦常说，青年们喜欢唱的歌，我们作青年工作的人也要学会唱。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人批评流行歌曲，认为软绵绵，缺乏战斗性。耀邦说：“好的歌曲就是要流行嘛！流行不起来的歌曲，大家都不喜欢，怎么能说是一首好歌曲呢？不要一般地反对流行歌曲。”


　　应比武松高明，要找虎而打

　　耀邦很善于鼓舞青年的劳动热情。

　　1959年3月他去上海调查研究，了解到青年在生产劳动中的许多情况，正好3月30日上海召开青年工人为实现1959年更大跃进立功誓师大会，上海团市委请耀邦在会上讲话。他作了题为《为祖国的伟大事业增添新的光彩》的讲话。其中讲了一个“等着干同找着干”的问题。

　　有的青年说，领导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有的青年说，现在有的工厂原材料有困难，缺少原材料，叫我怎么搞技术革命呢？有的青年形象地说：“我想学武松打虎，但是无虎可打。”

　　耀邦根据这些情况说：“领导上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这是对的。但是，光这样还不够，每个工厂，每个单位，都有许多事情是上面布置不到的，安排不到的，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发挥主动精神，不仅等事情干，而且要找事情干。”又说：“有人说，要学武松打虎，但是无虎可打。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也有点点道理。但是，打虎有几种，一种人是遇虎而打，一种人是等虎而打，一种人是找虎而打，武松虽然勇敢，但还只是遇虎而打的人。我们比武松高明，我们要找虎而打。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去突击，哪里有薄弱环节，我们就去进攻，哪里的事情没人干，我们就去抢着干。只要我们具有这种精神，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潜力挖掘出来，把更多的窍门找出来。”一席话，讲得青年们心花怒放。一时间，“找虎而打”成了青年们行动的响亮口号。


　　钢是炼成功的，刀是磨锋利的

　　“亲爱的党我的妈，十五块钱不够花，你的儿子吃得多，能否再给两块花。”这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张进霖向胡耀邦汇报的北京市一位徒工的打油诗。耀邦听后哈哈大笑。

　　1959年6月，北京市团市委打算召开一次徒工代表大会，想请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讲话。一天，张进霖到耀邦家来谈情况，说徒工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认为学习年限规定二至三年太长，一个是工资待遇太低，并汇报了那首打油诗。

　　6月22日下午，胡耀邦在徒工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自觉接受锻炼，越炼越加坚强》的讲话。

　　他首先向大家分析了学习年限问题。他说，愈是现代化的工厂，机器操作就愈简单，几个月、甚至几天学习一门操作，的确并不难。但是，学会了一门操作，并不是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就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写得不错，但并不是就成了一个作家一样。他说：在我想来，要成为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至少需要具备这么四个条件：第一，能够很熟练地操作一门技术，不出或少出废品；第二，懂得自己与有关的机器设备的构造和性能，机器出了故障，大体知道毛病在哪里，而不会瞪着两只眼睛抓瞎；第三，对普通的机器和工具能够作最简单的修理；第四，同时能够兼作另外一两个工序或工种的活，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一专多能，精一兼数。他说：“要学到这四门本事，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能够作到的，而是需要二、三年的时间。”“说有些工作没有什么学头，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学会了，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

　　对于徒工待遇问题，耀邦首先念了那首打油诗，然后说：“有个别同志讲怪话，说十五块不叫十五块，而叫一百五十大毛，一千五百大分。”他提高嗓门说：“同志们，一百五十大毛，一千五百大分这个待遇高不高呢？共产党员是讲老实话的，这个待遇是不高的。低不低呢？叫相当低。但是，我们不能只作一个比较，而要多作几个比较。第一个比较，同解放前的徒工的待遇比，低不低？听说上午有许多老工人同志的发言都讲了，绝不会低的。第二个比较，同农民比，低不低？那就很不低了”。“十五块钱够不够吃？我的答复是，那要看你怎么吃法。你想要吃得好，那就一定不够吃，你要吃得饱，怎样呢？”接着他给大家具体算了一笔账，当时大米是一角六分钱一斤，按一个吃得最多的徒工算，一月吃70斤，才十一块二角，每天吃五分钱的菜，一个月是一块五角，两项合计十二块七角，还有二块三角的零用钱。他说：“一句话，好是不好，但是吃饱了。”

　　耀邦特别同大家讨论了“青年时期吃一点苦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假使说吃苦吃到底，一直吃到去见马克思，吃苦万岁，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青年时期吃几年苦好不好？……我的意见是，从十二岁开始到二十二岁，吃上十年苦，很有好处。我认为至少有这么两条好处，十八个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靠什么起家的呢？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具有上面所说的两个条件。”他又说：“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起家的，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取得革命胜利的。我们也要靠这个东西来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坚强。”“我们有些同志，天天讲要提高思想，锻炼意志，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光靠嘴巴讲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必须进行严格的锻炼。钢是炼成功的，刀是磨锋利的，高尚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是锻炼出来的。”

　　讲到最后，耀邦说，如果同志们同意的话，我准备把那位同志的打油诗改一下：“亲爱的徒工顶呱呱，勤劳节俭志气大，努力学习闹生产，锻炼思想建国家。”他高声问：“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大家响亮地答：“同意！”全场代表的情绪在一片掌声中达到了高潮。


　　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一开始就要把风气带好

　　胡耀邦对青年团的作风建设极为关注。大会讲，小会讲，个别讲，处处讲，并且身体力行。

　　早在1952年8月他刚到团中央上任时召开的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上，就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团的干部的作风对于工作好坏有极大的意义。全会经过讨论取得了共识，认为团的工作是人民的一种事业，团的干部应该成为青年的表率。因而，认为保持和发扬团内那种朝气勃勃踏实苦干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乃是开展青年团今后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全会号召全团干部一致努力，忠诚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忠诚地当青年的好朋友。

　　根据青年团的干部流动快，新手多的特点，耀邦不断强调训练和培养团干部的好作风。他在1959年3月6日团的三届四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厂矿企业的大发展，团的许多基层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新手甚多，必须利用生产空隙对他们加以训练。至于训练内容，不但要谈思想，谈业务，还要谈作风。搞好作风很重要。白纸上画画，一开始就把它画好。‘新官’上任，一开始就要把风气带好。培养团的干部具有一种好的作风，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他还说：“中国青年和广大干部要把我们的党联系群众的作风继承下去。只要我们能够联系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会欣欣向荣，朝气蓬勃不断地向前进。”耀邦在1964年6月11日共青团九大上作的题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报告里，比较集中地、系统地总结了团的作风问题。他说：“党经常教导我们，共青团一定要树立一种好的作风，要把广大青年的风气带好。作风是一种无声的号召，无形的精神力量。团的作风好坏，对青年的革命化有着直接的影响。青年看团员，团员看干部。干部要作为团员和青年的表率。”

　　那么，团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作风呢？胡耀邦说：“概括起来说，这就是朝气勃勃，实事求是八个字。”

　　对于“朝气勃勃，实事求是”，耀邦还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朝气勃勃就是要有勇于跟困难作斗争的革命干劲。”

　　“朝气勃勃就是要开动脑筋，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有负责精神和创造精神。”

　　“朝气勃勃就是要有努力学习、永不自满的精神。”

　　耀邦说：“朝气勃勃必须建立在踏踏实实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必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接着，他又对实事求是作了具体阐述。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蛮干，不乱干，不弄虚作假。要有认真严肃的态度，要有实干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耀邦讲的作风含义较广，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以及读书钻研、调查研究、待人接物等等。

　　胡耀邦倡导的青年团的作风鼓舞教育了一代一代青年和团的干部，至今一进团中央办公楼的大门，迎面墙上就是“朝气蓬勃，实事求是”八个金光闪闪大字。这已成了共青团的一个光荣传统。（未完待续）

　　高勇，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13-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