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赫鲁晓夫改革不彻底很大原因是因中国阻挠

毛泽东是末代英雄 未能完成历史使命（下）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文字实录

　　嘉宾简介：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史实是攻不破的 历史就是不断的发现新东西

　　凤凰历史：我们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本书中记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始末，还有苏联大清洗之类的东西，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人性或者说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声誉，影响了大家对它的看法，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以后，肯定会对中国人有所冲击。您认为这些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沈志华：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你的目标，要追求什么目的；二是效果，会不会惹来麻烦，带来什么后果。

　　从目的来讲，我觉得是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可以不用刺激性的语言去表述它，我写的东西比较平和。我不主观给它戴帽子，给人家盖棺定论，我把事情说出来，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判断，我就是费点苦力气，把史料找到，然后把它们串起来，来龙去脉告诉读者怎么回事。其实毛泽东去跟斯大林谈判，到莫斯科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想读者自己想。

　　我这个史实是攻不破的，或者说我努力让你攻不破，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工夫，你看我最近写的这本书，我写完了，70万字，其中大概十几万字都是故事，我每引一段他们之间的观点，我都做了考证，从哪儿来的，是谁说的，可靠不可靠。我觉得现阶段这是为什么搞实证研究，现阶段你不要做那些自己也没有把握，这个说法又吓人，还惹了一身麻烦，何必呢？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嘛。

　　我觉得把史实摆出来就可以了，谁都有脑子，谁都会想，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我从1993年、1994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发表了几十篇东西了，基本上都是把一个事搞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最近我刚写完一篇赫鲁晓夫和炮击金门，苏联到底对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怎么回事，这个材料你就要到处去找，到处到档案里面去摸，把相关的东西搞清楚，最后我写这篇东西用了中国、俄国、美国和台湾的档案，现在发现你不这么找多方的档案去印证，真是搞不清楚这个事。

　　你把事情写出来，它能说你写的不对吗？好啊，你说我写的不对，太好了，哪儿不对？你要想跟我辩论哪儿不对？好，对不起，你也得去看看我看过的那些材料，那你就跟着我走了，你就进入这个实证研究的领域范畴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更好了，所以我不怕，到现在没人来跟你争，因为他不愿意下那工夫，他就想逮着你那句说两句反动的话，把这个话抓出来，然后说沈志华指责毛泽东，然后就开始批你了。事实上，我还没说过什么反动的话。所以你看我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东西，都没事。你能说我写的不对吗？你能说毛泽东没说这句话？你说斯大林没说这句话？都说了。

　　我说毛泽东是赞同批判斯大林的，原来大家都说中苏分裂是因为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我说不对，毛泽东心里高兴着呢，可搬掉了我脑袋上的一个大石头，谁压的我？就是他，这个东西可被搬倒了，而且不是我们搬倒的，是苏联自己搬倒的，这话都是毛自己在党内讲的，你说他没说过这个话吗？那你拿出证据来，我有证据，从哪儿引的，哪儿发表的，你可以跟我辩论，他辩论不过，我不是说他没这个本事，我是说他不愿意下这个工夫，你要真愿意下这个工夫，太好了，大家一块儿做学问，多好啊。

　　而且，从大环境来看，我也觉得现在历史学家多搞实证研究是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何况你从学术上讲，我们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基本史实还没搞清楚，瞎吵什么啊？

　　其实历史就是发现，不断的去发现新东西。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就是学术嗅觉，另一个就必须有站得住脚的核心史料。我现在有好多文章没写下去，就是我觉得缺核心材料，写着写着，或者有想法了，弄一个大纲给扔那儿了，因为缺少核心材料。

　　我举一个例子，朝鲜战争时的细菌战，这是争论特别炙热的问题，到底打没打？美国使用还是没使用，其实我早就开始关注这件事了，我研究朝鲜战争那么多年，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但我一直没写，就是没有找到核心材料。现在有13件俄国档案，苏联安全部大概就讲了这件事，说美国使用细菌战，后来就公布了，公布了以后，本来是想做政治宣传，压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结果没想到联合国很重视这个事儿，说《日内瓦公约》规定细菌战不能用的，要调查，中国傻眼了，然后找苏联说你来看看，苏联派专家一看，说这不是细菌战，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造。后来是联合国的国际卫生组织，不是联合国的，就是李约瑟他们，看到的就是苏联造的东西。

　　苏联安全部门的专业人士要造出细菌战的证据，那不是很容易嘛？

　　后来怎么败露的呢？是伊格纳季耶夫，一个安全部部长，斯大林死了以后，他跟贝利亚有矛盾，结果贝利亚把他枪毙了，就因为这件事，说他欺骗中央。这13件的档案就都出来了，按说是重磅炸弹，但我发现一个大问题，我相信这个材料是真的，我也看了，不大可能是假造的，但是这个实在事关重大，要推翻一个历史上原来下了定论的东西，而且当时搞全国卫生运动就是这个起因。所以，还得有确凿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俄国原件，是日本学者从苏联档案里抄出来的，1993年苏联正乱的时候，他看见了，就抄出来了，抄了后报纸登出来了，全世界都用，日文的、英文的，但是我要看原件。

　　所以我就追踪找那个日本人，找那个美国人，找他们发表的英文、日文的，说是手抄的，我就不再写这个东西了。如果一般的事儿，我要做个判断，那是可以用的。但是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你要没有原件就不敢，按说这13个文件，再配合中国的史料，聂荣臻、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的这个电报，这个事儿基本上可以做个结论，但是你要真写出个东西来，写出论文来，我觉得还得到俄国去把原件找出来才行，所以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能随便写的。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访苏被有的人认为有失体面

　　凤凰历史：您怎么选择历史选题？

　　沈志华：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和怀疑，有些事不大合逻辑，可能背后有问题，我觉得搞学问应该这样。因为不提出问题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没有问题意识，怎么可能深入下去？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任何具体的史实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原来都说《中苏同盟条约》是中国起草的，那时候我就想不可能啊，中国有那么多的外交经验，苏联又是老大哥，怎么中国先弄出一个文本给苏联？按道理应该苏联弄个文本给中国，但是史书都那么说的。

　　凤凰历史：是。

　　沈志华：我在研究《中苏同盟条约》时，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后来我把俄国的档案都拿出来看，苏联第一稿在1月6号就起草好了，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还在路上呢，等周恩来到了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改出七稿了，一稿改了给外交部，外交部又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又给了斯大林，改来改去，给中国的时候是第七稿，这怎么说是中国拿稿给人家。

　　但是后来我想，因为《毛传》上也这么说，文献也这么讲，后来他拿了一个毛的电报出来，毛的电报里头说，中苏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联改动不大。我说毛也不会公然说这个瞎话，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再往后搞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苏联把这个稿子给了中国，中国改了改，改了改以后把改的稿子又给了苏联，苏联就没改，说行，就这个了。毛的电报里面没说前面这个事儿，就说后面这个事儿，苏联拿了我们这个文本没怎么改，就通过了，那是人家给你的，你改动了一点，改动也不大，又给了苏联，苏联同意了，就是这么回事。

　　但你再进一步想，毛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的问题就大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但他为什么前面的话不说呢？这就是毛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去苏联，说咱中国向来都是改朝换代，咱们往君王殿上一坐，都是各方来朝拜，您这好，刚建国，您就跑苏联一去去两个多月，这有失体面。再一个，你到人家那儿，人家拿一个协议给你，说签字吧，这就更不得了了，中国共产党的脸面何存啊？所以不能说这个话，说是我们起草的稿子，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分析他的心理，把整个史实铺开，这样就比较明白了。

　　我这不是说他好，也不是说他不好，事实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压力很大，他不希望回国以后再闹出什么事，说苏联搞了一个条约，中国签了一个字就回来了，这不傻眼了吗？中国共产党，还要领导全中国，因为那会儿对苏联都不满，国内是这样的情形。

　　不论是苏联史还是中国史，还是中苏关系史，里边的问题非常多，随手抓就有。所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然后要去小心研究，慢慢的把工作做细，你看我的几篇文章能够感觉得出来，我对比各方面的材料，一点一点去抠，我甚至在研究波匈事件的时候，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因为一个情报谁先得到？是苏联人先得到还是中国人先得到，中国得到，中国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的，发出来的时候是莫斯科的时间，还是布达佩斯的时间，在北京是几点钟。然后北京它程度还不一样，它电报先发这儿，发到外交部，外交部先要解密，解密以后变成中文，它原来是密码，变成中文，中文还要再送中央处理，然后组织再回电。

　　所以看档案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几月几日发出的，那不行，你得看几月几号到，特别是档案里细到什么程度。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原来外交部档案没解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有问题，因为中国没什么反应，就是23号到26号的时候，10月23号晚上出的事儿，到26号中国报纸上都没说，都是转载别人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会儿外交部的档案没解密，但是我就采访了很多人，特别是我采访夏宝生，他当时在那儿，他说我没电报机，也没有长途电话，所以跟国内断绝通讯，他说我们发电报得到电报局去，电报局那天闹事儿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

　　凤凰历史：所以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沈志华：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外交部档案开放了以后，我又去求证这个事儿，因为这毕竟是嘴上说的，在历史研究当中嘴说的事儿一定要有文献来证实，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是，24号凌晨，驻苏使馆发出电报，不错，写的是24日，他写电报的时候写好了，他一直发不出去啊，不是着急嘛，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的？27日收到的。你这不就清楚了嘛，这就是文献和口述历史就能够吻合了，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中国不知道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中国没有作出反应，这就是我做的结论。

　　后来中苏吵起来了，中国就说匈牙利都是我们的功劳，都是我们让出兵的，中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说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求证，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几点几分，后来我做卡片的时，都标上几点几分收到，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失误。从方法上来讲，我觉得做这个实证研究，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觉得我的方法很不错。我到美国去给他们讲完了，我这一段到美国加州走了一圈，到4个学校讲演，好多学生来问我是怎么把这件事弄清楚的，我看你也有这个问题。


　　搞历史研究需要下苦功夫 史实需要甄别

　　凤凰历史：对，我也有这个问题要问。

　　沈志华：浩瀚的史料，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窍门，第一，你得下工夫，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都差不多。我就是比别人下的工夫多一点，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工作16个小时，你一天工作5个小时，我工作13个小时，我比你多一倍的时间，那么你干一年，我等于干两年。所以第一要坐得住，要坐冷板凳，肯于下工夫，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别的学问我不敢说，你说你搞哲学，你划着船转悠转悠，回去就能想出点东西来。搞历史的不行，搞历史不是想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来，史实想不出来的，史实是看出来的。

　　研究历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美哟史料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必定把它找来看，就是人家都写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学问不下这点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当然有人很聪明，东抄西抄点也行，但是这做不真，做不下去，肯定的。别的我不敢讲，特别是搞哲学的，但是搞历史你就必须得这样去下苦工夫，否则的话，我跟你讲，我可以随时举很多例子，你看张三写哪本书，你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抄下来了。其实看所有别人的著作，就是给你一个引子，就是给你指个方向，哦，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材料，但是是不是这个材料就是他说的这样，这可是两回事。

　　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原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不是他理解错了，就是他引用的片面，有的可能犯小错误了，他页码标错了，你不看你也照标上，你倒是省事儿了，他的错误不就传染给你了嘛，这还不说什么道德的问题，说你抄袭，这个不讲。至少他的错误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你了，如果大家都这样，还做什么学问，咱们就弄这禽流感就完了，这是第一。

　　第二，方法得当。方法得当，你就事半功倍，方法不得当，你就事倍功半，我自己研究出一套比较好的方法，我也比较得意。但是我这个方法也给我的学生们讲，我觉得搞历史就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能够让你理清史料的继承关系，来龙去脉，很简单，我就是做卡片。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家的做法，我只是利用了现代的电脑技术。

　　这个操作起来很复杂了，但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利用排序功能，我把所有的卡片按同样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发的电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能有时间的尽量详细，是上午还是下午什么时候。你看了一百本书，都讲的是同一件事儿，或者一百件档案，最后你排序以后，它都集中到一块儿了，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史料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知道他是引他的，他又是引这儿的，最终原始的档案在哪儿就找出来了。

　　再一个，你前后看就知道，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因果嘛，前因后果，一定是这样的，这是逻辑，所以一看就知道，他先说的这个话，然后他后说的，那就是他影响他，不可能是逆向的。所以只要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往一块儿一摆，能够明白很多事情，我好多考证都是这么考证的。

　　凤凰历史：在具体的操作上，实际上就是做卡片了，老先生实际上有两个办法，您是用哪种办法？

　　沈志华：我是这样的，比较大范围内的东西，我涉及的范围比较宽，在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可能有关联的我都会看，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先后影响的，比如国内发生了什么，同时国外发生了什么。像台海危机的时候，中东发生了一个事情，毛去解释这个问题，很多人讲毛为什么炮击金门，为什么要打金门？1958年，这边大跃进，人民公社搞的热火朝天的，你这不是找事儿吗？毛解释的是我们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但是你仔细看这个时间，你一排，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研究台海危机，你只把有关台湾的问题都弄过来了，你得把当时世界上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

　　串一块儿你会发现问题，我就做这个判断，毛泽东炮击金门不是为了支援中东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下命令是7月14号，这个是可以说他有这个想法，因为7月13号中东出事了，7月14号他就说现在可以炮击金门。

　　好像是这样，但是7月26号中东最紧张的时候，毛突然下命令，我们不打了，然后8月23号他突然下命令，马上炮击，8月22号中东危机解除了，联大开会了，问题解决了，你倒来打炮了。所以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把西方、东方发生的事儿都搁到一块儿，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么回事，它另有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想利用中东闹事的时候，在台海折腾一把，说好，美国人都顾不过来，他自己的舰队正在忙着呢，我趁机打下来。他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他绝不会说打这个支持那个，支持的话怎么闹到最紧张的时候不打，等人家都解决完了突然炮击，这不是捣乱嘛。

　　沈志华：卡片我怎么做呢，我的卡片库基本上都是按时间排的，不管什么事，国内、国外的都在一起，都按时间排的。所以你看我这个库是按年、月、日，在电脑里头都排好了，我要研究的这段发生在什么时段，我先把这个时段中所有的材料都看一遍，不是看所有的书，那是看不过来的。比如说我看了一段这本书里的第几页到第几页讲了什么问题，我就记下来，最简单的卡片就是一个基本信息，当然有些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毛说了一段什么话，他说的是什么，我整段话都给做下来，也有，有的甚至是一个文件，好几页，现在反正也方便了，什么还原。都有那种，也不用我去一个字抄了。

　　这样的话，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了整个历史这个时段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在这里挑出来跟这里有关联的内容，挑出来以后你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了，哪儿是因，哪儿是果，因我讲几条，果我再讲几条，然后你再把它分类，分完类，我写苏联史那本书的时候，2千多万字的卡片我都做好了，而且我写十章，已经按十章都分好了，十章里头第一节写什么，第一节的第一段写什么，我全排好了，排的很细，整个就全出来了，2千万字都按照章节结构弄好了，就是坐那儿写。

　　因为你在看第一遍基础材料的时候，看第二遍分类材料，第三遍按章节分类的时候，看了三遍史料，全在心里头，都知道了，而且思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什么叫研究？最后写的那个不是研究，不能说不是研究，那不是全部，那是到了最后写的时候，你怎么把你想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比较精练、生动，那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其实都在前面那部分。我写东西，一般的像一篇论文，三万字左右，写一个星期就完了。而且你这个积累出来以后，将来你想写什么，你到你的库里头一看就很清楚了。

　　我这次就是到美国，我发现中国改宪法那个，我说这个材料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这个宪法是苏联一条一条的，它是苏联各个部门都给提意见，那肯定是中国给送去的，让苏联提意见。因为我不搞法律，回到国内，马上第一是到我们的库里头去找，把1954年到1955年那一段找出来，好多事儿就连上了，就是毛下的指示，原来你不做这个，你没留意嘛。第二就是找他们搞法学界的，找点权威性的著作一看，基本上就清楚了。我这个贡献恐怕还是唯一的，我看他们所有的方法，因为这不是史学的研究范围，这基本上是法学，他们研究宪法是怎么搞的，什么评价，争论不休，到底是学苏联还是不学苏联，当然很多人做的时候是肯定的，肯定要学苏联，那会儿全国学苏联嘛，但是怎么学的呢？不知道，没东西，我告诉你怎么学的，我这儿有东西。


　　赫鲁晓夫改革不彻底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阻挠

　　凤凰历史：研究这么长时间苏联史，您是怎样看待苏联崩溃？它的瓦解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还是操作性的偶然？

　　沈志华：从根本上讲是制度性的必然，但那个时间点上，发生这个事儿是操作的偶然性，应该这么解释，我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呢？苏联这样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凤凰历史：您实际上的看法是它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本身可能说是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速度加速了。

　　沈志华：对，如果不发生“8·19”政变，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是早晚的事儿。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实际上，苏联这种体制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就看出来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搞新经济政策？你想想这个道理，就因为走不下去了，军事共产主义不可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按比例发展，重重轻轻的所有这一套东西，它是一个战时经济体制，就是对应付战争很有效，动员力强，资源集中，令行禁止，中央一句话几乎全国的财力去干一件事，能不成吗？所以中国裤子都穿不上，能造出原子弹来？它就利用这种体制的优势，这是什么体制呢？这是一个战时的经济体制。但是你长几十年、上百年，和平时期都采用这种经济体制的话，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你搞军备搞了那么多，结果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苏联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40年了，还是平均四平米的住房，老百姓能不反吗？

　　二战后，为什么改革的呼声那么高？就是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结果国门一开，苏联100多万军队打到欧洲去，突然发现，原来资本主义比我们好得多，到了匈牙利，我看的都是家书，人家回来写的信，说匈牙利的屋里还挂壁毯，那俄国什么人挂？沙皇那边挂壁毯，大知识分子家里头有钱的挂一个壁毯，老百姓对壁毯都是想象中的，为什么朱可夫往回运红木家具呢？你想想，他打下德国，看到好红木家具，后来斯大林致朱可夫就这一条，你们运什么家具啊你？你想朱可夫都从德国往苏联运家具，说明什么？朱可夫何等人物啊？

　　他后来好多的家书来来往往的信，你一看这个，最后人家讲述了，原来这个幕后的资本主义，比先进的社会主义生活水平要高多了，那跟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搞了30年，搞什么呢？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老说世界3/4的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就我们生活的好。结果改革开放，电视也有了，一看，哎哟，不是那么回事，人家那个工人退休以后有劳保，还有保险，什么没有啊？你有什么啊？苏联当时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它改革的冲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种民众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问题就在怎么改，然后怎么改？咱们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苏联改不下去，中国改下去了，就是它这个制度根深蒂固，所以我说是制度性的原因。苏联三次改革都失败了，还有一次机会没抓住，三次改了一次，就是列宁搞那个，那是生命力最长的一次，五年，五年到六年，为什么？因为是列宁倡导的，所以你得有点本事。

　　到了第二次，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最不彻底的，没有展开，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他个人的水平问题，苏联党的认识问题，改革的难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的阻碍。

　　凤凰历史：中国人的阻碍？

　　沈志华：那当然了，人家想改改，发个奖金吧，你说奖金挂帅，人家说搞个物质刺激吧，你说是修正主义，中苏分裂，批判苏联，当时我们小时候都看一本书，题目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头摆了大量的事实，你知道所说的什么吗？说苏联居然有私人小商贩，在那儿自己捣腾买卖，这还叫社会主义？现在年轻人听了可能都觉得是笑话，但是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

　　而且，就改革的领导者来说，还有一个个人威望的问题，赫鲁晓夫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不足，他的改革在受到国内外共同压力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下去。当然，列宁的个人威望支撑着新经济政策搞下去了，但他缺少一个理论支撑，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来维持下去，同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解决就出现了分歧。

　　它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80、90年代改革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双轨制、价格差、贫富差距之类的问题。要么就走回头路，要么就突破这个，结果斯大林就选择了走回头路。而他为什么这么选择，又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他就纠结在一起。

　　第二次，赫鲁晓夫搞改革，认识确实比列宁深入了，但他个人的威望不行。他把握不住这个局势，党内地位都不稳固，就更不行了。再往后，戈尔巴乔夫他们搞的时候，理念是一次比一次更先进，但党内地位和威望却越来越不行了。

　　说操作性偶然性，一些事情如果处理得稳妥一点，可能会把速度减缓一点，但是结果不会改变。你想想，同样的问题，70年来反复地被提出来，不断地有人要求改革，他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有，从长远来看，不改革必然崩溃，早改革就损失小一点。

　　沈志华，杨超/采，凤凰网历史頻道 2013-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