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4日 星期一

我下狠手打人的故事


是秋末冬初。一天晚上,记忆中那天屋外边格外安静,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通讯员到宿舍说“指导员叫你”。来到连部门口,见到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入团申请书我看到了。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不够,还要经受得住考验。团党委亲自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和 ‘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究竟对党委的决定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还要看你的具体表现。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老是管歪风邪的“邪”字气念“牙”),很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经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顶着。”

说完发给我一根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还没有用过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提搂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切坯”盖起到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三,四班的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各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提搂一根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看差不多准备好了,把门推开一个缝,把手一摆,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小伙子。年龄和我们一样,十七八岁。接着一排长就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我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承认不承认? ” 刘胜利说:“毛主席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 一班长说:“可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你这就是反对毛主席。”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 刘胜利说:“这也是没有的事。”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四十八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约过,只有四十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标准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 一班长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 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我从来没有过。” 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 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 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自个儿要求进步,直接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噜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老“玩儿闹” ,说得一口玩儿闹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 就是在被人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看到刘胜利这样倒都楞住了。刘胜利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 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就是兵团发的那种,绿的,两头是铁签子。我把武装带对折,把铁签子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别人只要一说:“打你小子。”就先自害怕逃跑了。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这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他,为什么要抢在别人前第一个打他。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仇恨,甚至说还是朋友。他是很落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玩儿闹”,更确切的说他是个小流氓,我对这些一直都非常痛恨。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我不知道。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打他本身就表明自己跟坏人坏事划清界线的立场,为入团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有的,逃脱不掉!

这时,打得越狠,立场就越坚定。打得越狠,就越要求进步。打得越狠,表现就越好。打得越狠,我身上的兽性,虐待欲望越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泄。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已抬不起胳膊为止。

刘胜利居然一声都没吭。

这时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棍。木棍一下折成两节。他抡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里的半截又折成两节。手里的只有一尺来长,不能用了。他捡起掉在地上的半截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节。

这一下打得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后,立即求饶:“哎呀妈呀!” “饶了我吧!”

这时一班长,三班长,四班长和那些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听见求饶,反而更加气愤。唯恐动手落在别人后边,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倒在地上缩成一团的刘胜利一顿暴打。棍棒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一会儿,所有的棍子,铁锹把都打断了,断成一尺长一截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地上。

隔着打饭窗口观看的炊事班的女生看见已经没有可用的棍棒,立即跑到炊事班拿来擀面杖,递给男生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的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再一会,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象落在麻包上,只有“噗噗”的声音。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象一条第一次灌水的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立即跑去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滩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 ,刘胜利叫了一声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11:15,血压:40/20,心跳:23/秒,体温:42,全身90%皮肤受伤及皮下积血,头皮破裂……

接下来,“两个教育运动”在全连铺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名字的被打的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经常不起来。干活经常完不成指标。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是被女生“教育”的。因为有些落后的男生经常不怕男生打,而怕在女生面前丢人,特意让女生“教育”他们。这就是所谓“姑奶奶教育运动”。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道具:大刀“教育”他。那是用木板雕刻出来的,涂上银色的油漆,就显得银光闪闪了。一群女生挥舞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头上,脸上都是血。

康英华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她学习不是很好,脑子较为迟钝,留过好几次级,性格上也不是很健全。她长得较胖,手脚很慢。在家里是最小的女儿,父母和几个哥哥便格外娇惯,因此她很任性。来到兵团,经常起床慢,干活完不成任务而拖班里后腿,而这些都完全不是她的错,她没有正常人的能力。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掐,抠,咬,揪是她们独特的教育方法。康英华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发被揪得只剩下几绺长发让人们辨认她是个女人。头皮一片黑一片白的。

被打之后不久,她就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内蒙古。听说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半夜三更不穿衣服跑到外边,哭喊:“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

正常情况下被打的人现在应该健在,想必他们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吧?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都入了团。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记得是历史系。正常情况下他也应该健在,想必他也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吧?

我因为这次表现不够出色,没能入团。

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几乎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政委在“两个运动动员大会”上说:“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这是我们二十团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法宝,是我们治疗落后分子的灵丹妙药。”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从那次以后,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徒刑。

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对不起,当年,我曾经动手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无论如何我是难以逃避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甚至无法察觉。但现在回想,为了努力表现自己,为了入团,为了向上爬,为了将来上大学,尽早离开那个地方,这些都是无法逃避的。但是这些私欲都被“要求进步,痛恨落后”“向党组织靠拢”等这样的冠冕堂皇的外衣包装起来,使得自己的野蛮兽欲有了发泄的理由。

我不请求你的原谅,因为这样的事是不能原谅的。我也无法补偿,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而我能对你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其实我说‘对不起’,也是出於自私的目的:为了减轻一点负罪感。然而我也只能如此了。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任国庆,转自《天苍苍野茫茫》(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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