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上）

　　内容提要：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能忽视。因为他较早投入这一运动，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但因李汉俊的主张在一大会议上未得到大多数代表支持，并且决意排除他的张国焘事先就选谁同各代表打过招呼，导致他会议选举时落选。后又因他与中央和某些领导意见分歧，于1924年脱离了党。但李汉俊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工农和民族的解放，直至1927年献出生命。



　　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能忽视。因为他较早投入这一运动，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起草第一个党纲，一度领导党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并亲力筹备“一大”。可以说，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

　　本文力图进一步弄清：李汉俊何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他在中共建立上起到什么作用？他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有何见解？

　　一 一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李汉俊(1890～1927年)，原名李书诗，字人杰。1919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①。究竟是什么主张和行为使他在英国人眼中成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呢？

　　这年8月17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发表《怎么样进化？》一文，指出：由于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工人变成同机器一样的“器具”，使弱小国家人民陷于贫困，更造成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他认为，人类要改变这种“跛子社会”，朝幸福、安定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该文显示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9月，他和詹大悲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著《世界思潮之方向》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文章写道，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革命是根本推翻旧的思想、道德、制度、组织，“在新基础上，改建社会的运动”。译后语表明“中国决不在世界外”，要进行“扩大的群众运动”，应明确其“意识”、“目的”和“结合力”；希望“民党”、“革命党”(即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对领导这一运动有“切实的打算”。但译者看到，该党虽“好像也曾有点打算”，但因与武人、官僚等势力妥协，令人失望，故声言：“我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我要个什么……管他给不给呢？”似乎表达出不去求人，不依靠已有政党，希望平民、无产阶级靠自身结合力组织起来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思。学者田子渝对此的解读是：李汉俊打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上述文字表达的主张与那一时期李汉俊同董必武等朋友们私下所谈的是一致的，即：当时社会发生毛病了，要根本改变；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的路子不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方式，进行“全部改造”的社会革命；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②。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便有意同孙中山及其政党联系。1919年夏秋之间，先有来自俄国的中、朝、日革命者拜访孙中山，讨论组织共产党和在东亚三国联合革命行动等事宜；后有苏俄使者带信给孙，敦促其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③。作为1912年加入过同盟会④，留日归国后同孙中山关系密切⑤的人，李汉俊可能知道这些情况，故他萌生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想法亦非无因。

　　怀有这样的激进思想和意向大概是李汉俊被视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可能因他与俄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密切关系和共同活动。

　　二 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参加者

　　1919年春共产国际成立后努力在全球推动、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并建立共产党。8月，俄共中央下达在东亚展开共产主义工作的指示，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随即携此指示赴远东，准备同日、中、朝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东亚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⑥。不久，“在东方国家逐步建立共产党”⑦成为共产国际的明确任务。共产主义运动遂在东亚拉开帷幕。

　　李汉俊因与日本、朝鲜社会主义者有联系，成为较早投入这一运动的中国人。据1919年年假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曾带她“去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并“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⑧。李汉俊留学日本多年，结识一些在日本提倡解放运动的发起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据说他曾与后来发起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著名社会主义者联系⑨。1920年年初，在上海约有40名～50名日本社会主义者⑩。虽然这些人是谁尚多不了解(11)，但1919～1921年间，李至少同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平贞藏、山崎作三郎、芥川龙之介、村田孜郎和泽村幸夫有接触，前两位是追随社会主义的新人社成员(12)。

　　在东亚，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始自日本，共产主义的组织却由朝鲜人发端。1918年6月，一批侨居俄国的朝鲜人成立了韩人社会党，次年4月该党注册于共产国际，成为东亚人民组织的第一个隶属共产国际的政党(实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组织)(13)。该党秘书长朴镇淳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赴东亚，11月抵上海(14)。此时上海已成为东亚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朝鲜“三一”运动失败后，很多独立运动人士逃亡中国，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5月，一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叫罗扎多维奇(J. Rozardovtch)或鲁扎芮奇(J. Ruzaruichi)的俄共党员与临时政府成员吕运亨(15)、李光洙(16)等取得联系，此人还建议韩人社会党将总部移至上海(17)。于是该党委员长李东辉于8月就任政府总理时，党部也随同迁沪，多名骨干担任政府要职。该党宣传共产主义，并率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

　　李汉俊1904年曾入日本“特为教授邻邦子弟游学”而设的经纬学堂(18)，结识一些留日朝鲜青年。归国后，他多次撰文对遭受侵略的朝鲜人民表示同情，支持其独立运动(19)。他接触到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朝鲜人，并可能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若干在华为苏俄工作的俄国人，从而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1920年2月英国的一份情报显示，在上海永安饭店一次餐会上，李人杰与其他“对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朝鲜人李光洙和俄国人李泽洛维奇，在某些“对中国怀有真正良好意愿的人”建议下商讨组成一个团体并创办杂志。与会者决定出版《劳动者》(The Worker)月刊，每人每月缴十元用作出版费(20)。同年3月日本驻沪武官也报告：“俄国人阿格廖夫正与李仁杰、吕运亨等密筹，计划出版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21)可见，成立团体和出版杂志的动议出自俄国人。阿格廖夫和李泽洛维奇都为《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该报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重要喉舌，报社实为其在华从事活动的“重要据点和掩护机关”(22)。

　　是年3月1日，李汉俊出席有七百多位朝鲜人和上百中西来宾参加的韩人独立节纪念会。在李东辉等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演说之后，他代表中国人致词：“贵我两国有不可离之密接关系，而容易行共同动作。”(23)此祝辞除表示他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还期望中朝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李汉俊被选致词，说明朝鲜人对他十分看重，同时显示他可能事前已与李东辉等韩人社会党领导有联系。

　　李汉俊当时“与各方都有友好的关系”(24)。除朝日俄社会主义者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外，他还同一些中国学生运动领袖相识。譬如，1919年9月他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负责人程天放、刘振群及指导学运的孙镜亚到家里与宫崎龙介一起谈中国社会改革的道路和运动方策等(25)。这几名学运领袖是新亚同盟党成员。

　　新亚同盟党是1916年夏由中朝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1920年1月更名大同党。该党领袖人物黄介民、温晋城、姚作宾等多为《救国日报》编辑。1920年1月16日《救国日报》扩版后的首发号，即发表了李人杰《对于救国日报扩张的希望》一文，表示：深晓世界情形的留学生“负有指导普通一般的同胞以造中国，使中国为适今世界潮流的国家的责任”。李若干介绍苏俄情况的译文也在该报转载。李汉俊与《救国日报》之缘显示他可能与“大同党”有关系。除该党一些华人成员、韩人成员(李东辉、吕运亨等)与李汉俊有关系外，加入该党、自称苏俄代表的波塔波夫曾将《苏维埃宪法》等英译小册子交李(26)。大同党一度被苏俄视为渗入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政党(27)，并当做在华建立共产党的一个基础。1920年春以后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东亚社会主义者会议(28)，常有大同党领袖参加。

　　韩国学者金秀英认为，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中朝日俄的社会主义者间有互动，而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人中，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29)。这说明李汉俊在早期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三 《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中国党史界多把1920年2月李大钊陪陈独秀到天津、送他赴沪视为中共创立起点。问题是：陈、李为何不先在北京而要在上海建党呢？笔者以为，除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之地，租界对政治活动的控制较北京稍宽松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上海已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活动中心——《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有韩人社会党和大同党，特别是已有一批聚集在星期评论社周围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陈到上海确是“有计划的”(30)。

　　据《中共简史》，陈独秀去上海是因那里有戴季陶办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刊物(31)。这个刊物就是《星期评论》。其1920年新年号赫然出现：“希望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该刊新年贺词为：“敬祝世界红灼灼的新年，希望大家热烘烘的奋斗。”(32)新年伊始，《星期评论》便显现非同一般的赤色。

　　这年春起，《星期评论》开始刊登李泽洛维奇提供的英、美社会主义刊物上的文章，如4月18日载李汉俊译《强盗阶级——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同月，星期评论社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拟在该刊发表。5月1日《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发表李大钊等多位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出自李汉俊的就有《强盗阶级底成立》和他译的J. Lizerovitch和E. Maharan(33)著《五一》和《人力车夫》。《星期评论》以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引起苏俄和共产国际重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来电要李汉俊将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报”各期寄莫斯科(34)。共产国际“二大”上，刘绍周称《星期评论》为“上海的社会主义党”的“周刊”，并说，“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35)。

　　《星期评论》社1920年上半年的发展与中共的形成关系极密。自1月间《星期评论》编辑所和总发行所迁至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李书城、李汉俊寓所)后，该社逐渐聚集起更多立志革命的人士。3月末俞秀松、施存统到来，不久陈望道、丁宝林等也相继加盟。他们为《星期评论》工作，并多住在社里。而李汉俊此时成为该社“思想领导中心”(36)。《星期评论》不仅刊登多文讨论劳工问题，李汉俊等还在工人中筹办工人夜校、工人合作社。该社成员与工人往来，支持工运，曾散发数千份传单声援上海染织厂工人罢工(37)。4月2日，李汉俊与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等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38)。

　　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的俄共党员魏金斯基(华名吴廷康)、季托夫、金万谦抵沪。当月，吴廷康即与杨明斋到《星期评论》社座谈(39)。以后他们召集数次会酝酿建党，参加者除个别人，如《新青年》编辑陈独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邵力子、《解放与改造》编辑张东荪，大多为《星期评论》社成员，如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施存统、俞秀松、丁宝林等。可以说，《星期评论》社以其群体参加了初期的组党活动。因此，瞿秋白视此社为建立中共的“细胞”之一(40)。（未完待续）

注释：

　　①FO(英国外交部档案)405/228，157号文件附件(1920年4月7日)。

　　②《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李人杰：《改造要全部改造》，《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1928年4月)，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田子渝提供复印件，第13页。

　　③国史编撰委员会：《韓國独立運動史资料》(四)，汉城1967年版，第639页；FO 228/3211，1919年11月2日。

　　④汉口档案12993.2(藏台湾国民党党史馆)。

　　⑤根据英国情报，李人杰“是孙逸仙的常客”；孙是李“最重要的朋友”。FO 405/233，107号文件附件1(1921年9月26日)；FO 405/228，157号文件附件(1920年4月7日)。

　　⑥，T. I. 1920～1925(Москва：РАН，1994)第4号文件。本文除参考俄文本，还使用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两个中译本。下面引用该档案集时，一律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不写编译者和页数，只写文件号。

　　⑦尤丁和诺斯：《苏维埃俄国与东方》(X. I. Eudin and R.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⑧《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25～26页。

　　⑨日本警方1921年4月报告，李汉俊同“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石川祯浩编注、刘传增译：《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第3页。李当时不在日本，应指有通信联系。

　　⑩国会图书馆编：《韓國民族運動史料(中国篇)》，汉城1976年版，第25页。

　　(11)仅据现有资料，有松本三郎、刀田次郎(《韓國独立運動史资料》四，第675页)；喜平次郎、平井(《申报》、《新闻报》1920年5月5日)；高岛一郎、冈本(英国外交部档案)等人。

　　(12)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日)《解放》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平贞和泽村与李的关系见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0页。

　　(13)徐大肃：《朝鲜共产主义文件，1919～1948年》(Suh Dae-sook(ed), Documents of Korean Communism, 1918～1948)，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14)金俊燁、金昌顺：《韓國共産主義運動史》第1卷，首尔1986年版，第169页。

　　(15)吕运亨(1886～1947)1918年在上海创立新韩青年党，次年参与筹建韩临时政府，任外务次长。1920年参加高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共。朝鲜光复后，任“朝鲜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47年被暗杀。

　　(16)李光洙(1892～1950)1919年参与起草“二八独立宣言”，后至上海参与筹建韩临时政府，任外务委员，主编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和汉文《新韩青年》。1921年返朝。1930年代与日本合作，1949年因叛国罪被捕，次年病逝。

　　(17)具大业：《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朝鲜》(Ku Dae-yeol, Korea under Colonialism)，汉城电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金秀英：《共产国际与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在上海》，(Kim Sooyoung, 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r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 PhD diss)，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第76页。

　　(18)日本晓星中学《学籍簿》，李喜所：《中国留学史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7页。

　　(19)参见其《排日问题》，《救国日报》，1920年1月16日，增刊第1～2版；《朝鲜的独立精神何如？》，《星期评论》35号，1920年2月1日，第4版；《求神救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0日，第4张第14版。

　　(20)FO 228/3214，1920年4月8日；FO 405/228，157号文件附件。

　　(21)引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77页。

　　(22)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在华早期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此文也介绍了这两位俄国人。

　　(23)《韩人独立周年纪念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3日，第3张第10版。

　　(24)FO 405/228，157号文件附件。

　　(25)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

　　(2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7号文件。

　　(27)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周祖义、李玉贞译)，《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根据1920年第16期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共产国际》)订正若干词。

　　(28)英国The Call(《呼声报》)1920年4月1日据3月消息刊出“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报道。1920年秋冬及1921年春吴廷康和朴镇淳先后主持中日韩社会主义者会议筹建共产党。

　　(29)Kim Sooyoung，第87页。

　　(30)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31)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 M. Wilbur & J. L. How,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8页。社会科学研究会1927年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也写道：陈独秀到上海，“适有《每周评论》(应为《星期评论》)在谈马克斯主义，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九年五月)”。

　　(32)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日，第1张第3版。

　　(33)在《星期评论》上，前者的英文姓名被写为J. Lizerovisteb，李汉俊译为“李则罗维起”。根据英国档案，此人英文名应当是J. Lizerovitch，一位1917从英国到上海工作的俄国人；后者被译为“马哈兰”，可能是葡萄牙人。关于这二人的情况和考证，可参见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2号文件。

　　(3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卷(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伦敦：新园出版社)1977年再版，第139页。刘提到的5月1日“周刊”上的口号，恰是《星期评论》该号中缝上的“不劳动的不得吃”、“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

　　(36)《杨之华的回忆》。

　　(37)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98页；《杨之华的回忆》。

　　(38)1920年4月3日《申报》(第3张第10版)、《救国日报》(未拍摄报头)的有关报道有“李人杰”的名字。

　　(39)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二)，第564页。

　　(40)瞿秋白：《中共党史纲要大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0页。

　　作者简介：李丹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聘研究员。

　　李丹阳，《史学月刊》201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