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下）

　　四 参与发起中共早期组织

　　中共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酝酿阶段约自1920年4月始。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在反复讨论中觉得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便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记得：“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41)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国1920年5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反映出建党有一定步骤，初期组织用过不同名称，且非一帆风顺。韩国学者徐相文从1920年5月前张东荪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党时机未到”研判出这是张“不参加的实际行动”(42)。5月底李汉俊发表的一文在谈到与张争论时道：“起了争执，是不是主义前途的障碍……与其由混杂分子组成一个庞大不纯的团体，不若由纯粹分子组成一个虽小而纯的团体。”(43)李关于组成有“主义”的“团体”宁缺勿滥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似透露出那时已有建党的尝试。

　　共产主义组织初建时参加者并不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除了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核心的党的“胚胎”，还产生了与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结盟的统一战线式外围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因组织内信仰混杂而一度以“社会共产党”为名(44)。此外，那时中国还有东方共产党、支那共产党、社会共产社、兵丁贫民共产团等以“共产”为名的组织。

　　1920年7月初，在华俄共党员会议在北京召开，议决以“若干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基础成立共产党(45)。在吴廷康返沪后召开的“中国积极同志”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对建立中共表示坚决赞成(46)。同年夏在上海成立附属“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中国科——即“上海革命局”，成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中心。以吴廷康为首，陈独秀、李汉俊等为成员的革命局即后人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的建党工作随之启动。9月，陈独秀告诉刚到上海的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47)上海建立起党的中心组织后，随即着手在外地组党。李汉俊主要负责湖北，致函要董必武、张国恩等“组织起来”，以后又亲去武汉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李汉俊加紧理论宣传。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于1920年9月出版后，又着手译《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著作。他校对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并帮助李达从德文补译部分郭泰(H. Gorter)著《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刊物后，李汉俊参与编辑，以后又为党刊《共产党》撰稿。他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团的机关——外国语学社辅导俞秀松、李启汉、刘少奇、彭述之等学习马克思理论(48)。还为武汉的党团组织讲解唯物史观。

　　在党内被视为“最有理论修养”(49)的李汉俊受托起草党纲，其重要条款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50)。因陈独秀、李达不赞同“生产合作”，此条后从党纲中取消。但“合作生产”是马克思提倡的，认为它能“动摇”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51)。李汉俊曾介绍第一国际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纲领，包括根据马克思“合作生产”等指示作的第一国际大会决议(52)。故他参考这些文献草拟的党纲符合马克思主义意旨。

　　8月15日《劳动界》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他重视对工人的启蒙，在发刊词中说：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在《金钱与劳动》一文里他深入浅出阐述劳动价值论，让工农明白什么是剥削(53)。李汉俊不仅利用报刊启发工人、店员等的觉悟，还主持工运工作，派李中、李启汉分别组织机器工会和纺织工会，并于1920年10月同陈独秀等参加机器工会的发起会(54)。

　　在中共初建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工作中，李汉俊均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在党的早期组织参加者眼中，他与陈独秀同为组织的“核心”和“主要工作”的“负责”者(55)。

　　五 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党的“一大”

　　中共成立之初，因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56)，陈于1920年12月赴粤后，李遂代理党的书记。不久，党在上海的中央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以推动工运发展并培训和选派人员赴苏留学。

　　1921年年初吴廷康返俄，党的上海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随即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境。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搜查《新青年》总经销处，后又查封编辑部，没收刊物并罚款，《新青年》等刊无法在上海出版。经费短缺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为解决党的经费问题，李汉俊函请陈独秀让《新青年》社垫支经费，未果；于是他便与陈望道、李达等卖稿筹款。为维持党的生存，他常熬夜写稿，甚至当掉亡妻首饰以补经费不足。

　　在困境中，李汉俊主持的党组织仍努力推动职工运动。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罢工，他除派党团员前去工作，还撰数文支持，指出罢工要求合理而非“要挟”，称赞工人“齐心的团结力”(57)。4月，上海党组织由李启汉出面成立“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在李汉俊参加的一次会上，筹委会组成各分会，并发出召开纪念五一节大会通函。29日，设于渔阳里6号的筹委会总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并被禁止开会。然而“五一”那天，一些党团员同一些工界人士冲破禁令和封锁举行了小规模游行并散发了传单(58)。《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上海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工运的发展。

　　由于俞秀松、杨明斋先后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大会，4月又有外国语学社大批学员赴俄，留沪党团员人数剧减；又因法捕房“五一”前后连续监视渔阳里6号(59)，使设在那里的党、团机关无法活动。于是，“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的李汉俊“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请示工作，提议请陈回沪，或将中央迁粤。包转达意见后，陈表示他暂无法回沪，中央也不能迁粤，“目前请李汉俊暂呆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60)。初夏由沪到粤的SY袁同畴告陈独秀“李汉俊苦撑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心)非常吃力”(61)。上述史实说明，直到5～6月李汉俊仍是党在上海中心负责人。

　　然而据李达回忆，1921年2～3月李汉俊因陈独秀寄沪的党章草案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认为是“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另草党章“主张地方分权”；陈阅后大发雷霆，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李汉俊非常气愤，遂要李达做代理书记(62)。暂不论陈、李就“党章草案”争执，笔者以为，李汉俊有可能一气之下说出让李达暂代书记的话，实际上却未卸掉书记责任。

　　在筹备党的“一大”工作中，李汉俊常就一些问题与李大钊、陈独秀通信讨论(63)。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抵沪后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支持。对此，李汉俊以党的负责人身份对马林表示了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及对其资助的态度。不久，他同先期到沪的张国焘商讨“通信中说不清楚”的问题，告诉他“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就召开“一大”具体事项进行筹划，并建议张同马林晤谈(64)。大会日期、地点确定后，他与李达分头或联名通知外地和日本党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沪出席会议。最重要的信由李汉俊写给广州的陈独秀(65)。

　　由上可见，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


　　六 在“一大”会议上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中共“一大”开幕。李汉俊与李达作为上海代表与会(66)。他在会上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通过梳理、分析各种记载，笔者发现，他的异见主要是在讨论党纲、工作计划时发表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建议。

　　“一大”讨论的文件由张国焘主持起草，参考了吴廷康写的“临时党纲”(即《中国共产党宣言》)(67)、陈独秀托人捎来的党纲草案(68)、“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纲领等(69)，并掺杂了其个人主张。

　　首先针对草拟党纲的任务和目标部分，如“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李汉俊鉴于中国并非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的情况，主张党当前任务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而应当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以实现“民主政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李不赞同刘仁静“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和张国焘“不管各国情形怎样，是要无级专政的”的说法，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以后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研究(70)。

　　其次，党纲中有中共“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切联系”的条款，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其入党”；“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李汉俊则主张，“对知识分子要放宽些”，吸收党员的条件应“不论成分”，“只要他信仰、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应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组织和教育，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作骨干去组织和教育工人(71)。

　　针对“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条款，和有的代表“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主张(72)，李汉俊表示，“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同时又指出，不应对议会斗争抱过高幻想。他还提出修正案：“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73)

　　在讨论劳动运动方案时，就组织何种工会发生了争论。张国焘和刘仁静提出“要向产业工人进军”，“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重要”，而毛泽东等做实际工作的代表说：“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人数不多，因此，产业工人、职业工人都要组织”(74)。李汉俊的意见是“容许职业工会”(75)。最后决议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中国共产党宣言》申言“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地扰乱资本家的国家……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1921年春陈独秀拟的党章草案也“主张组织产业工会”(76)。这些内容被张国焘纳入党的工作计划。也许李汉俊觉得这种“产业组合”的“大罢工”或“总同盟罢工”的工团主义革命方式不适合中国，才在“一大”表示，如果不相信总罢工可以马上消灭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平时应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状况，开阔他们的眼界”(77)。这里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斗争。这在试图“使阶级仇恨激化”，“用暴动精神”教育工人的张国焘，自然不可接受(78)。

　　在讨论与其他政党关系问题时，张国焘等声言“不与任何政党联合”，甚至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是“一丘之貉”(79)。李汉俊则表示在目前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80)。结果决议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81)

　　某些不讲策略、关门主义、自我设限的条款连共产国际代表也不认可，以致有时张国焘不得不遵命取消刚通过的决议并加以修正(82)。董必武后来评论说，“一大”决议助长了“关门”政策(83)。俄国史学家潘佐夫(A. Pantsov)亦指出，尽管大会代表们“借用布尔什维克理论”来制定文件，但他们对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孤立主义立场”“比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要激进”(84)。可李汉俊出于国情和策略的考虑有的放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多遭否定，最后表决基本“维持原案”。虽然李汉俊在自己提案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他深感一些代表“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85)。

　　的确，“一大”产生的纲领和决议中若干条款不仅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应与“民主主义政党”结盟，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教导(86)；而且无视列宁关于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要“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87)等战略和策略。

　　李汉俊在“一大”的发言反映出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水平，而会上对他的批评则大多显示了这些方面的不成熟。对此，马林很快意识到了。1923年他给李汉俊的信写道：“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88)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在“二大”前后对党的任务、策略作了适合国情的调整，申明要与国民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建立“民主政治”；要到议会“告发”军阀的罪恶，为工农经济利益“辩护”；党员不可任“政务官”；工会应从事劳工的“经济改良运动”和“劳动立法运动”等(89)。不难看出，这些与李汉俊在“一大”的提议十分接近。

　　但李汉俊“一大”前后的认识在一些重要方面确同苏俄、共产国际不一致。

　　其一，他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怀疑，认为那是共产党的“专制”，而倾向建立“民主制度”(90)。其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弊病：“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主张“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91)。其三，他“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92)，主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中共以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并反对党员领共产国际的“薪水”(93)。

　　这些意见似产生一定影响。“一大”通过的党纲没有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中制原则和吸收党员的条件；直到“二大”才强调组织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通过的党章有“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基层组织并参加活动和“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的条款。另据《中共简史》，因李汉俊等持有“机会主义思想”，“一大”上“无法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94)，结果仅议决“联合第三国际”和向其“报告工作”；也是在“二大”上中共才议决“加入第三国际”(95)。

　　李汉俊虽较早接触苏俄人员，却质疑布尔什维克的若干原则和做法，反对一切依靠和服从共产国际。这样，他在“一大”便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的障碍。于是张国焘利用大会主席职权打击、诬陷他，说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会下散布他“是有问题的……是黄色的”，并故意违反原议“设法每日皆定汉俊住宅为会场”(96)。7月30日晚的会议终于被法租界侦探注意。在参会的大多数人撤离后，李汉俊不顾个人安危留下应付随之而来的巡捕房警探的搜查和盘问。对法警询问家里为何藏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他镇静地用法语回答：自己“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并告那两个外国人是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利用暑假来沪一起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97)。法警在审问中未发现破绽，又没搜到证据，只好悻然离去。李汉俊以自己的沉着机智掩护了中共成立会，也保护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安全。随后，他毅然前往嘉兴南湖出席末次会议，参与文件的通过和中央局的选举。因李汉俊的主张未得到大多数代表支持，并且决意排除他的张国焘事先就选谁同各代表打过招呼，导致他落选。

　　中共正式诞生了。然而，对党的组建尽过心力的李汉俊却先是被排挤出中央，后又因与中央和某些领导意见分歧于1924年脱离了党。尽管自己一些意见受到歪曲，被扣上“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等帽子，但他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工农和民族解放，直至1927年献出生命。

　　注释：

　　(41)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俞秀松：《自传》，《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

　　(42)徐相文：《中国共产党建党问题的再商榷》，《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2004年)，第92页。

　　(43)《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30日，第4张第1版。

　　(44)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6月参加的社会共产党性质待探讨。

　　(4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4号文件。该报告俄文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复数。

　　(46)舍维廖夫：《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远东事务》(K. Shevelyov, 'O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r Eastern Affairs)，1981年第1期，第130页。

　　(47)《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1980年4月)，第3页。

　　(48)卡达特和程映湘：《彭述之回忆录》(C. Cadart and Cheng Yingxiang(eds.),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巴黎：伽里马德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49)《马林致共产国际的报告》，1923年5月15日，塞克：《第一次联合战线的起源，斯内夫列特的作用》第2卷('Maring's Report to the Comintern dated 15 May 1923', in T.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莱顿1991年版，第453页。

　　(50)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6页；李达回忆为“劳工专政”，上书第7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第20卷，第190页。

　　(52)《劳动者与“国际运动”》，《星期评论》，1920年5月23日至6月6日连载。

　　(53)《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54)《李达自传》；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6日，第3版。

　　(55)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62页。

　　(56)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137页。

　　(57)《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3月5日；《没有劳动者的中国》、《要挟》、《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觉悟》，1921年3月6～8日。

　　(58)《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1921年4月21日报告中“湖南人Li Hoen-tsung”应为李汉俊。因陈望道也被误写为湖南人，李启汉拼写是Li Chi-hoen。另见4月30日和5月2日报告。

　　(59)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 1921年5月2日报告。

　　(60)邵维正：《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察》，《“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包惠僧的一封信》，《“一大”前后》(二)，第433页。

　　(61)袁同畴：《与陈独秀先生早年的一些接触》，《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5月)，第45页。另见《袁同畴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丛书》第16辑。

　　(62)《“一大”前后》(二)，第9～10页；《李达自传》。

　　(63)《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写，会前，他与陈独秀意见相同，“汉俊与守常等是一个意见”，未提李达参与函商。高朗撰《董锄平的一生》说董离京赴沪前，“李大钊提笔给李汉俊写了一封信”，李汉俊阅信后，安排董参加上海支部活动。1921年7月6日“鲍庆香致蓂阶信”(田子渝提供)显示，董6月中到沪。沈雁冰回忆李汉俊“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176页。

　　(6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

　　(65)包惠僧回忆陈独秀“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一大”前后》(二)，第386页。

　　(66)中共早期参加者提到党的早期负责人和“一大”代表时，大多把李汉俊放在李达之前。

　　(67)Shevelyov文内引党1921年3月预备会议通过的“临时纲领”部分内容与张国焘认为于1920年11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样(Far Eastern Affairs, 1981, no. 1, p. 136)。该宣言即为张国焘“讲稿”所说“独秀从伍廷康得来”的“党纲”。

　　(68)1927年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有陈独秀党纲的较详细内容：“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确定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应该是信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笔者以为，引起李汉俊1921年春反对的党纲大概与此类似。

　　(69)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77页)、李丹阳、刘建一的《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对后两点有详考。

　　(7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下同。李的观点参引《中共简史》、陈潭秋和张国焘回忆。

　　(71)参引陈潭秋、刘仁静、张国焘的回忆。

　　(72)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第139页。

　　(7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董必武1929年致何叔衡信说关于大会的报告是李汉俊和他起草的(《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该报告真实反映了大会辩论各方的观点。另见张国焘、陈潭秋、包惠僧、陈公博回忆。

　　(74)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中央音乐学院党史组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版，第104页。

　　(75)汉档12993.2(藏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76)《李达自传》，第4页。

　　(7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53页。

　　(78)《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张国焘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13页。

　　(79)见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的回忆。

　　(8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8页；汉档12993.2。

　　(81)这里主要引用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Chen Kung-p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MA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1924年，附英译“决议”。

　　(82)汉档12993.2；《“一大”前后》(二)，第420页。

　　(83)维尔斯：《红尘》(N. Wales, Red Dust)，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40页。

　　(84)潘佐夫：《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A.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urrey)，寇松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85)参引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的回忆。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246、239页。

　　(8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174、139页。

　　(88)《中共中央某领导人致李汉俊的信》，1923年6月25日(英文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89)参见《“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4、76、89页。

　　(90)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 M. Wilbur & J. L. How,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第53页。

　　(91)《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9～30页。

　　(92)汉档12993.2。

　　(9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31页。

　　(94)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 M. Wilbur & J. L. How,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第54页。

　　(95)参见《“二大”和“三大”》，第68页。

　　(96)《“一大”前后》(二)，第420页；汉档12993.2。

　　(97)《“一大”前后》，第422、306页。

　　作者简介：李丹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聘研究员。

　　李丹阳，《史学月刊》201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