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自己是如何挑战新闻审查制度的？（下）

　　“拒检运动”的长期酝酿与正式爆发

　　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是一种对新闻自由与新闻正义的摧残，一些进步的报人、进步的政党便采取各种手段抵制这种检查、抗议这种检查。如同国民党的新?闻制度越来越严酷一样，“拒检运动”也有一个酝酿、发展过程，从间接拒检发展到直接拒检，从侧面拒检发展到正面拒检。下面截取几个历史片断，来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其一，伪装封面的共产党报刊

　　中共的地下报刊是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出版的。国民党一再严令查禁、取缔共产党报刊，残酷迫害编辑发行部门、承印机关、贩报人和读者，凡运送、传阅共产党报刊的人，一经查出就会被监禁或杀害。《红旗日报》出版仅一周，先后被捕去发行人员四五十人，该报承印机关前后被封闭3次。《上海报》先后有10名送报人和特派员被捕，其中有的被判8年重刑。因此，共产党的报刊经常伪装封面、更改报名出版。如《布尔塞维克》就曾用过《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经济月刊》、《虹》等伪装名称。《红旗》的伪装封面有《快乐之神》、《摩登周报》、《红妮姑娘艳史》、《佛学研究》等10多种。《列宁青年》用过《美满姻缘》、《何典》等伪装名称。《中国工人》曾用《红拂夜奔》、《南极仙翁》、《爱的丛书》、《性的知识》等伪装封面出版。此外，为逃避敌人耳目，共产党的报纸还常常仿照消闲小报外形，用红纸印刷，第1版和第4版都刊满商业广告，标题也尽量趣味化，文章也常用隐晦曲折的手法。

　　其二，拒绝“指导”与“检查”的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又名史家修，上海青浦县人，曾担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后、，苦心经营，使《申报》成为国内著名的大报，他本人也成为上海报业巨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高涨，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并主持了《申报》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副刊《自由谈》的改革最为突出，确立了“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的编辑方针，专登新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据不完全统计，《自由谈》从1932年12月1日开始改革到1935年10月31日被迫停刊，总共发表各种杂文近2000篇，这在当时的报刊中是绝无仅有的。鲁迅、茅盾等左派作家利用《自由谈》这块园地，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批评时政的杂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鲁迅在为《自由谈》写稿的近两年中，为逃避国民党的言论检查，用48个笔名共写了143篇杂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国民党对史量才实施拉拢、利诱手段，给了他许多荣誉和职衔，但史都不为之所动。《申报》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趋激烈。蒋介石终于对《申报》露出狰狞面目，于1932年8月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急派该报驻南京采访部主任求见蒋介石。蒋说，《申报》可以恢复邮递，但要撤换总编辑等人员，并由中央宣传部派员去“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实际上是进行全面检查和控制。史量才表示，总编辑可以由蒋所指定的张蕴和接替，但坚决不允许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并说，倘若政府一定要派员进馆，宁可将报纸停刊。蒋介石的意图难以达到，便暗中着手根除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军统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在沪杭公路上狙击史的汽车，刺杀了史量才。

　　其三，隐晦书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很出名的书，出版时书名为众人所知，即《西行漫记》。它的作者是著名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对这样一连串问题具有极大兴趣；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怎样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如何?它一旦成功，对世界历史进程将会产生什么影响?1936年6月3日，经宋庆龄介绍，斯诺毅然前往陕北进行采访，全程历时4个月。同年11月14日、2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他采写的题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的长篇报道和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轰动了中外新闻界。接着，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亚洲》、《大美晚报》、《太平洋事务》、《太阳报》等报刊陆续刊登了斯诺写的关于陕北之行的一组报道，计30多篇。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发表了75幅斯诺在红色区域拍摄的照片。3月，斯诺将他的原稿、照片等交给北平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译成中文，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名出版。斯诺在所发表的报道基础上，撰写了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由英国兰戈兹公司正式出版。两个月内再版4次，销售10多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2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为避过国民党和日军检查，原书名被改为较为隐晦的《西行漫记》。这就是很多人知道《西行漫记》，而不知道《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因。

　　其四，“开天窗”抗议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的报道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限制，特别是迁移到重庆以后，国民党想方设法对它施加压力，企图阻止它的出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期的、坚决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国民党以其制定的《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和《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法令，对《新华日报》的内容进行严格检查，任意删改和扣压新闻稿件，给《新华日报》的报道造成很大困难。为此，《新华日报》就采取“开天窗”，改登“更正”或“启事”等办法，向读者揭露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检查制度和摧残言论自由的行径。有时也在报上发表言论，评论国民党的所谓“新闻自由”，或者利用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内部矛盾，让其自己“违检”。除了进行合法的斗争外，关键时刻《新华日报》也进行“非法”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报道这次事变真相，《新华日报》决定发表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把并未排有周恩来题词的版面送交国民党新闻检查所，而实际印刷出版的正是有题词的版面，等国民党发觉，这一天的报纸早已传遍山城。

　　透过以上历史片断可以看到，在国民党执行压制新闻自由的新闻检查政策中，进步人士从未中断过拒检的行为，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拒检运动。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6位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通、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去延安访问。黄炎培回来后，将他在延安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书中翔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为免遭国民党书刊检查官的删改，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员黄洛峰的建议，决定不将此书送国民党当局检查而自行出版发行。就这样，此书稿没有递交国民党检查就于8月7日正式出版了。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本拒检出版的书籍，至此拉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延安归来》出版后，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3人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在征得《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宪》半月刊、《民主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杂志社的签名后，于8月17日正式发表，庄严宣布自9月1日起一致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正式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同时，《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等10家杂志社还决定出版一份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8月27日，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9月15日，《宪政》月刊、《国讯》杂志等10家杂志社联合出版，国讯书店发行的4开报纸《联合增刊》第1期出版。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正式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并得到了各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不少进步人士发表文章予以响应。第二天，《华西晚报》的叶圣陶执笔起草了成都17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大声疾呼：

　　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

　　9月9日，向来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的书生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2号发表了怒目金刚式的短文《我们水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他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指出：

　　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发表的自由成为公众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须努力学习，使发表的自由收到充分的效益。一面争取，一面学习，从今开始不算迟，可是非开始不可……这种自由，我国人以前没有亭受过，从今起要享受它了，而且要绝对的享受它。

　　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晚报》、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论社、《大学月刊》、《天风》、《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等16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一致决定以行动响应重庆出版界的拒检斗争，宣布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自负言论报道之责，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并发表《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予以声援。至此，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10月，成都参加拒检斗争的新闻出版机构增至22家。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举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的具体主张。此外，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还出版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9月25日创刊，双周出版。与此同时，昆明《民主周刊》、《大路》杂志、北门出版社、进修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也于9月15日集会，宣布一致响应重庆、成都两地的拒检斗争，并决定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22日，昆明《大路》周报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响出版时间。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入拒检运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生编辑的刊物、壁报也通电响应拒检，不再送交自己学校训导处检查。

　　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正在玩弄“和谈”阴谋的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局面。在国内，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政治谈判，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无形中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于9月12日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祯出面，向外国记者宣布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接着，国民党当局又指使中宣部新闻事业管理处处长马星野撰写《舆论政治之历史基础》一文，于9月15日发表在重庆《中央日报》上，以个人名义表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常务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至此，国统区新闻文化界为之奋斗多年的取消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斗争，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拒检运动的洗礼，终于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大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在欢庆胜利之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10月1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为此发表《言论自由初步收获》的社论，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报》、《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10余家新闻出版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收复区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闻垄断政策，民营通讯社和报馆有自由采访、收发新闻和翻译外国新闻的自由权利”，“保障民营出版机构”，等等。11月，上海新闻文化界91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余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市政府实行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有关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张，并建议在新闻文化界开展一场拒绝登记的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大学印书局、交通书局等10余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取缔寄递限制等5项要求。

　　从拒检运动的兴起、发展到胜利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到争取新闻自由的历程是多么艰辛。曾领导《华西晚报》参与拒检运动的黎澍在后来回忆这一场胜利的斗争时，欣慰地说：“我们深感快意，因为这个万恶的制度是由我们亲手把它埋葬的。”郭沫若在1945年底为《华西晚报》题诗一首，诗云：

　　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

　　今日九阴犹惨淡，相期努力破鸿蒙。

　　杨旭、余衔玉，《文史精华》 2004年第03期，原标题为《反对国民党新闻专制的“拒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