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对蒋介石百依百顺，与宋子文森相互拆台

蒋介石不是万恶之源（下）


　　但是中苏友好条约是在雅尔塔规定大的框架之下去谈，你很难突破雅尔塔协定，就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个人在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定了一个秘密协定，一开始中国都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个秘密协定关于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之内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因为美国觉得对日作战还是需要苏联的参加，否则可能美军牺牲太大，可能美国人当时也没有想到两颗原子弹扔下去日本很快就投降了，如果想到，他未必愿意让苏联的人插手，但是甭管怎样这个协定规定了，但是斯大林多少争取苏联的意见，好你让我出兵我答应，但是你得满足我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作为代价的，首先牺牲的就是中国的利益，比如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其实外蒙古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独立了，但是它至少没有这个名义，我们知道有名义和没有名义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实你也可以说外蒙自古以来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是你看它分离不就分离了。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国家利益的考虑其实挺冷酷的。斯大林提出外蒙的独立，苏联必须占旅顺港作为我的根据地，中东铁路必须中苏合办，中东铁路是中国东北的铁路干线，在最早沙俄投资，后来就被苏联进行了，可是在1933年苏联已经把它卖给了日本，他得了一笔巨额的资金，等于把中东给卖掉了，你这时候再提出中东铁路说实话真的有点无耻，但是没有办法，他强势，你不是要我参战，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去签订中苏条约，旅顺要让苏联作为军港，中东铁路要诉讼合办，外蒙独立。

　　宋子文就觉得这样一个条例一签订，我不就是背上千古骂名，这不就成了不平等条约，这不就成了卖国条约，宋子文这个条约谈成了，但是宋子文坚决的回了国，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回国干什么，回国改组政府，让别人来当外交部长，我不能当了，别人当后来还是他和信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去苏联，第二轮谈判，但是让王世杰去签这个字，意思他不担这个骂名。蒋介石就因为此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这个人也太没有担当了，都到这种时刻了，意思马上抗战可能就要结束了，让你签这个条约，蒋介石也知道这个确实是有辱国权，确实是丧权辱国，但是事已至此了，中国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签，你得对领袖有点担当，你没担当，临时临阵逃脱，还让别人去当外交部长，替你去背这个骂名。所以蒋宋之间的关系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去，宋始终是不能每一件事都听蒋的，而蒋要的就是你每一件事尤其在关键时刻你得听我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一直这么疙疙瘩瘩。这就是抗战时期蒋宋之间的这一段关系。


　　蒋孔关系：孔对蒋百依百顺二人私交好

　　我们再谈一下蒋孔之间的关系，就是蒋介石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孔祥熙也是很早就投身革命事业了，就跟孙中山革命去，因此也是非常迅速的在国民党内崛起，到国民党登台之后，他也担任了国民党高官，也是跟宋子文一样当过银行的总裁、当过财政部长、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和院长。但是蒋孔关系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孔这个人确实是对蒋百依百顺，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开条领五十万，我恨不得要给你六十万，这个就很有意思。其实说起来孔也是在美国留学，其实他也受过美式教育，但是孔出生在山西的票号之家，基本上我觉得孔身上的中国传统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的影响

　　回过头来我们说孔祥熙，孔祥熙在国民党内公认，很多国民党高官日记都说孔祥熙庸碌无为，没有宋子文那么能干，爱财、贪污腐败。但是妙就妙在尽管如此，国民党高官他们普遍跟孔维持了相对不错的个人关系，而对于宋他就是没有这种亲近的个人关系。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孔这个人会做人，确实会拉各种关系，因此他跟蒋其实还真是不像宋，孔跟蒋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个人矛盾，所以你看蒋日记里对宋永远是一个骂字，你都会觉得蒋宋不是一家，他在日记里骂宋刻薄，假如说我们再打个引号就是恶毒，你都很难想象，如果用蒋日记来评价宋子文，你就觉得宋子文这个人还不堪。这种人怎么当高官，自私、心眼狭窄、不顾大局等等，总而言之很少有好词。可是对孔，蒋就很说有坏词在日记里，你就会看出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蒋在日记里对孔基本上是用的词都比较正面，偶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用的词也是比较属于恨铁不成钢这一类，就有点可惜对他，但是很少用非常重的话去责备孔祥熙。可见蒋孔关系，从个人关系来说其实是非常之好。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几个因素。第一，孔确实听话，孔不会跟宋那样的桀骜不驯，老是悖领袖的意思，基本上是蒋说什么孔就是什么，尤其那些不合规则的事情，你批个条我就给你多少钱，很多是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孔都做得得心应手。

　　再有一个因为孔祥熙妻子是宋霭龄，宋霭龄是老大，我们说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宋霭龄在宋氏家族确实有她权威性的一面。这蒋这一边对宋霭龄也不能不有所敬畏、有所关照，再加上宋霭龄讲话处于她的位置，非常恰如其分，蒋也爱听，所以蒋对宋霭龄一向比较尊重。

　　第三点我觉得蒋孔关系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孔祥熙的孩子经常在蒋家活动，你要知道蒋介石跟宋美龄是没有小孩的，因此可能有爱孩子的一面，孔家的孩子经常在蒋家活动，互相之间很亲切，我也没有看到文书记载，宋家的小孩到蒋家，没有这样的记载。当然你会在他的日记里看见，他们跟孔家的小孩在一起，作为长辈过年过节的有交往。

　　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后方出现一次非常公开的反孔风潮，比如说孔家小姐从香港回来，只带狗不带人等等，其实现在证明那是个误传，那狗不是孔家小姐的，但是甭管怎样，那个飞机确实载着孔家小姐从香港飞回来了，飞回来的时候飞机里又确实出来了两只狗，这种情况下哪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去追究这狗到底是飞行员的还是孔二小姐的，一般人总是倾向认为这狗一定是孔家的，你看看这孔家真是太不象话了，所以后方就出现了非常公开的、大规模的反孔风潮。

　　蒋这个人就觉得孔祥熙不仅不是他的正面财产，反而成了一个负担了，因为孔祥熙再忠心耿耿，但是毕竟蒋要考虑到国民党的大局，考虑到国民党的稳定，孔老是被人批评，老是有人发动公开的导孔风潮，这对国民党的稳定不利，所以蒋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策划，但是蒋同时又是一个威权领袖，他也有非常倔强的一面，就觉得越是有压力我越是不换，换孔是我的决定，我觉得什么时候换孔就可以换，但是在压力之下换孔就成了我屈服于这个压力了，那轻易不能做，所以他就顶着这个压力就是不换，直到风潮过去之后，蒋才开始逐步逐步实现他的意图，比如先撤掉，因为孔的兼职很多，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或者央行总裁，蒋才一个一个把他的职务慢慢换掉了。

　　但是在这个中间又出现了贪污案，使蒋确实非常恼火，因为我们知道在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好几次巨额的援助，其中有一次给了五亿美元，这五亿美元在交付中国的过程中间，被孔祥熙和他的手下，上下携手贪污了一千六百万美元。

　　蒋有他的情报系统，蒋就找孔祥熙谈话，说你看外界都说你贪污，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孔祥熙就矢口否认，我不贪污，外界都是无稽之谈。在蒋的日记里，在1942年抗战结束前七月还是六月，一个星期天天找孔谈话，耳提面命，意思你得担责任，你得把这事处理好，但是孔就坚决不领这个情，无论你怎么跟他谈，威逼利诱，他都说我不贪污。所以蒋实在是无可奈何，在日记里恨恨的写下，原文写孔祥熙自庸之，庸之无可救药。

　　可是你就发现即便他在这样的时候，蒋对孔仍然是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情感，就是他在这个日记里对孔用的词仍然不像对宋用的那么刻薄，仍然给我的感觉有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对宋那么决绝的去职责。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毕竟孔很难交代，对外也很难交代，而且非常影响国民党的形象，所以蒋把孔最后一个职务央行总裁免去了，可是即便如此，以我看来甭管怎样给孔祥熙不说判刑，给个党内处分也应该，开除党籍，留党查看，没有，就孔祥熙犯了这么大的事最后也就是被撤职，而且这个免职还是正常被免职，并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被撤职。


　　宋孔私交不好 相互攻击相互拆台

　　第三个方面我们再说一下宋孔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的蒋孔、蒋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说说宋孔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虽然都是蒋的下属，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从现有的资料来揭示，其实宋孔没有太多的私人关系，我们可以说宋孔之间的关系可能很不好，他们各有各的圈子，孔祥熙有自己的一帮人，有自己的一个班子，宋子文也有自己的一班人，也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私人关系。看斯坦福的宋子文档案很有意思，而且他们双方之间互相叫板、互相较劲，宋子文这个班底的人就不断打探孔祥熙这边的情报，然后向宋子文汇报孔那边又怎么怎么样了，孔那边又怎么怎么骂宋了，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宋子文看到这情况就很恼火，有时候还跟蒋说一下，意思你看我也没得罪他，他怎么老拿我当回事等等就类似这样的，而孔那边班级的人也不断搜集各种各样宋的情报，去指责宋。所以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按理说他们都是蒋手下的高官，他们和蒋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宋孔之间却有非常深的个人矛盾，他们之间很少有特别密切的个人关系。

　　到1949年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1949年是什么时候，是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了，马上就要失败了，这个时候他不能做到同仇敌忾，他都不能做到全党一致，而且是恶斗不以，很多人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宁愿亡于共产党，也不能亡于党内的其他派，所以你看他的政权已经撤离了南京，撤到广州了，只剩下半壁江山了，为了一个行政院长或者为了一个副院长仍然你争我夺，恶斗不以，所以这也是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到了台湾所有这些老人一律弃职闲散，从头开始改造。所以我的意思，从宋孔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发现按理说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按理说他们都是蒋的下属，按理说国民党最高权益就在蒋、宋、孔三个人之间风水轮流转，可是宋孔居然彼此之间搞情报，彼此之间看不上对方，彼此之间挖墙角，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因为后来孔祥熙被撤职了，在抗战胜利之后孔祥熙基本上没有官方的职位了，类似于早年的宋子文，弃职闲散，很多时候住在美国，这个时候有一度宋子文如日中天，后来对经济处理不当，1947年发生黄金风潮，宋子文又黯然下台，这个时候孔祥熙不是说来安慰他，是落井下石。

　　你看那一次我早知道让他管不好，那一次要我管还不至于这样，一直到1949年9月还是8月，我在斯坦福看了孔祥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里面还说那一次总结经验，那一次如果不是宋院长这么胡来，那一次我们还不至于这样，要知道孔祥熙负责了七八年的行政院工作，把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将近十亿美元，宋子文一年半就把这十亿美元糟蹋了三分之二，还剩下了大概三亿多美元，再过了一年半，后来这一年半宋子文就不管事了，那已经没有办法了，再过了一年半最后大概还剩下一亿多美元，孔祥熙给蒋介石写这封信，你看我当政的时候那意思给您留下了一笔什么财富，换了宋院长当政就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弄的好就会怎么怎么样，那意思还不至于失败，所以你看到了1949年，国民党即将垮台前夕，孔祥熙还不忘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落井下石，把宋批了一通。但是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了，宋和孔两人都住在美国，这两个人之间后来有没有见过面，有没有聊一聊，有没有两个人共同回顾一下当年在大陆执政的历利益得失，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我看的资料基本上都介于1949年以前的时段，所以就是说宋孔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互相攻击的关系，很多人互相拆台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捧台的关系。


　　蒋用宋孔没有能力做到“扬长避短”

　　我们最后如果再来总结一下，其实如果说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这三个人，蒋当然是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蒋处于一个领袖的地位。宋当然是居于蒋之下，从蒋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宋子文和孔祥熙有什么样的长处，有什么样的短处，其实他是一清二楚的，他是完全了解的，但是这又会说到政治的复杂性，尽管他完全了解，但是既然他是独裁领袖，他能不能完全得心应手的去发挥他的长处，而抑制他的短处也未必如此。如果我们从外界观察总觉得一个独裁领袖那就是说一不二，如果他做得好，他确实就可以发挥他的长处或者短处，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真实的历史其实他还是非常复杂的方面，比如说蒋知道宋的长处，能干、经济管理的不错，外交上有很好，但是蒋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发挥出宋的长处，为什么呀？因为宋不听话，他也会影响他的个人的情感，情感属于个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治国的理念，因为蒋明知道宋的长处，但是蒋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完全克制自己的个人感性，因为宋的长处就不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他对宋个人的厌恶，他可能就不能够放手去用宋的长处。同样的道理，也是因为蒋个人的感情，他不能完全克制个人的感情，因此他对孔的短处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又不能完全去遏制孔的短处，其实孔祥熙对国民党统治也有贡献的一面，但是孔祥熙尤其到执政的中后期对国民党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负面的作用，蒋明知道这种负面性，但是也是他个人的感情或者个人的因素，他又不能完全遏制这种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也可想而知，确实有复杂的一面，这个是蒋宋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宋给蒋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人不听话，这个人总有自己的一套主张，而蒋又非常不喜欢宋的这种个人的表现。而孔给蒋的印象就是他听话，他愿意做他指使做的事情，但是给外界恰恰会经常造成一种不利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蒋对宋也罢、蒋对孔也罢，知道他的长处，也知道他的短处，但是他有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去扬长避短，因此蒋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其实他仍然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没有领袖人物能够做到百分之百，能够随心所欲发挥他的个性的长也罢、短也罢自己的方面。所以在蒋、宋、孔三个关系中，尽管蒋基本上可以控制宋孔的行动，但是蒋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发挥宋孔各自的长处从而抑制他的短处。我们说宋，比如说他能干，宋有没有短处，其实宋也有他的短处，我们谈历史，我们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确实是需要去考虑的，不是说你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散或者放纵自己的情感，尤其对一个政治家，一定需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也会看见宋子文尽管很能干，但是他确实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不是很好。而孔祥熙尽管没有宋这么能干，尽管贪污腐败，可是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又跟孔维持了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所以个性，也许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样调试自己的个性，能够适应政治，能够适应政治各方面的要求，也还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作为一个个人，也可能我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就可能很难完全去放纵自己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宋子文在这方面其实是有他的局限性的一面。还有一个影响宋子文跟蒋介石的关系的因素，就是宋子文跟宋庆龄一直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个人关系，在这个北伐年代宋子文是被视为左派，当时跟宋庆龄的关系相当不错，即便在宋子文投靠了蒋介石阵营之后。

　　不错的个人关系，可能蒋就不喜欢，这样就会影响到蒋对他的信任、蒋对他的看法，所以在政治的外表之下，有许许多多非常个性化的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政治，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面。不过话又说起来，每个人观察的角度和他个人的特点、个性色彩，有很多人对宋子文观察的角度是这个人个性比较傲慢，但是也不尽然，我也看到也有国民党内高官写的回忆或者写的日记，就是说大家都说宋部长傲慢，不是这样，大家都说宋子文怎么样，他的观察就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所以其实一个政治家也罢，作为一个个人也罢，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有许许多多的面向，也许他的总的方面可能给人感觉一个傲慢的一面，但是也可能某一个具体的事情，恰恰是跟具体的人接触的信息或者他得到的感受不一定如此，所以我们也切忌用一个单一的面向去观察一个人物，宋子文也罢、孔祥熙也罢、蒋介石也罢，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认为蒋介石是万恶之源，其实现在看来跟历史未必能够吻合，比如说抗战，蒋就非常坚持抗战，这个确实是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蒋做得每一件事都好，也不尽然。如果他做得每一件事都好，他也就未必能在中国大陆失败，这里面也仍然有他失败的因素，比如说他治下不严，比如说对贪污腐败不能痛下狠手，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他的弱点，就是他的软肋。所以我觉得观察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要从多面向去观察，人无完人，他可能都有他成功的一面，否则他就做不到这个位置，他就不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同时他一定也有他不足的一面，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他以后为什么失败，也许一个多样的、多方面观察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多元化的认识，无论对蒋也罢、对宋也罢、对孔也罢或者对民国历史也罢，最近看电影《1942》，不知道在座的诸位看没看，我在想《1942》其实拍的也挺好，也挺多元化，可是里面有写李培基就挺美化，李培基是当时河南省政府的主席，是河南的主管，这里面写的为民请命，怎么怎么救急，当时我就想既然灾荒发生在河南，河南之省之长，最高民政长官是不是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当然文艺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文艺可能最要突出某一方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后人去观察以前的历史，甭管从什么角度，一定应该有个多元化的角度、多元化的思维，我们才能认识一个丰富多样的历史，而切忌用一个单一的看法去观察历史。这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些的民国历史方面，希望大家得到的批评指教。谢谢！

　　汪朝光，凤凰网历史 2013-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