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司令部”家族化·国家政治活动家务化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下之3）


　　（三）从阶级斗争到路线斗争：政治认同转换中的血缘文化意识

　　“文革”运动的“批判资反路线”阶段，是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提升的一个关键阶段。过去传统阶级斗争的政治认同标准，已不能适应这场革命的需要了，必须转换为新的路线斗争的政治认同标准。传统政治运动的“敌、我、友”的关系，一下子全然混乱起来了。

　　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加强了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威，政治认同实际是以各级党组织为归属的。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人只是给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提意见，就被定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但“文革”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方式是由领袖直接号令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自下而上地层层夺权，在中共执政17年后重新再来一次夺权斗争，重新建立党政组织系统。这是以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文革”的发动和兴起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认同机制的更新转换过程。但可以说，这个政治认同转换过程始终没有完成，“文革”运动一直处在群体性思想混乱之中。

　　在这个政治认同的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权力关系发生了混乱和颠倒：过去人们熟悉的政治归属对象不见了，一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变成了“走资派”，成为了这场革命要打倒的造反目标；一批处在政治谱系低端的落后分子和问题分子，变成了革命的领率力量，戴上了“革命造反派”的新光环；处于政治谱系高端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却处处跟不上运动步伐，成为了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其光环黯然失色；在毛主席和党之间出现了认知分离，对领袖的效忠和对党组织的效忠变成了两回事儿，毛泽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级党组织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要通过这场运动重新洗牌，进行“整党建党”，完成权力系统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权力归属关系撕裂，新的权力归属关系产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失却了界限，充满了各种冲突——党性和派性，组织与个人，政争与权争……在不断脱落的政治神圣性外衣下，闪现出了传统血缘文化摇曳着的模糊身影。

　　“文革”运动是一场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多年来以党组织为政治生命归属之地的传统观念落空了。判定个人和组织的政治属性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标准，是他们在运动中的路线归属：是站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冲击党政机关的“造反”行动，成为了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对这种政治认同观念的急剧变化，原来大多数党团员积极分子既不理解，也不适应，跟不上运动的发展。在各地保卫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保皇派”组织中，集中了原来政治谱系的高中端人群，党团员占了大多数。他们满怀着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政治热情，却懵懵懂懂地犯了“政治错误”，走到了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背离的道路上去了。这不能不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归属失落的心理恐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冲击下，传统体制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系统全面停摆，各级党团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人们失去了旧有的政治归属，急切地要寻找新的政治归属，极力跟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实现从阶级归属向路线归属的革命性质转变。

　　政治认同迷失的心理恐惧很容易转化为制造现代迷信的群体性社会动因。在运动中，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贞不二，人们不断强化表达方式，通过使其宗教化仪式化，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誓死效忠是“海枯石烂心不变”。在参加运动的各派群众组织中，为了响应毛泽东的“造反”号召，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搞起了形形色色的造反行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风行一时的革命时尚。无论哪一派群众组织，是“保”是“造”，谁都声明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转入批判“资反路线”后，在路线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新的政治谱系。能否响应毛泽东号召向修正主义领导“造反”，成为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标志。“造反派”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保皇派”和“保守派”成为了不革命的代名词。造反派组织迅速扩大，由少数转为多数。“保皇派”组织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许多“革命干部”被打倒，成为了“走资派”，进入了敌我矛盾的“黑帮”系列。这种运动的群众动力、斗争对象和政治认同的骤然转变，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批主要来自保守派的学生，基于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文革”的运动方向提出质疑，有的直接批评到“中央文革”大员的头上。这些不同意“中央文革”的群众言论，集中出现在1966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黑风”。[21]

　　在这场首轮出现的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中，以老红卫兵的表现最为醒目，形成了著名的“联动”思潮。“联动”思潮的出现，与这些干部子弟们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境遇是直接联系的。

　　毛泽东为了发动“造反”运动的需要，首先支持了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但是，这些干部子弟是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容忍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也能参加运动，对发动群众有非常负面的作用。“中央文革”报告说：这些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22]于是，他们建议高干子弟不要把持运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岗位让给普通工农子弟。[23]继而又发动了对“血统论”批判，打破“自来红”的一统天下，以便动员广大普通群众参加运动。“文革”领导者转而青睐和支持敢于“矛头向上”的“三司”等造反派组织，最先投入造反运动的老红卫兵们遭到冷落。这些叱诧风云的“天之骄子”风光不在，被急速行驶的“文革”列车甩了出来。更为严酷的是，随着一批批的“走资派”被揪出，老红卫兵中不少人的父母也被打倒，使他们丧失了“革命干部子弟”的红色接班人身份，被抛入了“黑帮”子弟的行列。“血统论”的“红”与“黑”的幻变逻辑，对其倡导者们的回报，也是这样残酷无情。

　　“文革”运动进入路线斗争阶段，对红色的血缘关系带来了剧烈冲击，激起了这些“造反”的始作俑者的逆反心理。他们声气相投，强化了干部子女的凝聚力。一些老红卫兵的骨干分子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和“革命干部子女”。“联动”思潮代表了老红卫兵在个人切身利益受到伤害时的抗争意识，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普遍冲击和揪斗老干部，反对打击老红卫兵，激烈地抨击“中央文革”和“造反派”。

　　“联动”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个思潮，不仅在北京，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曾是“造反”的先锋，但由于个人切身利益遭到了损害，才转而反对和质疑“文革”的。但他们仍然放不下“血统论”的观点，怀念“红八月”横扫一切的威风，毫不掩饰其维护特权利益的要求。这种失意贵族子弟的惆怅，被造反派讥讽是“保爹保妈”派。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号，是反映“联动”思潮的一份重要文献。[24]一方面，“003通告”号召坚决粉碎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打倒各级反动造反组织，还要求忠于过去的毛泽东思想。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另一方面，“003通告”提出了“联动”的组织发展路线，首先由省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建立核心组织，第二步由地委到公社干部子女建立基层组织，第三步再吸收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解放军官兵、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不难看出，这个组织构架是按照官册制度进行血统等级排序的，尽管这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纸空文，却反映了这些红色贵族子弟高高在上的傲慢和特权意识。

　　“联动”对“中央文革”和“三司”造反派进行了很具他们特点的反抗，甚至冲击公安部。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对这些所谓的“联动”分子采取了统一行动，砸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把其骨干分子抓送到了监狱。普通群众对“联动”的特权意识并无好感，对抓捕他们是拍手称快的。至今，人们还是把“联动”作为“文革”的邪恶力量看待的。


　　（四）“全面内战”：派性斗争中的血缘文化

　　1967年1月，全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为了支持全面夺权，毛泽东作出了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决定，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夺权”，还于1月28日批发了林彪报送的军委“八条命令”。

　　毛泽东下决心全国全面开展夺权运动，似乎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撂了挑子。“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把他们的权夺过来就是了。但是，夺权不同于人事调整、撤换干部这么简单，它是整个政治系统的更新和改造。夺权制造出了更多的不可协调的矛盾，在群众中形成了两大派组织，使“文革”在不可自拔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夺权的支“左”，就是毛泽东制造出的一个不可协调的矛盾。军队与地方党委的渊源很深，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军队出来的。在政治观念上，军队与地方党委是沆瀣一气的。

　　各地在夺权运动中，进行了新的政治组合。过去明目张胆保各级党委的“保皇派”组织已经瓦解了，夺权的各派群众组织都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但观念差异很大，形成了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野。一般来说，保守派更多地沿袭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成员的成份比较单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有的组织是直接由“保皇派”演变过来的。造反派更多地带有路线斗争的观念，成员的成份比较复杂，有问题的人比较多。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看不明白路线斗争的这些事，他们认为的“左”派，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党的依靠力量，都是“保”字号的。所以，让军队去支“左”，很自然支持的都是党团员多成份好的保守派，镇压的是在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中表现积极的造反派。在选择支左对象时，军队干部的夫人和孩子起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文革”领导者不得不在1967年3、4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给军队干部灌输“文革”的观念，扭转军队的支“左”偏向。

　　毛泽东在夺权中特别不放心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的问题，对老红卫兵也有批评。他在批准军委八条命令时，专门强调要“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1967年2月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也谈到了老红卫兵的蜕变。他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的。[25]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军队干部专门听老婆、孩子的话，支持保守派。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举了战国时期触说赵太后的历史故事，要求军队干部管好自己的子女。江青的这篇讲话，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印成了《为人民立新功》的小册子，广泛发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江青等人出面，在1967年4月22日接见并当场释放了被关押的100多“联动”分子。周恩来还要他们要过好家庭关：父母犯错误，但你们是国家财富，国家管你们。这些受委屈的孩子们感激涕零，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北京中学的红卫兵派别的形成，与“出身”问题联系得十分密切。在老红卫兵失势后，造反派红卫兵兴起。1967年年初北京中学实行军训，卫戍区军训团实际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军训团比较注重以阶级路线划线，引起一部分中学生的不满。中学生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受到遇罗克《出身论》影响较大，批判“联动”思潮十分积极。“四四”派则认为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朝下”，拥护军训。

　　北京是“文革”司令部所在地，“造反派”居多，军队的支左都搞不清门里门外，其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军队支“左”就更难说了。军队开始支“左”镇压的都是“造反派”组织，随后中央又给这些组织平了反，而又引起另一派组织的不满。在军队的参与下，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越打越大，冷兵器不足施威，又动上了热兵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政治路线的认同关系实际上已转化为派性斗争的利益关系。

　　经过多年来阶级斗争仇恨意识在群众中的灌输，政治活动历来被认为是不可协调和你死我活的。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人人耳熟能详。大家都明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了权就丧失一切”的道理，利益当前，寸步不让。在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选集》中充满机智和诈术的革命策略，两大派都是运用得滚瓜烂熟。大家都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要搞垮对方，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互泼脏水，刀兵相见，派仗打得天昏地暗。在“全面内战”的高潮期，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了派性斗争之中，甚至家庭也成了各派观点的辩论场所。许多家庭甚至闹到了夫妻反目、兄弟相阋、父子决裂的地步。

　　1967年7月到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为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振奋不已，认为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把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都卷入了“文革”的辩论争吵、打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作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证明，“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26]

　　从中国百年革命的长时段上看，毛泽东此言确实不虚。“文革”把党国的政治强力直接切入到了家庭关系的内部，把革命的楔子深深打进了最微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之中，撕裂了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坚韧最强梁的血缘关系，让任何人在革命面前都无从遁形，这确实是革命的全民社会动员达到了的极致。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甚至在战争状态下，都难以看到这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文革”做到了，通过对家庭伦理的颠覆，毛泽东把革命推到了登峰造极的最高域界。

　　在“全面内战”的夺权斗争中，人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阶级归属进到路线归属，又由路线归属转为派性归属，在这个变化中，个人利害关系渐渐脱去了理想主义的外衣，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具有了理性因素。

　　毛泽东成功地动员起来了亿万群众投入“文革”运动之中，但他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并没有一定之规，是根据运动的情势因势利导，时而反左，时而反右：为了压制住反军的浪潮，端出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了压制住右倾的势头，又端出了军队重要干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样的翻来覆去，不能不造成人们的政治认同标准的混乱。在对“文革”的方向与目标的众多设问中，保守者提出回归过去17年的故道，激进者要求打倒17年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文革”领导者则沿着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理路，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27]

　　“文革”中新旧政治认同标准交织的混乱，与群众组织相互打派仗的乱象是相互联系的。保守派受传统阶级斗争的影响深，搞起武斗来往往更凶猛，对传统阶级敌人的下手更重。最为典型的是1967年8月的湖南道县事件。道县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部分农民，组织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满门抄斩的大屠杀。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也被骗回杀掉，斩草除根，不使其阶级报复。与“文革”初期大兴县发生的打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不同，这是阶级斗争的血缘文化在派性斗争中的表现。

　　由于“文革”运动陷入了派性的泥沼，两大派群众组织内战不息，迟迟联合不起来。“文革”领导者认为这是因为有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要两派共同揪出幕后的“黑手”，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文革”进行两年后，毛泽东又发布指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28]在这段“最高指示”里，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重新合流了。

　　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建立了一个新的更杂芜、更混乱的阶级－政治谱系。这里面既有过去的传统敌人，又有运动中新添加的敌人。有的是通行的称谓，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也有地方自己制造的帽子，如内蒙古的“内人党”等。“阶级敌人”的黑帮家族在不断地繁衍生息——叛徒，特务，内奸，自首变节分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严重投机倒把分子……“文革”的“伟大成绩”也就在于此：敌人越挖越多。

　　（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族化和国家政治活动的家务化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以直接发动群众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层层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全面开展的一场路线斗争。党团组织停止活动，过去的执政党控制社会的政治系统不复存在了，各级干部成为被运动冲击的对象，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轴心裂变。一方面是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管理系统全面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是领袖的个人集权达到顶峰，集“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于一身。毛泽东通过不断发布“最新指示”的形式去指导运动，成为口含天宪的绝对权威。这是“文革”政治出现了向血缘文化倒退的时代背景。其特点是：

　　1.“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族化。不受任何制约的领袖个人集权，与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造成了权力的无序化，使“文革”的发动和发展，充满了诡秘的宫廷政治的色彩。“中央文革小组”本来只是一个临时专项工作的职能部门，它名义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是只听命毛泽东。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皇帝的内廷。在“文革”中，它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成为“文革”运动的实际指挥机构。这是国家最高权力向传统家族政治的回归。

　　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成人员来看，就带有极其浓厚的家族政治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员都是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凭借这个特殊身份来传达“最高指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组长。林彪是长期跟随毛泽东的老袍泽，历史渊源很深，毛对林有提携之恩，林对毛有辅佐之功。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股肱心腹，非常明白“得一人者得天下”的传统政治权术，在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迷信，投其所好，深得毛泽东欣赏。在“文革”中，毛泽东贬斥了刘少奇后，让林彪接替了刘的第二把手地位，确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陈伯达是毛泽东的老秘书，长期为毛泽东起草文稿的文胆，大笔杆子，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也是与毛泽东私谊很深的人，曾在延安整风中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为毛泽东竭尽犬马之劳。这种以毛泽东私人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文革”司令部，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一言堂”的毛家班，很有些传统王朝的朝廷政治的特点。其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重新演义了王朝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宦官与外戚的宫廷斗争。

　　2.最高权力的家政化。“文革”的中央政治，带有很浓厚的家政特点。叶群曾对高岗夫人说过：中国的政治中，老婆的命运是和丈夫联在一起的。可谓是对中国政治家族性的深有体会之言。“文革”中的夫人政治是颇具特色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最好的学生”选定的老婆，自然也是“最伟大的夫人”。江青、叶群正是凭借这种特殊身份，成为了中国政界风头最健的两个女人。江青凭借第一夫人的名位，一旦发起飙来，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开国老臣，都得要退避三舍，宾服于她。

　　毛泽东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很多是通过江青来实施的。江青曾说：干对了是你毛泽东的，干错了是我江青的。从江青瞒着中央政治局到上海搞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头炮文章，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都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只是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信中讲了。信中还讲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看法等。牵涉国家高层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毛泽东不给政治局的同志讲，不在党的会议上讲，却给老婆讲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江青在“文革”中随意点名，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制造了许多事件。实际上许多事都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以江青的罪状之一、宣传挑动群众武斗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为例，也是先有毛泽东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的指示，才有后来江青讲“文攻武卫”的这些话。包括“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周恩来、批邓小平，都是由江青来打头阵，贯彻的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理直气壮地说她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此言不虚。

　　毛泽东的子侄们在“文革”中都不是等闲之辈，也都是横扫一方的狠角色。“文革”开始后，已经毕业正在部队当兵的毛远新，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到了母校哈军工，成了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周恩来特地要他当联络员，让他充分得到历练。以后毛泽东又要他去解决延边地区的问题。这都是在重点培养他。另外，李讷在《解放军报》、李敏在七机部，都是带头造反的显赫人物。他们干的许多事，不少都跟毛泽东和中共有直接关系。

　　“文革”内斗不已，场面极为混乱。就连“文革”司令部的人物，也是不断地被清除出场。如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成了“反军乱军”的替罪羊。江青作为“文革”的前台主角，经常口无遮拦，对股肱重臣、开国将军，动辄点名定罪，在党内开罪人甚多，但毛泽东始终都是对她爱护有加的。就连作为江青母党一系的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也是百般维护，甚至为保护他们而不惜跟老臣们翻脸。这里并没有什么党的原则，只有与毛泽东的亲疏关系。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的夫妻店，虽然话说得有些简单，但不无道理。

　　3.政治关系的私德化和派系化。政治认同从阶级归属走到路线归属，实际已走到政治认同的反面。路线是以人划线的，认同的只是人格化的路线。政党统治毕竟不同于王朝统治，是要有起码的政治共识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对权力崇拜和畏惧的基础上。政治趋同和权力趋同的一致性，使“有了权就有一切，丧失权就丧失一切”的权力哲学大为流行，严重地破坏了中共一向标榜的组织原则。所谓的“跟线不跟人”，实际上是“跟对了人就是跟对了线”。在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风云变化中，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恩庇关系，对于人们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在派性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变成了朋党政治。

　　在“文革”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今日可以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福祸之差，全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好恶。“文革”把路线问题作政治方向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得到了路线的认同，就是大方向正确，其它问题就可以是小节无害；得不到路线认同，就是最大的政治错误。路线斗争的归属标准是很模糊的，关键是能否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认可。这就使“文革”的政治带有了私德的特点。要保谁，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司令部”人物出面讲一句话，就有救命再生之德。

　　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归属，说到底就是跟什么人的关系。对路线的归属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归属。首先是毛，毛以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再以下就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可的人物，往下就是认可人物的再认可，以此类推。这就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恩庇”关系。以权力等级分为庇护者和被庇护者，构成了施恩和受恩的依附关系，最大的施主是毛泽东，政治权力关系全面私德化。在政治的操作层面上，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裙带风得以迅速蔓延，盛行一时。

　　毛泽东也知道这种政治关系的危险性。他一再强调要“跟线不跟人”，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调自己的最高权威。1968年7、8月起，毛泽东还发动了批判“多中心”，采取手段来削弱他人的权力、打击他人的威望。但他的革命既然已经造出了这么一个权力结构，可绝不是凭借权谋政治就能削平的。

　　林彪和江青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集团势力。这两个集团对政治归属的认同各有特点。靠“文革”发迹的江青集团是以“文革”新贵组成，凭借的是毛泽东的声望与影响，在党内基础不深。林彪在军内有着很深的根基，其集团成员主要是“四野”出身的老部下。在“文革”的危难时期，林彪出面救了他们，他们自然对林彪感恩戴德，不惜效犬马之劳。

　　林立果现象的出现，就是这种政治家族化和政治私德化的产物。林立果之所以能“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就是因为他是林家势力的代表，迎奉他就是效忠林彪。实际上，比照毛家子弟，林立果的升迁还不是快的。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对林立果也是屈节逢迎，甚至说他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使得林立果在吹捧中不断地自我膨胀，乃至有后来的密谋害毛的惊天之举。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听他的指挥。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又是毛泽东的政治阴谋。当毛泽东再度强调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真正响应者寥寥无几。毕竟不是一个靠法理的正当性行事的政党了。倒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人们认清“文革”的面目，起到了很大思想启发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事情。

　　“文革”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心理嬗变，路线斗争的结果就是“以人划线”，对组织的依附关系变成了对个人的依附关系，这是政治关系向宗法血缘政治回归的大倒退。（未完待续）

注释：

　　[21]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1967年9～10月，第74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3]陈伯达接见重庆“八·一五”战斗团及其他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24]印红标先生对这份文件的情况有详细的考证，认为是广州市老红卫兵响应“联动”的托名之作。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第50～52页，注65、66、67。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03页；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85页。

　　[27]《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28]《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1968年5月17日。

　　王海光，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6期（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