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运动兴起中的血缘文化冲突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下之2）


　　（二）“造反”运动兴起中的血缘文化冲突

　　红卫兵具有强烈的“接班人”意识的一群孩子，自称是响应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号召而起事。但如果仔细考察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教育革命，主要还是强调阶级斗争教育和政治挂帅，对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有研究者称：对这个阶级路线最热衷的，“更多的是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子女，而不是最高领袖”。[9]对红卫兵自行起事的“造反”，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

　　这些干部子弟组织红卫兵在学校里刚刚举起造反大旗时，当时的领导人是把他们当作自家娃娃的淘气行为对待，认为是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各校工作组把他们融合到青年团组织中去。这与“四清”运动中处理干部子女闹事的情况同出一辙。但红卫兵像调皮捣蛋的孙悟空一样，并不听从招安，仍然挥舞“造反有理”的金箍棒大闹天宫，让工作组大为头痛。

　　红卫兵最初在学校的“造反”行动，本可以看作是“革命接班人”的撒娇，但毛泽东从中看到了制造“天下大乱”的契机，把这些青少年不无盲目地反对工作组的“造反”，上升为“有理”的革命行动，并作为了否定刘少奇、邓小平的传统运动套路的有力证据。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的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这些初生牛犊敢于和工作组对着干的“造反有理”精神，再三表示“热烈支持”。随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明确运动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允许群众自行建立组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运动形式。[10]又于8月18日在天安门上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在校学生们“奉旨造反”，一哄而起，建立起了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这些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一下子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充当了大动乱的先锋队。

　　毛泽东在发动红卫兵运动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早期红卫兵与生俱来的血缘情结，在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告诫他们说：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11]但是，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桀骜不驯，把“血统论”当作阶级革命的旗帜挥舞，高唱“先辈血战创江山，革命后代来接班”的造反歌[12]，走上了“造反有理”的政治舞台。

　　血统论红卫兵排斥其他出身的人参加运动的权利，斗争目标是传统的阶级敌人，这与毛泽东运动意图和斗争目标显然是不符的。所以，“对联”一出台，陈伯达、江青等人均表示了不同意见，说这是“封建术语”，劝告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基本如此”。[13]但红卫兵们却提出了更多的血统论对联，如：“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革命打天下；儿子造反保江山。横批：代代红”等。血统论的滥觞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感，当时就有“对联”回应说：“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表达了人们对血统论的讥讽和厌恶之情。

　　在否定了派“工作组”方式后，“文革”运动进入了领袖直接号令群众的运动阶段。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根据不同观点自行组合，组织起了不同群众组织，进行“自我教育”的造反革命。这种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打破了中共传统的通过党团组织的群众动员方式，让群众一时间得到了结社和言论的权利。人民群众第一次可以脱离开党团组织系统，按照自己的观点自由组合建立组织。这是“文革”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重大变化。首先是政治认同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参加运动的政治门槛放宽了，一些出身不怎么光鲜的人也可以参加运动。而且人们参加政治运动中的资格，也意味着改变自己政治生命的机会，在运动中有良好表现，可能会获得政治认同和组织归属。再者是政治认同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斗争“地富反坏右”为重点的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提升到了斗争“走资派”为重点的路线斗争观念；运动的斗争目标要由传统的阶级敌人，进而升级到党内的“走资派”。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在群众中出现了“左”与“右”、“革”与“保”的种种分歧，形成了拥护与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的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

　　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承继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中共统治的传统社会力量、阶级－政治谱系的主干和基础，其成员中党团员、积极分子和“红五类”出身的居多，政治上比较可靠，在工作组时期也比较得势。他们是运动中的“保守派”的主体。

　　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拥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成员的家庭出身比较“灰”的居多，阶级成份较为复杂，与党团组织较为疏离，在政治上比较边缘化，许多人在运动初期还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压。他们是运动中的“造反派”的主体。

　　“保”派与血统论红卫兵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同根同源，斗争对象都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思想路径最为接近。两者区别在于，“保”派在政治上坚持的是“四清版”的阶级路线；“血统论”则是在这个“四清版”基础上的干部子女升级版，是对传统阶级路线的否定之否定的更为偏激化的发展。

　　“造”派与血统论红卫兵虽然都是在“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的，但实质上有很大不同。血统论红卫兵的反工作组，是要求落实干部子女教育优先的绝对地位。而造反派与他们决然不同。从成分上看，“造”派成员一般大都是平民子弟出身，没有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罩着”，与统治集团没有什么瓜葛。许多人在工作组的政治排队中是被列为不可靠的一类；从投入运动的动机看，他们与血统论红卫兵来自传统政治教育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同，对官僚特权阶级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亲身感受。“走资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臆造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实际上，很多人所以走上了造反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在受到体制性压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造”派的很多骨干分子在工作组时期有挨整的经历，不少还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在否定工作组路线后，他们顽强地要追缴工作组时期整他们的“黑材料”，结队冲击派工作组的上级部门，这实在是有害怕“秋后算帐”的担心。而老红卫兵们显然不存在这个担心，没有“矛头向上”的动力。

　　从“造反”的行为来看：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朝上”的造反，比之血统论红卫兵“矛头朝下”的造反，无疑更需要胆气，政治风险更大。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血统论有着天然的反感，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且他们具有平民色彩的向上的造反，比之以向弱者施虐为能的血统论红卫兵，也容易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造”派红卫兵是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路线之后，开始崭露头角的，其主体力量是更为成熟的大学生。8、9月间，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们接连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中央文革”一一予以承认。但最后肯定的，则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

　　毛泽东撤销工作组，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刘邓为首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这是血统论红卫兵不能胜任的事情。大专院校是出身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实际上，工作组比原校方更强调阶级路线和家庭出身，在运动中倚重的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并在学生中划出了一批闹事犯上的“右派”学生。撤销工作组后，中央要求各地各单位为这些错整的人平反，放手发动群众。但是，发动群众的事情并不顺利。各校文革委（筹）的领导成员和红卫兵头头，基本还是工作组时期扶植起来的一批骨干人马，还是干部子弟掌权。他们延续了工作组时期的做法，继续在运动中贯彻阶级路线，斗争目标是“打黑帮”，限制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参加运动，被称为“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工作组撤离后，学生们迅速分成了拥护和反对工作组（党委）的两派。拥护的一派，核心成员是工作组和党委培养的积极分子，党团员和“红五类”出身居多，跟从者众多，被称为“保皇派”；反对的一派，核心成员是曾被工作组（党委）整治的一些人，坚决要为他们彻底平反，开始时人数较少，但斗争性强，是坚定的造反派。一些出身不那么光鲜的学生也组织了红卫兵，甚至站到了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一边。这不能不引起了一些拥护工作组“保皇派”红卫兵的愤慨和不满。他们本能地祭起了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武器，反对造反派，保卫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大学生保守派中的干部子弟，自然不会像拥护“对联”的中学生那么草莽，但其“自来红”色调是一个样的。其代表性的语言是：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出身不好的虽然也愿意革命，但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14]这就是说：家庭影响是第一位的，后天努力的“重在表现”并起不了什么作用。

　　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高干子弟谭力夫，在校内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上，作了现场的即兴发言。谭伶牙俐齿，雄辩滔滔，为工作组评功摆好，说：工作组时期整的人“罪不当罚者极少”，强调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宣称：我们就是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斥骂反工作组的同学是“狗崽子翻天”，并放粗口骂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15]

　　谭力夫的辩论发言，以强调家庭出身为阶级路线立论，充满了仗势欺人的霸气，但却代表了为工作组扶植起来的这批积极分子的观点，得到了保工作组（党委）一派的学生们的支持，很快在北京流传开来，并很快散布到全国。许多地方把这篇讲话作为拥护工作组（党委）的保守派的思想武器，大量翻印。他们指责批判工作组（党委）的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到处喊起了“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

　　无独有偶，老红卫兵在“破四旧”向“牛鬼蛇神”施以革命暴力的同时，也是反对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当权派”。通令不准“一切组织和个人”冲击“革命老首长”。称冲击老干部的行为是“狗崽子”“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疾呼：“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16]。他们还到石油部等单位制止大学造反派学生的造反。保守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声气相投，都是把阶级路线作为革命的法宝，清华大学等校的保守派红卫兵还联络中学老红卫兵们，到大学校园里镇压对立派。

　　不仅如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在支持干部子女组织红卫兵的同时，还利用北京的这些老红卫兵们为自己保驾护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利用职务之便，策动北京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等人到武汉去，制止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攻击湖北省委。宋是老红卫兵的脸面人物，在“八·一八”得到毛泽东接见并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毛以“要武”为其改名。宋要武一行来到武汉，立即发表声明，责骂反对湖北省委的北京同学是“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还放狠话威胁说“饶不了你们”。[17]

　　可见，血统论思潮及其载体老红卫兵，是在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上的极端发展，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庇护下向弱者施虐的“红色恐怖”行为，排斥非“红五类”同学参加运动权利的霸蛮，不仅政治上是保守的，不符合斗争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也把自己孤立于群众之外，遭致社会上人们普遍的反感。老红卫兵的“造反”是“革命接班人”向传统阶级敌人的造反，与“保”派红卫兵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都跟不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甚至还要保护“走资派”。他们适应不了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的“战略部署”，实际上成为了“文革”运动的阻碍力量。“文革”领导者要把运动引向斗争“走资派”的方向上，就必须破除这个障碍，更广泛地发动群众。

　　1966年10月，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文革”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由阶级斗争转为路线斗争的阶段，主要内容是开展“矛头朝上”的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血统论”思潮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表现形式。谭力夫本人也被中央文革点名批判，作为鼓吹“血统论”、反对“十六条”的坏典型。随着血统论思潮成为明日黄花，最先挑起造反大旗的中学老红卫兵们，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替代老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体。大学造反派的兴起，为运动目标从社会的“牛鬼蛇神”向党内的“走资派”的转移、运动方向由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深化升级，提供了群众组织的工具。

　　“中央文革”此时表态批判“血统论”，政治功利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群众放下思想包袱，敢于“造反”。陈伯达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血统论对联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说他们是“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18]1966年11月14日，江青在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时更明确地说：阶级路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革命。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只要跟毛主席干革命，就不是狗崽子，甚至可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19]在1967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号召对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大加讨伐。做“革命造反派”，这是对“重在表现”的“文革”版再诠释。

　　无论如何，中央文革公开批判“血统论”，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广大学生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解放。“血统论”在运动前期对“黑五类”的欺凌，对“灰五类”的贬斥，对后期刺激广大群众参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因为受过血统论和早期红卫兵的迫害，才毅然加入到向“走资派”开战的行列。“保”派组织按阶级路线的排队划线，很快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效力。能否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放下包袱，加入到了造反队伍中，为“文革”的“矛头向上”，提供了新的群众动力。

　　在批判“血统论”思潮中，造反派组织还对干部子女特权进行了批判，还查起了其代表人物的家庭旧账。造反派查出了谭力夫其父谭政文玩弄女性的事情，在小报上大肆宣传。这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但是，“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目的是为开展运动扫除障碍，并不是要否定阶级路线，所以批判主要集中在“自来红”方面，对“自来黑”方面则采取了回避态度。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多数人保持了政治上的谨慎，一般都是围绕阶级路线强调“重在表现”是党的政策云云。但青年工人遇罗克却在“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1966年秋发表了《出身论》等文章，勇敢地向“血统论”宣战。文章以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的鲜明论点，为因出身问题受到伤害的人们鸣不平。[20]遇罗克本人就是因出身问题而受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他的文章反复强调的主题是社会平等。即：所有中国青年，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应当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出身论》不仅揭示了“血统论”的荒谬性，而且直接触及到了它的母体——阶级路线本身的不合理。文章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胫而走，尤其受到了那些因家庭出身问题，遭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人的热烈欢迎。

　　遇罗克的文章，遭到了狂热鼓吹“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的激烈反对，也为坚持阶级路线的保守派红卫兵所不容。造反派红卫兵则首鼠两端，主要论点认为，“血统论”与“出身论”是两个极端，都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遇罗克以人权平等的武器对“血统论”进行的“武器的批判”，也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列为从极右的方面反对“血统论”的反动文章，予以禁止并组织批判。但《出身论》在许多人心里都产生了共鸣，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红卫兵派系形成。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四三派”观点，就受到了《出身论》的很大影响。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奉旨“造反”的先锋——以“天之骄子”的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随着对“血统论”的批判，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学生替代了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兴起。造反派红卫兵挟带遭受打压的反弹之力，有着反对“血统论”的道德优势，符合路线斗争的“大方向”，很快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在北京的大学里面形成了影响全国的五大学生造反组织，即：清华大学的清华井冈山、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质学院的北地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北京师范大学的北师大井冈山。他们在批判工作组中崭露头角，敢于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当权派干部，为“中央文革”看重，并通过操纵他们来运动群众。（未完待续）

注释：

　　[8]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1966年9月22日。

　　[9]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7页。

　　[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11]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该信是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会上，并没有真正给达清华附中红卫兵。

　　[12]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战歌》，1966年8月。

　　[13]江青、康生等在天桥剧场与北京中学生的谈话。1966年8月6日。

　　[14]刘京、谭力夫：《从对联谈起》，1966年8月12日。

　　[15]谭力夫在北工大辩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8月20日。

　　[16]参见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二、三号通令，1966年8月26、2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传单），1966年8月27日。

　　[17]宋要武、华小康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1966年9月6日。

　　[18]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966年10月24日。

　　[19]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1966年11月14日。

　　[20]参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王海光，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6期（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