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5）
《新史記》康正果四
毛澤東這類極端唯我的言論儘管口氣很大，但那時候他畢竟還很年輕，又是從鄉下初入城市，實際上並無充分的自信。從他與友人的大量通信可看出，他一方面發洩對學校的諸多不滿，另一方面也對自己求學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有過疑慮和檢討。對外界和自己的雙重不滿常使他搖擺在厭學情緒和勤學熱勁之間，徘徊於忽讚賞新學忽留戀舊學的迷惘狀態。就他某些前後不一的言論來看，有的顯示了他不受約束的“自然衝動”與新式學堂校規的衝突，有的反映出他無力在各門功課上全面發展所導致的逆反心理，有的則是他的邊緣人心態固有的反知識精英傾向。
據一師同學蕭瑜所述，毛澤東學習努力，每天早上都高聲朗誦古文，但他僅在文史上用力甚勤。因而“在所有的功課中，他只有作文一項算是出色。他的英文甚差，一分也得不到；算術只能得五分。而在繪畫一科中，他所作的唯一的東西是一個圓圈。在這些課程中，他永遠是全班最末尾的幾名之一。然而在那個時代，作文被認爲是最重要的。假定學生的作文不錯的話，那麽他就算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因此，毛澤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注24）這個“優秀學生”的定位恐怕只是就一師的標準而言的，在毛首先考入的長沙省立一中，情況就有所不同。在該校，毛澤東因語文之外的各科成績太差，僅讀了一學期，即被迫離開，隨後轉入一師。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也坦承他自然科學的成績很差，但同時又為自己辯解說，“學校有很多校規，我贊成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爲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談起在省一中讀書的情況，毛只突出他入學考試的作文得了第一，並未提他理科極差的事實，卻把他在那裏讀不下去的理由歸咎為該校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注25）如果說毛澤東耽誤到19歲才入讀中學，因起步太晚而過不了數理關，多少還讓人覺得情有可原，但時隔20年舊事重提，毛已成爲他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對自己的學習態度不作絲毫的反省，反詆毀省一中教育救國、文理兼重的辦學理念，那就不能不讓人對他總是把錯誤推給別人的做法有所反感了。
其實，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未嘗不重視他在學校的成績，那時候他對個人的學業頗多擔憂，並非如他向斯諾講述時那麽滿不在乎。從他有一年期末寫給友人的信中可看出，每當他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差距，也曾感到苦惱，有過反悔。他在信中對友人說，“學校試驗今日完，吾於課程荒甚。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緒，而於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捨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閱足下所定課程及為學之功，使愧懾無地。”可見毛也曾努力要求自己向優秀生看齊，只是感到力不從心時才產生了逆向而行的衝動。在致黎錦熙的信中，他檢討自己“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慨嘆他“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改變也很不容易改變，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注26）類似的悔悟之言散見於毛早期的不少信件，從中可看出，毛口頭上雖極端唯我，自以爲“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難成者”，但一旦在實際厲行中發現自己能力不足，便很容易陷入焦慮和躁動。毛自稱爲“知識荒”的人，說他進入圖書館如牛闖進菜園。他渴求新知的迫切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卻因急於速成，他從起步即想走捷徑，企圖通過閲讀一大批入門性讀物，在短期内掌握各科知識。由於受閲讀條件的限制，對毛澤東來説，當時接受新知最簡便的渠道就是閲讀日常可見的報刊，毛因此最喜歡閲讀報刊。單一的報刊閲讀使他接受的知識零碎膚淺，混雜無序。這種泛覽濫讀的求學方式，正如叔本華所說，好比讓別人在自己的頭腦内跑馬，所獲的知識不過是群馬跑過後留下一片雜沓的蹄印。他在致蕭瑜的信中便承認，“泛泛然閱報章雜誌，而不知其所歸，此所謂無系統也。”毛書信中不少論點都顯露出熱蒸現賣、道聽途説的跡象，他只顧向同學如此轉述別人批評報章閲讀的言論，無形中竟也自暴了他個人治學的毛病。再如，他隨聲附和，發揮蔡元培表彰美育的言論說：“遊戲、手工、圖畫、音樂，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為現在世界達到實體世界之津梁，故諸科在學校為不可闕。”但後來他又發表與之相反的己見，認爲“現時各學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練習手眼靈敏，陶冶心思精細，然……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為不生産的，所施之能力，擲諸虛牝，是謂‘能力不經濟’。”（注27）如果說毛對蔡說先表贊同，是反映了他濫讀報刊留在頭腦内的“馬蹄印”，那麽，他後來又轉而從實利主義的角度出發批評美育課目的設立，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他所持異議的出發點與他自己沒能力學好美育課目的内在聯繫了。
毛澤東1916年書信手跡。
在求學的問題上，毛時而怨天尤人，時而自怨自艾，最終仍是把自己缺乏適應能力的失意感發洩為對學校、教師和當時教育體制的不滿。1915年，毛入讀一師第三年，即心生厭煩，有了讀不下去的感覺。他寫信對黎錦熙說：
【弟在學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縛，終見此非讀書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儔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逐漸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實大悲傷。昔朱子謂：“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誠不能為古人所為，宜為其所譏，然亦有“幽谷喬木”之訓。如此等學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生平不見良師友，……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夏假後，乃作一啓事，張之各校，應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他同時也對蕭瑜說：
【僕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力以爲策勵，故求友之心甚熱。（注28）】
不可否認，從私塾向新式學堂的轉變為學生的個人活動與互相接觸開闊了空間，學生有機會結爲群體，自由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的小組，同時也在報刊書籍的影響下關切時局，激發起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毛澤東的求友心切，當然與他置身的新環境有一定的關係。對時局的擔憂，對政府的不滿，強烈的救亡意識和愛國熱情，所有這些政治社會關懷均屬當時衆多的青年學子很容易受感染被激發的情緒和衝動，並非毛獨自特有的先知先覺。這一世紀初精神狀況只能說是刺激毛踴躍投入社會活動的一個總氛圍，但就個人的情意動力源來説，毛的求友心切卻另有他特殊的内在緊張。那就是他複雜的失意者（misfit）躁動情緒，這情緒迫使他急於擺脫自我的孤立狀態，建立旨趣相投的小圈子，以便互相鼓動各自“小我”的擴張，在匯聚為群集的“大我”中得到提升。由不適應新的環境到對課堂、課目和教育體制產生抵觸情緒，再發展到呼籲自學，求友結社，積極開展課堂以外的社會活動，毛澤東逐漸找到自我認同，比較滿意地甩掉他學業上的失意感，在小圈子範圍内增強了他内虛的自信。通常，對個人事務缺乏處理能力的人多喜歡去管他人的閒事，毛就是此類愛幹越俎代庖之事的人物。他自以爲在執行熱心助人的神聖使命，其實他是在抓住順流漂過的木筏，為搭救他沉溺的自我。這種從自我中心轉向群體分享的生活方式可謂他最稱心的替換練習，你要是不讓他做他自以爲神聖的事務，他的生命即陷於貧乏和空洞。（注29）
蔡和森1918年從北京致信毛澤東說，當時任教北大的楊昌濟希望毛入讀北大，並特別提到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内人才”，興奮地建議說，他與毛、蕭“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後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毛在接信後兩月即與蕭瑜、羅章龍等人動身赴京。不久，蔡和蕭赴法勤工儉學，羅入讀北大哲學系，毛既未隨大流出國留學，也沒有入北大深造。（注30）據傳胡適曾就此作過解釋，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準，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毛與斯諾的談話中並未提及他考不考北大的事情，只談到他在北大圖書館做了幾個月助理員的經歷，回憶中淡淡地描述了他職位低下，不受教授們注意，被冷淡在名流圈外的境遇。種種不入流的境況不斷加深著毛心中的失意感，隨之也增強了他對學校教育的抵觸情緒。從北京回到長沙，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發洩了極其強烈的憤懣：
【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規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我於湖南教育只有兩個希望：一個是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盡，這個希望是做不到的。一個是希望學生自決，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注31）】（《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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