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比较古老的专业，相对说来也是比较守旧的专业。从相对主义立场看，守旧固然并不全错，许多时候守旧的意义可能还大于开新。所以，据说到现在，还有相当一些历史学者拒绝电脑，拒绝电子书，拒绝网络，毅然决然坚守着纸质图书，坚持手写，甚至还有许多人坚持抄卡片，坚守一切传统。对于这些同仁，我们心存敬意，感念他们的坚守为中国文明留住一方净土，一块示范。只是从个人立场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坚守还是放弃，趋新还是守旧，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只是转换了工具，并不具有价值意义。
假如孔子还在
相对于历史学本身，任何工具说到底其实都是工具，并不必赋予太多的意义。当我们面对新工具与旧工具的比较时，其实只要想想，假如中国历史学的鼻祖孔子还在，他会怎么办。
人类的记忆能力从来随着记忆工具的改变而改变，自然人或许具有超常的历史记忆能力，但如果不借助于记忆工具，人的能力就非常有限，所以人类也总是追随最先进的记忆工具去记录自己走过的路，表达自己曾经有过的理念。
中国文明的发生就是历史记忆的萌生，不论是史前的刻画符号，还是殷墟的龟甲，后来的竹简，再后来的造纸，每一次技术上的进步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发生一次深刻变化。没有龟甲，没有竹简，就没有孔子删订六经；没有造纸，也就不可能有历代正史的编修与流传；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大规模使用，就不可能在唐宋时代发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知识大爆炸，不可能让中国文明在文史领域留下那么多财富。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又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及报纸上的史学专栏，成为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史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形式。我们过去说某个历史学家有学问有成就，其实也就是暗指这位历史学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少具有创见的学术文章。
至于书写工具，也是如此。孔子时代，六部经典几乎包容了中国文明的全部，即便将诸子百家全部算进来，至唐代，中国文明的纸质积累仍然有限，皓首穷经弄懂一部经典可能比较难，但博览群书，甚至穷尽唐以前的全部典籍，即便到了当代，依然可以有人发此宏愿。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唐之前中国文明懒得书写，不屑于留存，而是因为工具。
唐宋以后大不一样了。尽管唐宋以后学者仍然敬惜字纸，惜墨如金，但像朱熹这样博学的学者所留存的文献，远较之前更勤奋的人，比如七年不曾窥园休息的董仲舒。由此可见，他们的差别不是智力或勤奋，而是谁拥有最先进的工具。
到了近代，随着报纸杂志的出现和书写工具的改善，学者们的产量有了更大幅度的提升。现在所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作品有上千万字，胡适这一代的作品有的竟在两千万字以上。他们大概都是晚清至民国最高产的学者，但是如果与当今在电脑化条件下工作的学者来说，胡适那一代一定自叹弗如，他们肯定不是最多。当然，数量的积累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必然积累，但是如果没有量的积累，所谓质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沦为空谈。
新工具本身就是文明的贡献，运用新工具进行新的创造，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拒绝电脑，拒绝新介质新媒体，是人的自由权利，不可剥夺。尝试一切新介质新媒体一切新的表达方式、书写方式、发布方式，同样也是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权衡利弊，我相信孔子复生，不仅会熟练操作电脑，而且一定会是“微博控”，拥有庞大的粉丝群，甚至还会拥有超强的“翻墙”技术。
新介质引发史学表达改变
自从互联网发明并传入中国，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在不经意间发生一次深刻革命，这一次的史学革命将先前一百多年所建构的历史研究模式有个根本性颠覆。
在过去一百年，历史研究是一个逐渐专业化、圈子化的过程，历史研究越来越与社会实践、社会期待，与社会大众的关切不相关，成为历史学专业人士的自娱自乐，许多专业性的历史学刊物，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比纯文学刊物还要惨淡，不说经济上的补贴和亏损，只说其读者越来越少，也不能不让人思考这样的深度研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社会不需要，还是一般民众太缺少知识，无法引起共鸣，无法回应？这里面有很大的检讨空间，假如历史学者愿意且能够直面真实的话。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社会进步最需要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点进步或变化，都会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回望过去，比照过去，专业的历史研究无法回应社会急切需求，无法应对迅即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就为另外一种即被称为“草根史学”的非专业研究所替代，由此我们看到与过去一百年历史研究日趋专业化相背离的一个现象，即专业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非常的“不专业”，专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总是使人觉得是在为体制为职称而奋斗，从选题到论证，大多数都与社会需求、社会感觉越来越远，成为高头讲章，结果也就被束之高阁，如若不信，只要统计一下各专业刊物发行量，就知道真实情形了。
与专业的历史研究相反，“草根史学”在过去若干年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这些“草根”没有名气、没有体制、没有职称等方面的束缚或企求，因而他们在选题上注意切合社会需求，注意真正的研究空白，注意大众阅读，期待尽可能多的读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无人喝彩就是失败，拥有粉丝、拥有读者才是成功。在研究和论证上，由于他们没有专业研究者的那些束缚，因而他们也就显得比较从容、比较踏实，比专业的更专业。他们对一些细节的追究，对一些深层原因的追问，绝非专业史学研究者所敢道、所能道。
“草根史学”的发生与繁荣当然是因为史学表达手段的更新，具体的说就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利用，特别是网络论坛和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人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实现，但人人成为历史记录者、研究者却有了现实可能性。如果我们这些深居研究院和大学校园的研究者不能正视这个现象，可以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史学表达的话语权必将发生位移，草根史学家越来越多的话语表达必将逐渐颠覆正统史学观念，重构一个新的历史解释体系。
颠覆旧的正统的史学观念当然也算不上什么不幸，只是颠覆也好，重构也罢，如果没有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参与，毕竟是一种缺憾。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草根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深度介入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和他们一样在同一个平等的工作平台上对话，这样不仅有利于引导草根史学走向理性走向成熟，而且有助于及时纠正草根史学的先天缺陷和知识性错误。
在“自媒体时代”，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就是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在国内当前最活跃的就是微博，微博中的许多“达人”动辄拥有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上千万、几千万粉丝，而这些达人要想拢住或维系住这些粉丝，也必须不断充填新的内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往往成为网络达人的首选，因为近现代史的话题对大多数微博使用者来说，多少都会知道一点，这是吸引他们的关键，因为如果要去表达一个完全陌生的话题和材料，受众如果对这些表达毫不知晓，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效果。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中国近现代史或许知之甚少，知之甚浅，但毕竟是自己民族的心灵史，毕竟与现在的生活有着比较多的联系，因而中国近现代史就成了微博上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抽象表述很难理解微博在讨论和转播中国近现代话题的意义，举一个今天（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的例子。今天一位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微博达人不知为什么发布了一张光绪帝、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合影。近代史领域稍微注意晚清史、康梁研究的专业研究者都知道这张照片是假的，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两人毕生只分别见过光绪帝一次。之后，康梁两人流亡海外十几年，至光绪帝1908年去世，他们三个不仅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且康梁在光绪帝，在朝廷眼里，就是叛逆，就是谋反者。然而，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教材不是这样说，更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枯燥抽象的教科书表达留下了无数可被利用的空间，因此类似这样的照片在网络一出现，立即就会被疯传。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钓鱼岛问题发生后，钓鱼岛的归属确实引起大家的兴趣。一张多年前就被专业人士考订认为是作伪的慈禧太后将钓鱼岛产权授给盛宣怀的文书在网上疯传。如果听任这样传播，固然增加了爱国青年的爱国底气，但是无疑会极大伤害中国的国家信誉，或国民信誉，至少会被世界视为中国人文化太低，几乎不懂历史。
新介质改变了历史知识的生产方式，网络时代的专业历史学者应该充分关注网络，利用网络，即便从传播“正能量”而言，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在网络时代已经无法离群索居，洁身自好，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关注网络，但网络照样会关注你。如果各位专业研究者有心到网络上溜达溜达，就很容易发现许多专业研究者的作品都在网上被赞美，或者被批评。专业研究者当然有权无视这些批评的存在，但如果能上去看看，有些批评其实说的相当有道理，值得关注。
无限扩充史料成为可能
互联网、自媒体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平台，在那里没有专家审稿，没有编辑把关，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好事。运用得当，有助于民族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历史学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受众必将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大幅度提升，历史学一定能够改变过去二十年不断“小众化”的趋势，一定能够让历史学成为国人知识体系中一个必备要素。所以历史专业人士一定不要轻视这个领域，要放下身段，从那里不仅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而且能够享受历史学本有的乐趣。
当然，对于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来说，在对基本史料还不是那么熟悉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利用纸质媒介好好读书，一定要在基本史料上下一番苦功。在很多时候，年轻学生一定要遏制自己的上网冲动，潜心读书。在进入正式的研究工作之前，应该将未来研究工作中可能触及的基本史料翻阅一遍，建立一个普遍的印象。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基本功。
进入研究阶段，到了现在这个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历史学的研究者如果不能或不屑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电子版图书，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说，其实是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不论是传统的中西史学，还是后来引进的新史学，没有哪一家流派会说历史学可以空对空作无根游谈，没有哪一家史学流派不强调充分地占有史料，然后再从繁杂的、矛盾的历史记录中清理真相。说到最极端的观点，就是许多人对傅斯年的一个误解或传言，说傅斯年强调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学不再只是一个读书的问题，而是一个查书的问题，经典说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对于现代一些新史学流派而言，比如欧美、日本许多学者而言，他们确实不必再像传统中国历史学者那样进行系统的史料阅读，融会之后再贯通，他们确实是在确定了一个题目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以我们在阅读传统中国学者与欧美、日本学术著作时，往往感到这些域外学者在点或局部的研究上，资料的把握远过于中国学者。域外学者的这个优势，就是他们的专注，就是他们就一个很小、很不起眼的题目，穷尽一切史料。他们并不强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融会贯通，整体理解，他们强调或炫耀的，就是专精，就是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绝对深度。
中西学术的这个差异说不上谁好谁坏，各有优长各有弊病，取长补短，在融会贯通基础上，当然还是应该专精，应该最大限度充分占有史料，全面占有史料。史料就是历史学，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然是对的。因为你无论论证的多么有道理，一条新出史料，就可以从根本上给予颠覆。
在前互联网时代，穷尽史料只是人们的一种期待，那时读书再多的历史学家，也不过是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通读过《明实录》、《清实录》，更多的资料，特别是那些并没有面世的公私收藏，没有哪一个敢说穷尽。当代史学家号称读书最多的蔡尚思，据说也只是住在南京图书馆一段时间，重点阅读，其实是浏览了集部。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互联网的发达，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史学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愿意多聊聊的课题，无数没有功利心、功名心的网友，还有全世界的公私收藏，甚至还有许多原本以密藏增值、保值的旧书店、拍卖行，都争先恐后向网络上发布独家资料，我们今天所能拥有的史料，应该说是前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丰富。如果我们不利用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的搜索技术，我们就很难说穷尽了史料，充分占有了史料。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高产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其去世不久编辑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和《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这是研究梁启超的基本史料。但是在这些基本史料之外，肯定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收到合集或年谱中的史料，甚至还有因各种特殊原因删除的地方。这在合集、年谱中都有暗示。
然而这些史料究竟在哪里，何时能向公众或研究者公布呢？在过去不可想象，在今天似乎又不算太大问题。
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很长时间是梁启超的助理，收藏有梁启超不少书信、文稿，这些资料在编辑《饮冰室合集》和《年谱长编》时曾经使用，但因当时许多当事人还在，有些信件就没有全文收录，而是作了删节，或者干脆就没有收录。这些珍贵史料一直由梁启勋及其后人珍藏，但最近，梁启勋的后人决定放弃珍藏，交给了一家拍卖行。拍卖行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密不示人，私下出售，而是挂在网上，后来编成图书。拍卖行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为了推动学术，他们当然有商业上的诉求。但是这一批资料对于研究梁启超及近代中国相关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者如果不能使用甚至善用互联网，可能就会在很长时间错过这批史料，那么所谓穷尽史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也就是一句空话，无法落实。
网络容易使人堕落、沉溺；没有网络，不去利用网络，也会错过很多机会，丧失许多史料。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电子文献，无论如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凭借着一点纸质文献去做学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便孔子复生，也会注意时代的转换，注意新工具。我相信这个假设。
马勇，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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