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中国大出风头的洋人造反派

李敦白：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美国大兵（下）


　　第一次蒙冤入狱6年

　　正当李敦白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来。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紧急调令。他的直接上级廖承志也把他叫到家里，说中央准备派他“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他当时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或执行有关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那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是，他的辩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被关押在北平郊区的一个窗户被封死、前后只能走四步的小屋里。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经常性的审讯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1950年春的一天，监狱长找到李敦白，告诉他：“我们现在基本上了解你了，但是，我们还是得了结你的案子，还需要不少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你还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学习。否则，如果你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你将获准回到美国。”对此，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我根本没有考虑他的话，回去我能做什么？美国那时到处都在迫害支持中国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华派。”于是，李敦白决定继续留在狱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并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我暗想，一定要坚持住，哪怕是监狱，这也是我们的监狱啊。”李敦白回忆说。此后不久，李敦白被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日子也好过了一些，因为允许他读书看报了。1953年初，斯大林逝世，之后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获得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长达6年的牢狱生涯。那天，组织上派人向他宣布：“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我们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事隔多年，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朗特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当面道了歉。毛泽东对斯朗特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那时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出狱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复了党籍，但面临着一个选择，因为他曾经供职的新华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为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两个单位，他选择了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6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李敦白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听从了劝告，保留了美国专家的身份，成为当时广播事业局英语组惟一的外国专家。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在这里，李敦白不仅有权接触到各种机要文件，还享受着优厚待遇——工作有独立的办公室，住在高级的干部宿舍，小轿车也随叫随到。

　　在这里，李敦白还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两人于1956年2月11日结为连理。

　　此后的几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1963年的“四清”运动，李敦白都参与其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敦白成了广播事业局的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番“现身说法”，赢得了在场人们的热烈掌声。

　　1966年10月1日，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6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他要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过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当时的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整风”。但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李敦白的外国人身份引起了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李敦白不仅在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他“红得发紫”。除了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街上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这些都使李敦白的头脑有些膨胀起来。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对此，李敦白回忆说：“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

　　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中称陈毅为他的“右派朋友”，此语广为人知）。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却是不争的事实。

　　李敦白还参加了对陆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领导的批斗。对此，他反思说：“我参加了一些批斗，批的都是好人，但我却认为他们是坏人，那是错误的，我不该那么做。”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德海，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的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


　　“文革”后回到美国

　　特殊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真是变幻莫测。李敦白的这种“风头正健”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又会“有什么重要工作”呢。

　　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信息预示着李敦白的幻想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是年秋天，一张“五一”节期间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的合影在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再次发表，但是这一次李敦白所在的位置却被全部涂黑了。9月，“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在各地各部门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从家中带走了，说是局领导要跟他谈工作。当他被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后，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着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中，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对此，他一时想不通：“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糊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后来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决定把过去欣赏、提拔的这个美国人“搞掉”，并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他在牢房里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里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卷入斗争，那太傻。”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李敦白被捕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岳父也含冤病逝了。

　　滑稽的是，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1972年，毛泽东对于解放干部作了许多批示。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关押的外国专家都被释放了。但唯独李敦白没有平反。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李敦白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解读的：“其实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来说那些话。他并不是在指责我，而是在保护我，因为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正被指控一个更严重的罪名——特务，所以他事实上是想避重就轻。”

　　李敦白在狱中跟外界的接触只有《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可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另一方面可以从中观察政治动态，像林彪事件、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突然有一天，他发现报纸上“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也不见了，再后来，他听到了江青又高又尖的声音。他知道，江青进来了，他该出去了。

　　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零8个月零1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了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与此同时，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出狱的当天晚上，驻香港的美联社记者给李敦白打来了长途电话，问他出狱后的打算。由于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他艰难地用英语回答：“我不能马上回去，因为我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国在10年间的变化；第二，要把身体养好。”

　　出狱后的李敦白没有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经过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对于他的这个选择，他是这样说的：“我回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

　　李敦白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罗军生，《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