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ney Rittenberg与毛泽东
说起李敦白这个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能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他可谓是大名鼎鼎、广为人知，因为他是中共党史上与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齐名的外国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历史的机缘，李敦白远涉重洋，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从此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也是中共党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被毛泽东誉为“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但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这段既传奇又大起大落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美国大兵“一念之差”来到中国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中音译为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女儿，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上士。案件的原委是这样的：据后来这位美国空军上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去“寻花问柳”，错过了回营地的时间，于是索性灌了两杯烈酒壮胆开车回营地。在经过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里，李木仙正在踢毽子。这个美军空军上士见状，就想吓唬这个女孩来找点刺激。于是，他把车故意擦着小女孩的身边开过去，没想到把她撞死了，接着迅速逃离了现场。案子发生后，李木仙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崩溃并于一段时间后就去世了。李瑞山通过甲长、保长将索赔的要求送到了美国军部。经过多方交涉，最后赔偿费是26美元，但由于甲长、保长等中间人的盘剥，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一条人命只值8美元！这对于崇尚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案件对李敦白触动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国。
李敦白的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经常找街头的报童购买中国报刊杂志。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有一次，报童悄悄地问他：“你这么喜欢看共产党的报纸杂志，那你想不想与那些编这些报纸杂志的人见见面呢？”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当地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几次见面后，地下党员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此时的李敦白由于与地下党员的频繁接触而一改初衷，“当时我学了一年中文，刚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国家，完全被中国迷住了，”李敦白后来回忆当初的真实想法时说，“不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工人或是教授，城里人还是农民，我都可以接触。未来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开启。”他想留在中国，并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为了避免退伍回国，他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经昆明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向李先念提供绝密情报
1946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战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是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6万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在以大悟县的宣化店为中心、方圆只有两百里的狭窄区域。这个任务让李敦白喜不自禁，因为他正一直想找机会亲眼一睹解放区的景象。但是，救济善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他说的一番话却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位官员对他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他回想起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后的这段日子，确实发现身边的同事大多有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
李敦白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在这个被国民党军封锁的贫穷的地方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没有娼妓，甚至没有乞丐。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粮食的分配。在这里，李敦白还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工作之余，李敦白经常到王树声的驻地找王树声聊天，时间一长，竟被王树声的那种身陷敌军重围而不惊、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所感染。若干年后，有人问及李敦白为什么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没有回美国，反而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时，他说：“当年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
5月8日，正当李敦白的工作刚刚结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即将要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的消息。
说来也巧，国、共、美三方代表到达不久，李敦白就在厕所里碰到了白鲁德，白鲁德把李敦白当作了“自己人”，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共军是政府军的十倍，政府军不可能获胜。但是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白鲁德的话让李敦白很是诧异，同时也让他看清了美国政策的本质。用他后来在回忆录里的话说，“就在宣化店的茅厕里，我来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李敦白打定主意，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当天晚上，国、共、美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里，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并被周恩来的精彩演讲所折服。散会后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来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绍给周恩来：“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李敦白。”周恩来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在会场上看到你，你给我的掌声比给其他人的都热烈得多。这样做不够明智。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反应，等你回到国统区后工作便没那么容易了。你应该更加谨慎才是。”李敦白惊诧于周恩来的洞察力，不禁问周恩来，大厅里那样昏暗，他怎么会看到了他，为什么又要对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如此注意呢？周恩来回答说：“照顾国际友人是我们的工作，我现在很忙，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
在送别周恩来后，李敦白把白鲁德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虽然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更坚定了这一点。
对于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延安，两人在一个私人场合见了面，李先念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们很感激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相信这事，他们以为你弄错了，不过我相信你，而且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们很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还有一次是在1987年，李敦白给身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李先念阅后非常高兴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了这段往事。他说：“1946年宣化店谈判时，李敦白作为随团记者（李先念记忆有误，应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观察员）来到宣化店。他听到美方代表白鲁德说，华北（应为东北，作者注）动手一时比较困难，但中原这五六万人，非收拾不可。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
5月10日，军事停战三人小组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但是，由于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中原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26日开始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全面内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中共党内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并决定立即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劝他先别急着走，并建议他“至少向周恩来道了别再走。”
于是，李敦白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恩来，并表达了回国的想法。周恩来听后，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然后对他说：“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你应该拜会毛主席，和他谈一谈。你其实应该去看看那些比较老的解放区，在那里已有相当规模的建设。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时的。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更多的内容可以写。”
在周恩来介绍下，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这里，李敦白看到了当地与宣化店不同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有烟厂、大学、医院，等等。他拜会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等共产党掌权以后，要跟美国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因此，他们正在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以便直接向美国人民提出诉求。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矫正文法文体，并协助他们广播。从此，李敦白在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后的1946年9月，在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并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因此他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
还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惟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此后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
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德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此同时，李敦白也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印象，他在后来自己写的回忆录中，还把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回首自己最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段日子，李敦白坦白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在1949年之前，虽然他满怀革命的理想，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每一次敌机轰炸，他总是不能克制住心中的恐惧大喊大叫，总是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寻找一个避难的场所，而且他还多次违反各种规定，因为他认为规定往往是不合情理的。他还说：“我知道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在我能控制自己的一己私念之前，我无法真正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未完待续）
罗军生，《文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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