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图遏制“文革”野火的《二月提纲》引来厄运临头

 文革初的中宣部（下）


　　力图遏制“文革”野火的《二月提纲》

　　1月17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报刊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听取关于讨论《海瑞罢官》的情况和问题。会后根据许立群在会上的归纳和总结，写成《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于1月18日上报五人小组。

　　根据龚育之的回忆，这个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是一些当时觉得比较难以掌握，亟需向上请示的问题。

　　接着，许立群又陆续送上几个材料。一个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正月初二他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再一个是1月28日，《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另一个是1月29日，《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在信中要求领导批准他辞去一切职务，反映了他的紧张情绪，并按照许立群的意见，整理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作为附件一同送上。还有一个就是1月31日送上的3个材料：《关锋同志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以上材料，总共7个。

　　1月31日，当汇总为7个材料上送彭真时，许立群还亲笔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肯定了《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收到的效果，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提出的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提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88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说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是京剧演员演过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许立群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7个材料的一个总的说明，也是他对有关问题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意见。无疑，这对上级领导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阅(附材料7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出席，周扬因患肺癌住院手术缺席。许立群、胡绳、姚溱列席。彭真让许立群将其信的内容及七个材料的情况在会上作了汇报。彭真在会上说，现已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讲《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应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他主张在学术批判中采取“放”的方针，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要慎重，不要过头。他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讲要批吴晗的“要害”，对其他问题没有表示意见。

　　陆定一对当时那种极“左”的批判早有意见，他在会上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通称的《二月提纲》)。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彭真仍让许立群口头汇报。常委会通过后，彭真又作了修改，并于7日用电话逐字逐句发给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秘书，呈报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只要毛泽东最后点头认可，这件大事就确定下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彭真仍让许立群作口头汇报。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赞同《汇报提纲》，但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毛泽东问彭真，他是否认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如没有证据表明吴与彭德怀有组织上的联系的话，吴还可以继续担任副市长。对这次汇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及许立群听了之后的反映，当年作为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前往的龚育之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来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龚育之著：《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第048-049页)

　　2月12日，许立群、胡绳遵照彭真的嘱咐为《二月提纲》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送常委审阅，经常委通过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2月18日，许立群、胡绳在京召集宣传部门及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二月提纲》。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很好。

　　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争论的指导纲领。它指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承认吴晗犯有政治错误，但坚持认为学术上的争论应该用学术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来解决。《汇报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的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

　　很明显，《汇报提纲》的这些重要观点是针对当时已经和正在掀起的“左”的狂潮而提出的，力图将这场大批判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出现更大的社会动乱。

　　毛泽东早已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由头，以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为突破口，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怎么会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会同意批《海瑞罢官》可以不联系庐山会议呢？但是，毛泽东故布迷魂阵，对《汇报提纲》暂不明确表示反对。他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叫人摸不清楚他到底是对此表示质疑，还是以反问的口气表示肯定的态度。他又说吴晗照当市长。这样一来，就给彭真、许立群等人造成了某种错觉，误以为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他的职务也不必变动了。于是，他们如释重负了。

　　然而，他们错了，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江青面授真经，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曾问许立群：“杨耳怎么不尖锐了？”许立群在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以“杨耳”的笔名写过一篇批判文章，一炮走红，受到毛泽东的赏识，特地邀请他到中南海亲切交谈，要他再写一篇。他果然又写了一篇批判长文。从此大受重用，由团中央调入中宣部，先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然后是处长，随后又升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可谓节节高升，一帆风顺。毛泽东的发问，显然是批评他失去了当年的“政治敏锐性”，没有领会他老人家批判吴晗的政治意图，对他执迷不悟地跟着彭真搞那个《汇报提纲》深为不满。可是，许立群竟没有反应。

　　就在彭真他们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江青开始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2月2至20日，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并得到林彪的应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准备向陆定一、周扬以至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大举进攻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门1962年被解散)。

　　几天之后，毛泽东的批评就更严厉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三次话，批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根据就是陆定一、许立群不该说《文汇报》发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应同中宣部“打招呼”，中宣部不应该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暂不发表关锋、戚本禹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其实，中宣部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按党中央历来的有关方针政策办事。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他所认为的那些所谓“修正主义”的领导者一个个打翻在地，他要拿彭真、陆定一这两位大人物，还有已倒的罗瑞卿、杨尚昆来祭旗，为下一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扫清道路。

　　中宣部厄运临头了。

　　（本文作者：郝怀明，籍贯山西武乡。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4年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从此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l996年退休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曾任组长，为正局级、研究员。

　　郝怀明，《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