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的中宣部（上）
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对姚文元文章这种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批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000多件，大多数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周围许多同志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也非常反感，觉得姚文太过分，太可怕，太不讲道理。后来知道，陆定一、周扬也不赞成姚文。陆定一说：“姚文元的文章如果没有最后一部分(按：即诬《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部分)就好了。”“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好多问题，清官问题，道德问题，历史人物问题，等等，搞不清楚。”“政治上给人家戴个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周扬说：“姚文元的文章，社会上反映很大，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篇文章这样写好不好，还难说。吴晗主观上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还不一定。艺术家写东西不一定直接和当时的问题相联系，而是一种思潮。一定说《海瑞罢官》是一个什么具体事件，也不是，而是那几年，他们有一股气，不满意。”副部长许立群、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理论处处长陈道、宣传处处长王宗一、理论处副处长洪禹等也不约而同地表示，姚文把《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是“生搬硬套”。12月7日，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了上海知识界对姚文的反映：“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织，陷人于罪”等等。从上到下，部内部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基本相同或相近，对姚文均持否定态度。
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全国知名的学者，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并向北京市委通报。可是毛泽东躲在幕后，不按常规出牌。由于对姚文社会普遍反映不好，因此在姚文发表后半个月内，除中共中央华东局控制的华东地区几个省外，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在内，因不明底细，均未予以转载。
从强烈抵制到“和而不同”
当初，《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曾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副部长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要批判。但江青既没有说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来，也没有透露毛泽东有这个看法。这样，几位部长、副部长听了江青的策动，谁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从思想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同江青对《海瑞罢官》那样的看法，何况对吴晗这样的人物，也绝不是江青这个司局级干部表示点不满，就可以兴师动众去批判的。江青在京又找了一位文艺评论家进行策动，也碰了个软钉子，无功而返。
江青是了解毛泽东的心思的。毛泽东把《海瑞罢官》中的“平冤狱”看成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替彭德怀翻案，把海瑞逼迫徐阶“退田”看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否定人民公社。一个彭德怀，一个人民公社，这是最足以触痛毛泽东的神经的两件大事，不论哪一件都不能“翻案”。他向江青授意，让江青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并全力支持文章的发表，这是他在历史关头做出的一个向所谓“修正主义”“夺权”的重大战略决策。
江青说，姚文的写作是在严格的“对外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要“对外保密”，是因为怕“他们”扼杀。这个“外”和“他们”是谁呢？彭真当然是一位，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等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还包括中宣部、北京市委在内。“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张春桥往来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据说经过九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笼了。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肯露出他暗藏的玄机，下令各报转载姚文，他要试探试探各方尤其是上层如何反映。出乎意料，姚文发表后竟然遭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强烈抵制，包括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强烈抵制。
彭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吴晗的问题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来批判。康生起草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1965年9月至10月间”一条下面写道：“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大事记》还说，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彭真在看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他在家中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开会，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在这次会上，中宣部有关同志批评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因为中宣部曾有明确规定，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对象必须经中宣部批准。
毛泽东见各报不予转载，更加恼火。他在上海发话，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同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摆开了一副决战的架势。
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仍因不明就里没有立即回复。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态度鲜明，毫不妥协。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这句名言，掷地有声，后来成了他“露骨地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会议决定北京各报分批转载姚文，“以避免震动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加按语转发姚文，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栏里转发姚文，并加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按语，强调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按语都是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的，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平等讨论，这显然同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是相背的。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只说“一定要转载”，但没有“透底”，他们是按传统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称《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那是罗瑞卿得知姚文的“来头”后，告诉军报让那么写的。
12月1日，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会，说各报都转发了姚文，加了按语，我看还是《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军报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太早了。现在各报都转载了，以后是讨论的事情了，讨论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登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彭真特别点名要周扬也写一篇。
周扬立即召集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副处长林涧青还有龚育之开会，决定批判《海瑞罢官》的各项工作由林涧青负责，议定任务有三：一是组织文章；二是审查文章；三是反映有关情况。关于组织批评吴晗的文章，当即议定组织三篇，一篇批《海瑞罢官》，主要由龚育之执笔，另外两篇，一篇批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观，分别由《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关锋承担。
姚文的“来头”如今已经清楚了，知道是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和周扬理所当然要努力跟上，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姚文那样简单粗暴，对吴晗罗织罪名，不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群众中都很反感，那么由中宣部和周扬组织写作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就要同姚文的那种批法有所不同。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起草组同志设想，主要是影射问题，说吴“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角度来写，还是上到那个纲上，但要写得稍微活泛些。周扬同意这个设想。他还向起草组同志推荐了星宇的文章《论“清官”》，说这篇文章写得好，他送给陆定一看了，陆也觉得好，说比姚文元的文章水平还高，可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关于影射问题，在起草组讨论会上，周扬语出惊人。龚育之回忆说：“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
周扬主持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是《〈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署名方求，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文章最后引了列宁很长一段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459页)当时看了方求的文章，尤其是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许多人心里感到比较服气。觉得吴晗就像列宁说的那样，他本来要到的房间，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即“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要批吴晗，不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行，只要不说他主观上就是有意识有计划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们在心理上似乎就可以满足了。至少在那时的我就是这样。
就在方求的文章发表之前，周扬约略听到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消息，他立即打电话告诉文章作者，要他们在文章中补上几句。即使自己不想讲影射，但最高领袖讲了，还是要紧跟啊。于是，在文章后面加了这样几句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话：“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然而，一切皆是枉然。“文革”中批判周扬和方求文章对《海瑞罢官》是“假批判、真包庇”，是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是一个“大阴谋”。这当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当中宣部的同志在得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的意图之后，总的来看，无疑是努力紧跟、积极支持的，是真批判，而不是假批判；同姚文元是同唱一台戏，更不存在什么“大阴谋”。要说“大阴谋”的话，姚文的炮制和出笼那才是货真价实“大阴谋”。当然，方求的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同姚文元的文章相比较，确实有所不同，比较注意采取分析的态度，说理的方法，不是那样简单武断粗暴，可以看作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匡正，是在当时情势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一点有限的努力。这样，方求文章虽然也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又同姚文元式的批判区别了开来。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建设的负责人3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头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他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那里，吴晗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学术艺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现在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会上，彭真讲话强调“放”。他说《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妨碍了放”。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对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中宣部打招呼提出批评。他也赞成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彭真、陆定一以至周恩来都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艺术问题来对待的，这是他们同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和分歧。
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较量在激烈地进行着，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郝怀明，籍贯山西武乡。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4年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从此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l996年退休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曾任组长，为正局级、研究员。
郝怀明，《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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