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先生于2013年1月8日逝世）
建筑评论 慎言“艺术”
建筑评论，在中国建筑界罕有人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自我折磨的差事。不仅因为从事这一行业需要深厚的学养、扎实的文字功夫，需要敏锐的眼光、深入骨髓的批判力，更需要的是一种担当，一种忍耐，一种良知，一种舍我其谁的信念。
萧默正是这样的践行者，几十年来，他撰写了大量的建筑评论文章，特别是近年来，他在大众媒体上，在专业杂志上，在网络上不断发声，或以当头棒喝，或以循循善诱；或月旦人物，或指摘事件，深入洞察了当下的建筑问题，为中国建筑界的现状把脉打针，指引方向。尤其是他谈国家大剧院和CCTV建筑艺术的评论文章，深入而不执迷和偏激。在时下或者日趋自闭保守，或者日趋激进偏执的建筑批评界，实属难得。
萧默一向提倡关注创作实际，参与建筑评论，他说：“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应该反对不承认建筑作为一种艺术或只是一种广义艺术的观念。现实的建筑创作，不仅应遵循‘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对于那些处于高层级状态的建筑来说，还必须补充以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艺术’和‘文化’等要求，作为创作的追求和品评的标尺。克服所谓现代主义‘国际建筑’忽视各国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在创新的同时，提倡优秀传统的继承、艺术、人情、乡土和大众化。另一方面，也必须反对片面强调其艺术性，违反建筑本性，将‘建筑’的整体即当作为一种‘纯艺术’，以突出自我表现追求奇、特、怪为目的的所谓‘先锋派’。……中国建筑创作应回归建筑本体，在整个创作中，中国的国情包括优秀传统的传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等，都是考虑问题的前提。”
关于国家大剧院这桩大事，从2000年开工以前萧默在《中国读书报》上第一个公开发出异议之声开始，持续辩论了四年，范围波及国内外，炮声隆隆，前后何止产生了千篇文章。从一评到六评，萧默发表了六篇宏论，最后，萧默编选的论辩文集《世纪之蛋》在美国出版，呈放到了胡锦涛、温家宝二位案前，并收藏于北京图书馆中。
对国家大剧院的形象，标书曾明确要求三个“一看”，即“一看就是座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剧院”，萧默认为“三看”并无错误。按理说，参加竞赛的各方，都应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规则。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最终结果，却是声称“只好不服从”、“想打破中国的传统”的安德鲁的“水蛋”方案胜出。萧默评论：只强调设计者个人的“自我表现”或个人的“灵感”，而无视竞赛评选委员会规定的竞赛要求，更无视公众的审美心理，无疑是一种“艺术侵权”行为。建筑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不能与雕塑等纯艺术混同。后者的创作自由度相对而言比较宽松，有时几乎是无限的，基本上属于一种个人行为，谁也管不着。
2004年，在一次央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萧默，采用安德鲁方案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要反对它？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即使建成了，我仍然会坚持反对它，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合理，它是中国人的耻辱。这已经远不止是一座建筑的问题了，在安德鲁和一些人士的鼓吹下，安德鲁的错误设计思想甚至大有成为主流之势，已经造成了建筑思想的极大混乱，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长久的不可弥补的破坏作用。作为一名建筑理论工作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就是失职。”
2009年，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网络上成为全民公敌，他和他设计的CCTV（俗称“大裤衩”），备受舆论攻击。其实他设计的央视总部方案，从2002年中标开始，就不断引起争论。2003年，萧默在ABBS网站首页发表了《从ABBS鸟瞰CCTV》的长文，抨击库氏方案，仅两个月，浏览数就超过3万人次，跟帖70余。2004年库氏出版《Content》一书，并未引起国人太多注意。2009年元宵节央视配楼大火，公众对央视总部开始重新关注，发现库哈斯在《Content》中表达的设计“理念”竟是赤裸裸的色情，央视“色情门”事件遂成网上议论热点。萧默亦于2009年6月9日在“萧默的博客”（天涯网）发表了博文《CCTV总部与臀部的“异质同构”》，引起轩然大波，进而掀起一场公众和建筑领域继国家大剧院以后的再一次大论战。为了息事宁人，萧默的博文在张贴了两个半月后悄然被网监删除，几乎同时，在天益学术网萧默专栏中所贴同题文章，因不明原因的故障打不开。其实，当时众多网站已进行了转载。9月14日，著名设计理论家王受之先生在洛杉矶发表《库哈斯添乱》一文：“我一直以为国内早就知道库哈斯设计CCTV大楼时色情隐喻的动机，却不知道一直在国内是给压住了，大众并不太清楚。最近引起我们注意本书里提到CCTV设计的情色暗喻的，主要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建筑评论家肖默（按：即中国艺术研究院萧默）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肖默在2004年发表了自己对CCTV大楼设计看法的长文之后的第二篇，他的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说明自己了解到项目选择内幕和库哈斯在设计上的性暗示的，我看了肖默的文章，感觉是写得很疾首痛心，也很痛快淋漓。”然后，王先生就几乎全篇地引述了萧默的《CCTV总部与臀部的“异质同构”》。
关于“善后”的事怎么办呢？有人提出主楼配楼必须通通炸掉，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绝不能让它存在。萧默基本赞同，他说，壮士断臂，早有古训矣！何况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多年来带着进行化疗的身体，从结构、防震尤其是金属疲劳等22个科学方面，对此楼进行了详尽研究，在他的名为《央视新楼是“世界第一危楼”！》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处于前后左右上下一秒钟也不停顿的运动状态下的那个重达1.4万吨的悬臂体，其所受金属疲劳的作用或地震力的影响，都比一般钢结构建筑大上几十倍，不需要任何人为破坏，更不需要飞机撞击，随时都可能轰然倒下。
萧默认为，我们从央视大楼中得到的惟一收获是：愿这样一个反面教员，能够唤醒那些迷途的有关决策人、建筑师、不负责任的建筑教师、浑浑噩噩的建筑学生和完全不称职的媒体人士，还有那些至今仍在一个劲地鼓吹中国文化要与西方“接轨”的高人。他强调，当前那种片面追求新、奇、特、怪、洋的最糟糕的先锋派建筑观念，才是保守的，落后的。中国的建筑应该永远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及中国现代的多元生活之上，多元吸收、多元创造、多向量地满足生活对建筑提出的物质和精神要求，这种观念，才是最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才是真正先进的！
醉心政论 仰望星空
纵观萧默不同时期的思想流变过程，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可大致勾画为四个阶段：建筑史、建筑艺术、建筑评论和政论。
在建筑界走过整整70年后，萧默突然大彻大悟，“我要离开建筑界”，并发誓今后对建筑将实行“三不”原则：不看、不读、不写。突然转身后，他开始醉心于政论。在政论领域，萧默以率直、宏篇和强烈的使命感而深享众誉，这些文章往往是并不依赖于主流、专业媒体，而是先在网上流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政治伦理”刍议》《当前中国政治板块的奇丽景象》《造神运动重现之玄机》《人性与人生》等时论的发表，让人刮目相看。由于其勇于发表言论，敢于批判，观点犀利独到，不少文章在发表后，曾遭遇封杀，但网络天地宽，深谙网文发表潜规则的他总是饶有兴致地与网监打着“游击战”。
“我很同意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仰望星空’，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二者并不矛盾。我们往往比较重视脚踏实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具体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在解决脚踏实地问题的同时，总还有一个有关方向的问题，有一个理想，不能是只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探讨方向。世界上总得要有一些人仰望星空。”萧默分析说，“如建筑问题，其实不是建筑本身的问题，而是建筑体制的问题，是建筑教育的问题。”
库哈斯曾调侃说：“中国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设计费，设计了最大数量的建筑。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萧默脸色凝重，他认为，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刻薄，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真是中国人所追求、所需要的建筑吗？还有国家大剧院、“鸟巢”，以及各城各地的标志性建筑，包括上海闵行区的法院，这些建筑垃圾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能出现，为什么能风行？这是整个建筑体制的问题，特别是建筑教育的问题。
萧默指出，作为培养未来大学生的学校，人才培养上的实用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为了适应高考制度，中学阶段忽视科学教育和审美教育，实行文理分科，培养能考入大学的人才，而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学校渐渐失去了文化的核心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学之前的基础先天不足。最后，他强调，建筑师必须要从自身领域以外的哲学、文学、文化学、艺术学等非建筑学的领域寻求精神支柱。
敦煌往事 难得真实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滴水里看世界，一朵花上见性情。
敦煌莫高窟，一个圣洁、神奇、似乎与世无争的艺术殿堂，1963年末，在梁思成先生的亲自促成下，萧默带着无限的向往与憧憬远赴敦煌，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敦煌不仅赐予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所需要的学术资源，也给了他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练。回忆性散文集《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不只是萧默的个人经历，更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和一个复杂社会的缩影。
打开目录，“山雨欲来风满楼”“乱云乍起”“喜剧世界”“最是牧羊风光好”“久梦似醒仍朦胧”“洗尽铅华的常书鸿”“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充满文学色彩和诗意的标题，立马把我深深吸引住了，然细细读来，却发现生活似乎并不如此美好，在那个荒唐与灾难的年代，“新洞窟”之争、“文革”派仗，歧视与告密，与作者如影随形。还好，“功夫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萧默在“把历史的真相摊开来给大家看”时，依然能“自然随意，信步闲庭，娓娓道来，谈笑风生”。
近二十多年来，表现文革的文学作品或回忆录鲜有耳闻，而涉及文革作品遭禁的消息则不时有之，著名者如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由于萧默在敦煌十五年的人生经历，恰好包含了“史无前例”的那十年，故《一叶一菩提》出版不久即“传闻被禁”，不能重印。幸好后来又被告知“被禁”属于“误会”，可以继续操作。现本书香港再版本已出版，大陆再版本亦已编辑完成。
《一叶一菩提》写作完成于2007年9月，直到2010年5月中旬，萧默一次偶然上网，读到《中华读书报》的“五月推荐榜”，意外发现此书赫然在列，才知道历时三年，自己的书终于出版了。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短短两个月中，全国竟有二十多家报纸作了大篇幅报道，包括《中华读书报》《新京报》《上海文汇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大河报》等著名大报；登上了好几家书店的畅销榜，在敦煌学书籍中排名第一。学术界还为此召开了座谈会，除了肯定了它的社会意义，也肯定了它在文学上的独特成就。萧默读到的书评竟多达50篇。
一本20多万字的小书何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它究竟有何特色？它之所以具备这样强烈的感染力量，凭借的是哪些特质？学者齐克彬认为，简言之，就是作者的真诚和作品的真实，换句话说就是有真情实感。真诚和真实，突出地、自然地表现在这本作品里，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迷失了自我的境况下，作者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感和胸怀。
这本书不是小说，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实的，情节也是真实的。正如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先生为此书作序所言：“萧默先生写作此书，篇篇叙真情，句句说实话，对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不溢美，不掩恶，大德小眚皆录，大过小功不弃，诚若史家之笔。其淡定若水乃至幽默调侃的文风，写人性格鲜明，叙事详略得当，绘景则寓情于境，更加引人入胜，也具有足资欣赏的文学价值。”《一叶一菩提》中描写的人物众多，作者对可敬、可爱、可亲的人饱含感激之深情；对可气、可怜的人报以大度之情；对可恨、可恶的人毫不留情。常书鸿、史苇湘、段文杰等敦煌学专家，曾闻名美学界的高尔泰，以及其他众多真实的人物，尤其是与萧默并无深交却暗中对他伸出了援手，几次把他从险境中拯救出来的多位“贵人”，都在书中带着作者从他们身上“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出场。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真实再现了那个不应该被忘记的时代，同时，也显现了作者那份历经磨砺以后的从容与淡定。
萧默笔下的常书鸿，最为读者称道，因其显出了难得的真实。作者既写了先生的丰功伟绩、崇高人格，也写了他的失误失察和性格的弱点。常老可亲可爱，在兰州还特意跑到外文书店帮萧默考察女朋友，正是这位纯真、执著，善良、爱惜人才的老人，为了敦煌研究事业，忍常人之不能忍之寂寞，受常人不能受之苦，“文革”中又以花甲之年饱受批斗羞辱，因车祸摔断脊椎。在那种人性普遍被扭曲的时代，作者在与常先生的交往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和人性人情，且有胆有识有智有能。如萧默陪护已经被揪出来的常书鸿先生在酒泉治腰伤，为了让先生得到较好的治疗，必须到兰州配制钢背心，而“迫使”酒泉的医生修改了仅只“卧床休息”的诊断单，其理由竟是：“难道开斗争会的时候，革命群众站者，却让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又以“押解罪犯”为名，不能让其逃跑，而买到了从酒泉到兰州的火车卧铺票。从兰州返回敦煌，常先生的儿女，弄了三大旅行包营养品和老年药，萧默不怕受累，冒着政治风险，妥善带回敦煌——这些东西，帮助常先生捱过了那个残酷艰难的时期。这也是很多读者之所以认为萧默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的原因，因为他当时完全是运用了流行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来做这件事，使本来扭曲的事情产生出客观上的“正面”，产生出社会道义的力量。
名师高徒 恩情永铭
居里夫人说过：“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绩，都应该饮水思源，应该记住是自己的老师为他们的成长播下了最初的种子”。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萧默的学术生涯同样离不开众多恩师的提携和帮助，如梁思成先生、莫宗江先生、汪坦先生、吴良镛先生、常书鸿先生、叶圣陶先生，等等。
萧默对母校清华大学的感情最为深厚，因为他曾在此三进三出，并有幸成为梁思成、莫宗江、汪坦、吴良镛等名师的高徒。
萧默有缘得与敦煌零距离接触，皆因梁先生的帮助，而这一切的起因，则要追溯到1957年夏天。当时，萧默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名二年级学生，没有上过建筑史课，忽然想到要找一座唐宋实例体味一下。于是，他与一位同学选定了天津蓟县独乐寺，商量以后，决定马上去请教梁先生。记得当时天色已晚，梁先生亲切接待了他们。先生告之，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从整体到局部，的确有一套严谨的逻辑关系和造型韵律，值得仔细体味，并把载有先生所写《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营造学社汇刊》借给他们。临走前，梁先生着重提到独乐寺有很强的唐代作风，说唐代是中国建筑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是高峰。而要了解唐代，就不能不了解敦煌，壁画里有多得数不清的唐代和其他时代的建筑，可以填充好几百年的史料空白，几座窟檐也都是唐代作风。同时，先生让他们读一读《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两篇文章。
梁先生曾多次向常书鸿先生表示要到敦煌瞻礼敦煌艺术全貌，但始终未能如愿，却为萧默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78年萧默顺利考上清华大学莫宗江老师的研究生。先生身体不是太好，比较清瘦，但讲起话来却抑扬顿挫，鲜明有力。莫先生治学严谨，对萧默的论文初稿看得很仔细，以他丰富的知识，为论文增加了一些材料。如文中就北朝石窟十分普遍的中心塔柱式窟，萧默大胆设想是当时盛行的中心塔式佛寺在石窟里的反映。莫先生很同意这个看法，提醒他注意云冈石窟第六窟（北魏）的窟形，比敦煌窟形有更加明确地表现，要他补充进去。
硕士学位拿到以后，萧默不愿继续读博，因为想早一点解决家庭分居问题。于是，调到了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世纪80年代某年，萧默为参加王朝闻老先生主编的12卷本《中国美术史》的撰写，正在外出差调研。在广州时收到了清华建筑学院研究生科王炳麟先生来信，嘱他尽快到学校去一次。一个多月后，萧默返京去学校，王先生叫他先去汪坦先生家。到了后，先生一见他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间或也问问他的看法，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不说叫他去有什么事，萧默也缄口不问。告辞时汪先生送他到门口，才说：“你再回学院，给我带个话给王炳麟，两个字，就说‘同意’就行了。”也没说同意什么。后来才得知，原来是清华首次招收在职博士研究生，将近八十高龄的汪先生想收下萧默这个徒弟。“我是先生所收年龄最大的弟子。”萧默笑着说。
与汪先生相处，萧默感受最深的是先生那豁达宽阔似乎永远年青的精神。汪先生对研究生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一板一眼就事论事，而是看来似乎都是些纵横捭挞无关课题本身的漫谈和对话。有时先生讲的话还颇有点深奥，一下子不见得就能够理解，先生也不管，只是自顾自地讲下去，引经据典，逐渐给学生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先生追求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心心相印的超然物表的境界，很有点洙泗杏坛或柏拉图学园的遗风。有一次，萧默谈了对先生教学方式的感受：“有一种教学，是老师给学生一只兔子，可以马上解决饥渴；第二种是给学生一支枪，学生可以自己去打兔子。汪先生是连枪也不给，只给学生一堆钢管、绳子、木棍和铁丝之类的东西，然后教给学生造枪造网造鱼钩造弓箭的方法，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去制造。”先生一边听，一边颔首微笑。
吴良镛先生与萧默有着50年的师生之谊。萧默进入清华不久，就得到了吴先生的关怀和鼓励。那年他从蓟县考察独乐寺回来，写了一篇心得，拿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看了，将其又转给赵正之、莫宗江和楼庆西先生，还写了一张条子，说感觉这个学生还是用了心的，请三位先生多给予具体指导。“这张条子我至今还保存着，是用一种绘图用的绿色墨水写的。”时隔经年，萧默仍记忆犹新。
在写作《敦煌建筑研究》时，有几次萧默返回敦煌，吴先生两次去信叮咛他不要忽略某些重要迹象。有一次，萧默从敦煌返校，刚进校门就遇见吴先生，先生问他的书包里装着什么，听说是此次回敦煌新写成的敦煌建筑研究的几篇草稿和笔记，先生迫不及待地把那几本初稿要去，连说“先睹为快”！后来，为萧默续博的事，吴先生也煞费苦心。
叶圣陶老先生也曾十分关心萧默的事业，1976年“四五”以后，“四人帮”最猖狂的时期，萧默在遥远的敦煌忽然收到叶老从北京寄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墨宝。《敦煌建筑研究》成稿前夕，书名还没有想好，叶老又寄来了书名题签，是他老代起的书名。这些无言的鼓励，都使他永记不忘。
距首次采访一月余，再次见到萧老，他的身体似乎更加孱弱了。虽然先生在最近更新的博文《人性与人生》中答记者“你需要什么”的提问时说：“我需要健康，需要时间”，但心心念念着建筑学术研究的他，架不住中华书局的诚恳邀约，已答应着手写一部《从文化比较读懂建筑》的普及性读物，读者对象定位于具有深厚学养但不懂建筑的高级知识分子。难怪有人说，学术是一种生命历险，学术研究需要生命的投入和全身心的付出。建筑是萧默先生斩不断的一生情缘，不管他怎样失望、灰心、烦她、厌她，甚至发过毒誓不再理她，但梦中牵挂的却还是她。
文爱平，《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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