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先生于2013年1月8日逝世）
萧默，一位活跃在建筑界与文化界的学者，却屡屡写博客被删，写书被禁，想想该是何等生猛？带着疑惑，笔者敲开了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墙之隔的家。似乎与想象中大相径庭：先生七十来岁，身材中等而瘦，身体非常虚弱。在书房落座后，一抬头瞥见，先生左边放着吸氧机，右边书桌上摆着速效救心丸与硝酸苷油，心下不禁为自己的冒昧到访而惴惴不安。“我得的病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对环境非常敏感。”一开口，先生就幽了一默，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待与之交谈，发现先生果真是一位不乏智慧且极具生趣的性情中人，惊人之语，骇俗高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这一切，皆源于他的真诚和对建筑艺术的一颗火热的心。
辗转求学 逆风飞扬
萧默，原名萧功汉，1938年7月26日生于湖南衡阳松山。祖父萧企云是湖南著名的地方乡绅和藏书家，曾任衡阳市图书馆馆长。建国后，长期担任衡阳市人民法院院长。父亲萧健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和陆军大学将校班第五期学员，屡立军功，先后在解放军、志愿军中任军职。萧默的多才多艺、坚毅勇敢、有胆有识，可谓与父辈一脉相承。
苦难的旧中国，山河破碎，战乱频仍，无处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萧默的求学生涯也因此被支解成一个个小片段。仅小学六年，就上了五所学校。
萧默五岁发蒙，先入读由母亲担任校长的“萧族小学”。那是一座“三进两横”式的大祠堂，座北朝南、靠山面水、左河右路，风水极好。1943年，日本人进攻衡阳前夕，人心惶惶，全家准备逃难，学校只得停办。1961年，萧默第一次回老家，发现祠堂和不远处祖父的老宅乐鸿堂尚在，他悄悄地匆忙走了一圈，并画了速写记录。每当思念故乡时，他就会抬头看看书房里挂着的这幅画，聊以慰藉。非常可惜的是，那座完全有资格列入为文物保护名录的大祠堂在文革中毕竟还是被拆了。
离开家乡后，母亲带着萧默及哥哥，一路转乘各类汽车，颠簸万里，历时两月到达西安与父亲会合。萧默被送到离家不远的雍村小学插班读了三、四年级。学校的音乐课和“故事”课最受孩子们欢迎。每次音乐课前，同学们围成一圈听女音乐教师弹钢琴，如痴如醉。课上不仅学到了很多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也学会了不少世界经典名曲，如“伏尔加船夫曲”“舒伯特小夜曲”。正因有了小时候的音乐熏陶，以至后来去南京上高中时，萧默仍每周末跑到教堂去听音乐会。每逢星期六下午必然开讲故事课，男班主任老师巧舌如簧，绘声绘色给小朋友们讲武松打虎、大闹天宫、借东风，还有福尔摩斯、亚森罗平等。萧默印象最深的是苦儿流浪记。直到现在，他仍然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是他，给孩子们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萧默也自此爱上了阅读。
五年级时，萧默举家迁往北方一座当时还不大的但通铁路的城市，读了两所小学。虽受战争影响，学校破破烂烂，但两校都开有一门很新鲜的课，叫“演讲”，让学生轮流上台发表演说，训练大家的表达能力和胆量。
六年级时，萧默再次回到西安，因祖籍湖南，于是上了设在两湖会馆里的“两湖小学”。这所学校相当重视乡土教育，专门设有关于两湖乡土史的讲座，教给学生一些家乡历史地理和名人的知识。“屈原、伍子胥、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物的名字和事儿，我就是在这时知道的。”
小学毕业，萧默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并没有随之结束。因父亲工作变动，初中时，他入读了重庆首屈一指的巴蜀学校，高中时则去了南京上学。1955年，萧默考入清华大学。
敦煌建筑 完美解码
1951年，北京举办敦煌壁画展览，梁思成先生撰写了论文《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盛赞敦煌壁画“不唯是伟大的艺术遗产，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中一份无比珍贵、无比丰富的资料宝藏”。梁先生指出，“建筑的类型、布局、结构、雕饰、彩画方面，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无限量的珍贵资料”。从这以后，中国建筑界，特别是中国建筑史学界的人们都期待着敦煌建筑研究工作的进展，盼望着深入挖掘敦煌建筑宝藏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1961年，萧默大学毕业。暑假前，填写了工作分配志愿表。全班一致，第一志愿都填的是同一句话：“服从祖国需要”，所以，“第二志愿才是我们真正的第一志愿。”萧默的第二志愿填的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然事与愿违。他与另七位同学一起被分配至新疆。年轻又单纯的他们，豪情满怀，对于奔赴边疆更多的只是兴奋。萧默特赋诗几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麦熟时节剑初成，少年仗剑欲远行”“须知楼兰有旧垒，莫道阳关无故人”。同时，大家提出让他改名，因为“萧功汉”似有大汉族主义之嫌，于是改为萧默，“这名字还有另一重用意，就是提醒自己以后少说话，多做事，兼防祸从口出。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改名并没有效果，自从一开始工作直到现在，只要可能，我就从没少说少写过。”的确，依萧默的性格，沉默并不适合他，幽默倒是名副其实。
到了新疆后，萧默被分到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计委建筑设计室，全室共15人，却建、结、水、暖、电、测、预七个专业五脏俱全。在设计室工作不到一年，他设计了伊犁政治学校、伊犁军分区医院，进行了伊斯哈克拜克俱乐部的声学改造。“五二九事件”平息后不久，建筑设计室撤销，萧默被安排到市内惟一的一所汉回中学伊宁四中，任教平面几何和低班的美术。
1963年春夏之交，萧默在街上遇到一位来自乌鲁木齐仅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士。“他向我打听一个人，说是清华学生分配到新疆有一个名叫萧功汉的，问我认不认识。我说那就是我呀！是到了伊犁以后才改名的。”这次邂逅，让萧默的人生从此改观。来人告知，他在内地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梁思成先生，先生提起，不知道萧功汉愿不愿意到敦煌去，还说那可是个艰苦的地方，要能下决心才行。“那时我刚读了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那位以常书鸿先生为原型的主人公尚达，引起我无上的崇敬。又记起梁先生曾向我提起过敦煌，说那里有无穷的资料和有待研究的问题。听到这个信息，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萧默立马给梁先生写信，还引了辛弃疾的句子：“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表达自己的信念。不久，就收到梁夫人林洙先生的回信，后来又收到罗哲文先生来信，说正在通过国家文物局想办法。半年多后，萧默终于等到了让他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调令。
1963年10月下旬，一路汽车颠簸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萧默终于到达向往中的敦煌。常书鸿先生在小土屋里接待了他，并期望他对敦煌建筑的研究，做出“一番事业”来。“常先生张嘴笑着，约60岁，宽厚的脸、厚而温暖的手，厚厚的嘴唇，一副宽边眼镜，头发向后梳着。”夜虽深，光线也不够明亮，但常先生留给萧默的宽厚长者的形象却异常清晰。随后，他迫不及待地第一次巡礼石窟，手电光下，更衬出壁画的灿烂辉煌。“想想看，一名中学老师，一下子到了这种充满了苍茫的历史感和神奇的宗教及艺术氛围的环境中，怎能不为她的神奇瑰丽而激动？”那一晚，萧默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上洞子是萧默最喜欢的一件事。有那么几段时间，在他负责记录石窟温湿度时，总是趁仪器还在旋转的当儿，赶紧寻觅他想要的资料。“文革”后期，萧默借调到省文化局，期间有几次胃出血，两次在兰州住院，出院后他利用一个月的病休假，回到敦煌钻洞子。此外，他也抓紧零零星星各种机会。那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相机，全部的装备就只有一架望远镜、一张小凳子、一个手电筒，外加一些卡片和铅笔，有时还要带上蜡烛。壁画的细部，因为变色或剥落，或有重绘，往往光线越亮越看不清楚，这时就要点上蜡烛，等烛烟过去，不会熏坏壁画，方能进去。这时，还得扛一架铝制折叠梯。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千佛洞，一共五百几十座洞窟，每个角落萧默都不放过，有三四次属于通盘巡礼，其中重要的洞窟则不知凡几。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数以百计的壁画上的建筑形象，就是萧默这样一笔笔勾绘出来的。
据萧默介绍，所里的研究人员，凡是有点头脑的，都有自己的研究途径。如他所尊敬的、热爱敦煌艺术并大半生都投入于敦煌研究事业的史苇湘先生，从敦煌史地入手研究石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段文杰先生主要关注的是壁画中反映的历代服饰；有人从历史学的角度，有人从考古学或艺术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各有成就。萧默则是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
从1963年至1978年，萧默在敦煌整整工作了15年，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在梁先生等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十三项专题研究，198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建筑研究》专著。敦煌宝库的珍贵建筑资料，通过萧默的艰辛挖掘，凝结出璀璨的建筑史学硕果，为中国建筑史学建设增添了一块重要基石。
这部专著充分展示了敦煌建筑资料的丰富性和极其可贵的研究价值。敦煌近五万平方米的壁画面积，大约描绘了数百座城垣、三百余幅大型院落群体和数以万计的单体建筑，还有包括斗拱在内的详尽的细部。展现的历史建筑形象，数量之巨，内涵之广，文化信息量之大，是极为罕见的。特别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到中唐以前的五百多年，是中国建筑史料最匮乏的时期，而这段时期, 前半段是中国建筑体系生气蓬勃的大融合的推进期，后半段是中国建筑体系进入成熟阶段，处于繁荣发展的高峰期。敦煌建筑资料的精华部分恰好反映了南北朝和隋唐的建筑面貌，填补了近四百年的关键期的史料空白，可说是中国建筑史学的一大幸事。
敦煌建筑研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何疏理如此浩瀚、丰富、繁杂的资料信息，萧默没有停留于客现的纯资料性的罗列介绍，而是力图变描述性史学为阐释性史学，希望给读者以更多启发。他征引了古今各类文献300多种，将敦煌资料与各地的古建遗存、文献记述相互印证，以十三个专题加上一篇“引论”组成清晰、灵活的框架，翔实、细致、深入地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课题的阐释，揭示了中国建筑史上许多重要的规律性现象，解开了中国建筑史学的若干难解之谜。
关于建筑历史的研究方法，萧默悟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差别，“前者几乎就是建筑考古学，后者几乎就是建筑文化学。”“宏观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萧默主张，应该确立文化整体观念，把对象置回到它的文化整体环境之中，研究建筑与整体社会文化的关系。《敦煌建筑研究》即开启了宏观建筑史的研究路子。虽然该书自上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写作，但作者已注意从文化视角来考察建筑，把建筑与活生生的生活联系起来。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与建筑关联的生活现象——上至天潢贵胄，下及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如朝会出行、礼佛习禅、攻防杀伐、婚丧嫁娶、歌舞演乐，凡与敦煌建筑资料有关的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状态，都加以征引，与建筑现象互为印证，并多处阐述了中外文化和中国各地域间的文化交流。
《敦煌建筑研究》出版后，深受业界好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赞曰：“是近年来建筑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两院院士、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先生则认为：“这是一本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好书，呈现了一部北朝以来独一无二的千年中国建筑史。不同于一般的是密切联系对象复杂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不仅阐述了历史的传承，更是一幅鲜活的生活画卷。” 1999年，该书获文化部首届全国优秀成果奖，2003年再版，现在，第三版也已修订完毕。同时，该书正在韩、日以韩、日文再版。
建筑艺术 史论结合
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体。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根基分手，回头又在塔尖结合。”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几乎中断，建筑学被归入“工科”，学生主要按照“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学习一些建筑设计技法。1955年，萧默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时，系里只有一个专业，称“建筑学”，所学以建筑设计为主。“当时建筑系叫‘建筑师的摇篮’，摆明了就是培养建筑师，强调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虽然梁思成先生一向强烈主张建筑系学生必须加强人文基础教育，但许多课程如建筑理论及与其相关者如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其实都没有学过，就连建筑史也学得很不完整。
萧默不无遗憾地说，在学校只听说建筑具有双重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也听说建筑还是一种“艺术”。但他们只学了“物质性”，对“精神性”和“艺术”云云，却始终茫然。至于“建筑文化”，几乎听都没听说过。“虽说是所谓名牌大学毕业，所学也仅及于‘器’，未闻其‘道’”。
中国的建筑学，就这样走入了或是纯技术化，或是过于政治化的误区。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人们才逐渐解放思想，认识到建筑的人文和艺术属性。但放眼全国，竟找不出一部系统的建筑艺术著作。1999年，由萧默主编并主撰的八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恰逢其时，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部建筑艺术史专著，全书240万字，含2700幅附图，堪称鸿篇巨制，填补了中国建筑艺术史专著的空白，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文化部艺术文化优秀成果一等奖。
该书最大的创新，在于突破了传统史书罗列史料之套路，进一步力图将描述式史学转为阐释式史学，在微观资料的可靠基础上加以宏观的论述，以全新的研究视角，赋予史料以新的生命。此追求在《敦煌建筑研究》写作时已有过尝试，《中国建筑艺术史》延续了这一路子并发扬光大。例如，作者在描述中国现存第一座密檐塔嵩岳寺塔的同时，就尽可能阐明了这种式样是如何从印度原型经过中亚的演化传入中国西部，再经过改造，又随着佛教的继续东传传入中原，终于涵化出嵩岳寺塔的成熟形制，较为信服地解答了前辈早就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这些阐释中，作者不只注意了它们“建筑”的方面，可贵的是更及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全面系统深入总结了中国建筑艺术发展历程。
对少数民族建筑的研究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以100多页的篇幅和大量图像，对藏蒙地区建筑、新疆维吾尔族建筑、各地回族建筑、西南各少数民族如丽江纳西族、大理白族、滇东南傣族和湘桂黔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艺术的研究，均作了相当系统深入的阐发。同时，考虑到少数民族建筑的文化背景与汉族有很大区别，发展也并非同步，为避免像别的建筑史著作那样按时序与汉族混列一起，作者特意按民族分列而自成一编。萧默举例说，比如西藏建筑，别的建筑史书从唐代章就开始介绍（大昭寺），元代也有（夏鲁寺），明清更多（布达拉宫等），都是与同时代的汉族建筑混在一起的。“我认为汉族建筑和西藏建筑是两种体系，文化背景不一样，不能混在一起，所以单独列出来。这是学术思路不一样。”
《中国建筑艺术史》正在再版，国家最近决定拨给专款120万，资助本书再版本以高规格同时出版中、英文版。
“了解历史，还必须关注现实。了解中国，也得知道一点外国。”于是，在研究中国建筑艺术的基础上，萧默退而不休，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以求在比较中看到世界主要建筑体系各自在建筑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2007年，由萧默独力完成的四卷本《世界建筑艺术史》翩然问世，含古埃及建筑、两河建筑、泛印度建筑、中国建筑、西方建筑、伊斯兰建筑、古代美洲建筑，以及世界近、现、当代建筑等。本书仍坚持了萧默的一贯理念，其最大特点就是侧重于从宏观文化和“大历史”的视野对建筑进行阐释，包括对体现在建筑中的各种文化的比较，而不仅止于实例的介绍。由于该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为除建筑界外也包括社会文化公众，在力争资料详实，论述全面，逻辑缜密的同时，作者破除了纯学术著作往往而有的沉闷，文风流畅平易，生动而富于趣味性，可读性强，出版后广受欢迎。
萧默一向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理论的重要，曾发表过“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文化决定论”“从中西文化比较谈中国建筑艺术”等论文，后来，他又以一己之力创办了侧重于文化和艺术层面的《建筑意》辑刊。
在萧默的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要办一本建筑杂志：不要太专业，不要太枯燥，要让大众爱读，从中体会到品味建筑的愉悦，同时又具有隽永的学术意味。但个人办刊，谈何容易？退休后，萧默拖着病体，四处奔走、登记、化缘，以至自己垫款，组稿、编稿、跑出版社，历尽千辛万苦，2003年，刊物终于问世。几经思考之后，他决定采用梁思成先生提出的“建筑意”作为杂志的名字。因为早在1932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中，相应于其他艺术作品中蕴涵的“诗意”或“画意”，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筑意”的用语。他们说：存在于建筑艺术作品中的“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刊名提醒人们，建筑并不是砖瓦灰砂石等物无情无绪的堆砌，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产品，其中自蕴有深意。《建筑意》就是以这样独具一格的高品味问世的，并且一创刊就郑重宣布：只求好文章，不收“版面费”，而且照付稿费。结果，投稿者如云。而许多作者在收到稿费后，却把稿费退了回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民办”的“以书代刊”的出版物的艰难。他们是真正为探讨学术，而不是为“评职称”或得稿费而投稿的。萧默也深知以个人之力是无法创办一个刊物的，他原先的打算是他先办出几期样刊，盼望有哪一个有力的单位接办，使她存活下去。但遗憾的是，这一株难得的逆势生长的奇葩，在坚持办了六期以后，最后还是凋零了。（未完待续）
文爱平，《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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