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

刘维开，《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之《中华民国史》12卷本的完整出版，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盛事。这套书从立案到陆续出版，前后超过30年，这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当年参与其事的前辈学者已有多位故世，青年学生已成为中年学者，不久前又将尚缺的5卷补齐，以全套出版，且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自然引发各界注意，相关报道不断。

　　该书并非为一次出齐，而是采取参与学者完成一卷出版一卷的方式，这也是该书为何会经历如此长时间完成的原因之一。从内容来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学术风格与资料运用，即使是同一学者在前后不同时期完成的书稿，语汇与资料运用亦有若干差异，因此很难对整套书作出评论，反而是因为这套书“半新半旧”的特性，从史学史角度来看，体现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30年发展的轨迹。

　　《中华民国史》总编李新在第1编的“序言”中，说明全书分为三编：把中华民国创立时期的历史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合在一起，作为第1编；把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2编；把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3编。并说明第1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之后，要继续撰写第2、3编。第2编的主要内容是：（一）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1912—1916）；（二）皖系军阀的兴衰（1916—1920）；（三）直系军阀的兴衰（1920—1924）；（四）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1924—1928）。第3编的主要内容是：（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1927—1930）；（二）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1931—1936）；（三）国民党走上抗战的道路（1937—1938）；（四）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1939—1944）；（五）国民党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1945—1946）；（六）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1946—1949）。尔后出版的各编各卷内容及主题标题基本上按照这个方向撰写：第2编第1、2卷“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5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3编第2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各卷的主题标题虽说是在总括全书，但在语词运用上多少代表了特定的观点，对于学术性史著而言，并不十分恰当。这次全书出版时，编者决定不再使用“编”的定名，同时将各卷的主题标题取消，一律改为以“卷”命名，以年代为区隔，笔者以为这个改变是一项进步，也显示新一代的历史研究者能理解在“中华民国史”的大前提下，避免渗入过多的意识形态，使全书单纯化。

　　全书12卷中有5卷为新撰写者，即第4卷（1920—1924）、第5卷（1924—1926）、第7卷（1928—1931）、第9卷（1937—1941）、第10卷（1941—1945），按照各卷“前言”所注时间，完稿应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5月间，实为该卷所研究时段之最近研究成果。从5卷的撰写者及其所使用资料来看，与已出版7卷相较，有相当差异。就撰写者而言，5卷中除少数前辈学者外，多为50或6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成长环境、学习条件以及训练方式等与上一代颇有差异，对民国史上若干问题的认知亦不尽相同，反映在书中，呈现出前后卷或章节不同的陈述，如笔者注意到北京政府时期，对于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提法，之前出版各卷均使用一般习称的“北洋军阀”，而在新出版的第4卷中则用“北洋军系”，“军阀”与“军系”虽一字之差，但所显现出的学术性大不相同。编者亦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以民国史研究室署名之“出版前言”中特别说明：以前未出的5卷为新撰，但因各卷作者的学术经历与学术风格有别，其中某些卷的某些章或与其他卷章的写作风格有异，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们尊重作者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作者写作的原貌。另一方面，在资料的搜集上，新撰的5卷几乎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取材，除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各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外，资料搜集范围扩展到台湾及美、日等国的相关史政或档案典藏机构。以5卷所列“参考文献”中“中文档案文献”为例，第4、7、9卷列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第5、7、9、10卷列有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藏相关档案，第9卷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居里档案》、《宋子文档案》、《杨格档案》、《张嘉璈档案》等及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日本外交档案》，第10卷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文件》等。此项资料搜集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厘清，如第9卷中论及蒋介石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之应变，引用《蒋介石日记》相关记事，说明“当时蒋介石确实考虑不惜与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抗争”（第9卷，第21页）；同卷关于战时金融体制确立的经过，亦引用蒋氏日记记事，说明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政府金融系统进行高度集中安排的背景与原因。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出版前言”中有以下一段话：“我们深知，《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虽然全部出齐，但囿于我们的水平及种种主客观因素，全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新成果与新希望：《中华民国史》出版笔谈则基本未涉及。”（第1卷，“出版前言”，第4页）实际上，在新撰写的各卷中，前言部分都有类似的说明，尤其是在第7卷，作者用了相当篇幅说明偏重政治史的原因，强调“与我们对政治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关”，表示“哪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和政治密切相关，不是政治大变动的产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政治史研究，更无理由轻视政治史研究”（第7卷，“前言”，第5页）。然而《中华民国史》以“政治史”为主，不是在新撰写之5卷中才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在前7卷似乎是理所当然，而在新撰写的部分要特别提出来说明？显然与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有关，大陆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与外界沟通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要提出来说明，也显示大陆民国史之研究方向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

　　《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重点既然“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派系政治之探讨自然不可避免。书中“北洋政府时期”，自袁世凯统治结束后，基本上以派系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为分期进行陈述，第3卷为皖系统治时期的政治斗争与变化，第4卷为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第5卷为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国民政府时期”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派系控制，但是派系政治仍然是这个时期的论述重点之一，第7卷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在论述“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由互争正统和派系利益到联合统治基本确立的过程”（第7卷，“前言”，第1页），第12卷亦从“派系纷争和冲突”的角度说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派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不仅是政治、军事上有派系，教育、文化、财经、社会等领域，亦各有派系的存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派系，往往重叠，如政治与军事的派系有时就不容易区分，不过研究者关注的通常还是政治上的派系，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而且可以透过政治的力量渗透到其他领域，较其他领域的派系能发生更大的影响力。

　　从北京政府到国民政府，政治上大小不同的派系一直存在，而且越演越烈，学者分析派系斗争是促使国民党统治中国最后走上失败的原因之一。派系是组织内部成员因主张或利益等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一般而言，派系的规模不大，其组成大多依靠与派系领导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同乡、同学、血缘、亲缘等相结合，但是结构松散，领导人对于成员没有约束，部分成员在各个派系中游走。

　　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较容易掌握，以袁世凯的北洋系为主，衍生出皖系、直系、奉系三个主要的系统，相继掌控北京政府。它的特色是政治与军事合一，既是政治上的派系，也是军事上的派系。单独属于政治上的派系，有交通系、政学系、新交通系等，而交通系、新交通系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力外，也是财经界的重要派系。军事上，除了皖、直、奉三个主要的派系外，中或小的派系还有很多，如文公直在《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中，依地区划分，撰述各个军系的军史。

　　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较为复杂，郭绪印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列举了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胡汉民派、李济琛派、陈济棠派、冯玉祥派、阎锡山系、桂系、云南实力派、川康实力派、张学良、韩复榘、西北马家等，以及蒋介石系统的黄埔系、特务系统、CC系、新政学系、朱家骅派、蒋经国系等；黄埔系又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特务系统则有中统、军统两系。金以林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中，则将国民党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一类是指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派系，又可分为两种型态，一种是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而形成的派系，如汪兆铭、胡汉民、蒋介石、孙科、西山会议派等，另一种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郭、金两人所列举的国民党派系大致相同，亦符合外界对国民政府时期派系的认知。但是就整体而言，金以林对国民党派系的分类较有系统，亦更能看出各个派系中间的差异。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以军系或军系领导为主之相关研究较早，成果亦较多。西方汉学界曾于1970年代有大量的派系政治或军系研究出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派系政治的整体研究，如白鲁恂（LucianW．Pye）、齐锡生、陈志让、黎安友（AndrewJ．Nathan）等，一类是军系领导或军系之研究，如葛麟（DonaldG．Gillin）的阎锡山、薛立敦（JamesE．Sheridan）的冯玉祥、麦柯马克（GavanMcCormark）的张作霖、吴应銧（OdoricY．K．Wou）的吴佩孚、苏堂栋（DonaldS．Sutton）的滇系、赖芮（DianaLary）的桂系研究等。台湾方面在1980年代也兴起一股北京政府时期派系政治或军系领导者的研究，如梁士诒与交通系、冯玉祥与西北军系、唐继尧与滇系、孙传芳、唐生智、吴佩孚、陈济棠等，惟大多为学位论文，少有出版。大陆方面，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相关省市档案馆在内，典藏大量北京政府时期的档案及文献资料，对于北京政府相关研究，具备优良的条件，但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料汇编，来新夏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曾系统整理了北京政府时期相关资料，各自完成一套名为《北洋军阀》的史料汇编，相关档案馆亦编辑多种以人物或事件为主题的档案选辑；学术论著较少，近年有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与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等通论性研究出版。《中华民国史》第2卷至第6卷为北京政府时期，其中新出版之第4卷（1920—1924）、第5卷（1924—1926）应为这个时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是从各卷的“参考文献”来看，除第4卷笼统列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洋时期档案”外，其余各卷似乎较少参考这批资料。笔者于多年前，曾在该所查阅“特藏资料”，发现其中有冯国璋、王怀庆、王占元、张志潭、白坚武等函札、电稿、日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北京政府相关作为或探讨各个派系组成与运作等，有相当参考价值，日后或可作进一步运用，以提供更多或更清楚的史事分析。

　　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研究较北京政府时期为少，早期如易劳逸（LloydE．Eastman）、田弘茂等对国民政府之相关研究，曾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有概略性探讨。国民党的派系研究，大多集中于孙中山逝世后党内各派系的竞争与合作，如蒋永敬、许育铭、陈红民、金以林等对蒋介石、胡汉民、汪兆铭三系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研究。蒋永敬从胡汉民的研究开始，以党权、军权的发展为主轴，探讨胡氏在国民党内地位之消长，以及胡氏与汪兆铭、蒋介石的权力分合，可以说是国民党派系研究的奠基者。惜蒋永敬受环境限制，对于胡、汪、蒋关系的分合，主要集中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至1931年汤山事件这段期间，未能对汤山事件后的发展作更深入的讨论，此一方面在陈红民及金以林的研究中，有较多的发挥。许育铭是少数对于抗战前的汪兆铭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旁及汪兆铭与蒋、胡的关系。抗战时期及战后，齐锡生、薛立敦曾有相关讨论，近年王奇生、汪朝光、张皓、王良卿等亦有研究，但相较战前而言为少。

　　自1936年5月胡汉民逝世、1938年4月建立总裁制、1939年1月汪兆铭被开除党籍后，胡、汪两系式微，国民党内形成蒋介石独大的局面，其他如西山会议派、孙科派、大同盟派，以及部分地方实力派而参与党政活动者，如桂系、阎锡山系等，大多依附蒋氏。蒋介石身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职，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此时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派系主要为蒋氏之追随者所分化出者，包括CC派、朱家骅派、政学系、黄埔系、青年团等，彼此间存在竞合的关系，但是俱以蒋氏为领袖。这一部分的资料大多见于相关人士之日记、回忆录或口述访谈等，除部分当事人坦言派系属性外，大多持否认态度，特别是被认为派系领导人者，如陈立夫更指称此种说法为反对者之造谣、毁谤。政治学者曾以监察院及立法院为对象，透过访谈方式，并分析院内各项选举倾向等，推测各个监察委员及立法委员之派系，虽有相当成果，却难以获得当事人认同。

　　因此在论及国民党内派系问题时，如果没有充分的资料，很不容易进行。以目前研究成果较丰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监委员选举为例，所以能以此为案例，进行国民党派系政治或派系竞逐研究，关键在于可以参考的资料较多，除了日记、回忆录、新闻报道外，还有军统关于六全大会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等档案，内容较明确。不过这种情形，自《蒋介石日记》公开后，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党内派系领导人及派系运作，有颇多记录，可使研究者对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有较以往清晰的认识。如笔者曾阅读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监委员选举，1948年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院长问题，1948年底第二任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及1949年下野前后等时期之日记，从相关记事不仅可以了解国民党内派系存在的事实，亦可以看出蒋氏或国民党中央与派系之关系、国民党内派系合作与竞争等问题。当然学者不可能完全依据《蒋介石日记》理解战后国民党派系问题，但是随着《蒋介石日记》之公开，使学者可以重新检视国民党内的派系政治。

　　①均见王洪波《〈中华民国史〉能否成为26史？》，《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26日，第9版。

　　②石剑峰：《〈中华民国史〉：从“险”学到“显”学》，《东方早报》，2011年9月15日，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