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的“民国好人”用什么标准衡量？

　　多年前，余世存的师兄刀尔登刀老师曾写过一本不薄不厚的书《中国好人》，把中国历史上我们熟悉不熟悉的几十位人物梳理了一遍，在他看来我们一直认为的那些好人未必好，我们一直认为的那些坏人也未必坏，海瑞、包拯这样的清官如果说不上什么不好，那最少是不可爱的，而严嵩这样的“奸臣”“谈不上有多好，但确实也谈不上有多坏”，余世存最近的新书虽然取名曰《大民小国》，但在我看来应该是《民国好人》才对，但余世存的“好人”与刀尔登的“好人”不是一个意思，刀尔登的“好人”是“谈不上有多好，但也谈不上有多坏”，余世存的“好人”那是真的好。

　　象前些年的《中国男》一样，在《大国小民》里余世存把目光投上了民国时期那些曾经闪露星光的人物，依然的中国男（24位），依然的各行各业，这各行各业包括学人（王闿运、章士钊、陈寅恪）、军阀（黎元洪、张作霖、阎锡山）、革命者（谭嗣同、黄兴、陶成章）、外交家（顾维钧）、情种（苏曼殊）、银行家（陈光甫）、报人（邵飘萍）等，他们或在历史的风云突变之运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者是为中国甚至全人类做出上突出的贡献，或是以满腹经络而空前绝后，或者是特立独行者，总之都是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如果按余世存的解读，这些人物的前面都是可以加了一个“好”字的。

　　余世存在的《大民小国》的跋中，对历史的翻案风颇不以为然，但奇怪的是，余世存在他的《大民小国》里，也是不惜为某些人平反的，比如在谈到张作霖、阎锡山时，余世存是不惜溢美之词的，在他的眼中，他们虽然也做过一些恶事，但他们是懂廉耻、守礼义的好人，这些或许是事实，但他们再怎么好也是迷恋江山和权力的军阀，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前些年有人说要“以德治国”，这些年不好意思提了，如果说以德不能治国，那么军阀们身上的美好品格一样不能救国，或者还可以成为以“正义”的名义而发动战争的理由。

　　军阀们是“武夫”暂时不提，大儒如“章士钊”者，自然更是好人，余世存在他的《大民小国》里说，章士钊能与那些“相互间不共戴天的中国治统阶层的流氓或者精英之士把酒言欢”，我实在看不出这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在给章士钊下结语时说他“不事产业，功成不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是乱世安身立命之道。”，一般的寻常众生懂得安身立命之道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大儒，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这样的人难道就是余世存眼中的“大民”吗？而他的得以善终与陈寅恪晚年悲惨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余世存在《大民小国》里还对梁漱溟晚年对毛泽东个人恩怨的原谅大加赞美，个人的恩怨的或许应该释怀，但余世存不会看不到，这个其实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独裁与自由的恩怨，他的思想高度不会达不到晚年陈独秀的高度：“是独裁制造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制造了独裁”，独裁与自由是永远也达不到“仇必和而解。”，而余世存止步于个人的雅量、品德，我宁愿相信他是言不由衷的。

　　如果以上各只是每个人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结果，或者可以理解，余世存在谈到死于军阀张作霖枪下的民国报人邵飘萍的评论，让人不相信他曾经也是媒体人。

　　在辛亥革命之后，邵飘萍曾发下如下激愤之言：

　　“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已渐成过去；……日本压迫之手段只能以法律为范围；而在中国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实际上无一含有保护新闻事业之意味；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

　　邵飘萍的死可以说是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死，而在余世存这里却成了越过了军阀的底线：“张作霖没有道理可言，但他对文化是有底线，他对文人的敬重有目共睹，关键是文化有自身越过了这一底线。”，而在“邵飘萍”的结尾甚至借丁文江之口又对军阀大大赞美了一通。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在余世存的《中国男》里，还是在他的《大民小国》里都缺乏一把衡量价值的尺度，那就是普世价值，这使得他衡量是不是“大民”时经常会得出混乱的结论，比如在《中国男》里同样是暗杀，革命的暗杀者王亚樵，余世存就誉美有加，而反革命的暗杀者戴笠余世存就斥为“无人性”。王亚樵的暗杀行为是“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而针对戴笠的暗杀行为他认为“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之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而在《大民小国》中对于邵飘萍与张作霖又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因为价值尺度的缺乏产生了混乱。

　　我不相信一个由“大民”组成的国家会是一个小国，中国之所以民国是小国，现在还是小国，那是因为看似“大民”的“小民”太多了，无论这些“小民”有多少美好的品德，也无论他有多高的学养。

　　瘦竹，作者博客 2013-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