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上）
内容提要：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次重要的、由政府主导的道德和日常生活改良运动。早期国内研究一般将其看作围剿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政治辅助。①海外史学界对新运的评价起初也比较负面。易劳逸(Lloyd Eastman)认为新运的主要推动者是奉蒋介石为独裁领袖的“蓝衣社”(即力行社)，他们为了增加蒋介石个人权力而模仿德、意发起法西斯运动，新运是其中的一部分。②德里克(Arif Dirlik)对新运意识形态的研究则指出新运是蒋介石以“保守的反革命方式”去解决现代挑战，杂糅了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和培养合格国民的现代思想。③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研究则结合以上两种观点，一方面强调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新运军事化倾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蒋的根本目的还是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内核。④近年来，随着革命叙事的逐渐式微，海内外对新运的评价都有所调整，更多着眼于其在国家建设中的正面作用。温波的《重建合法性》虽然只研究南昌一隅的新运，但从整体上提出蒋介石试图以新运实现“民族复兴”，从而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看法。⑤段瑞聪的《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也认为新运不仅是为了巩固蒋介石个人权力，新运提出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口号也体现了其以教育、经济、军事为支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念，是晚清以来中国构建近代国家持续努力的重要一环。⑥詹妮弗?欧德斯通—莫尔(Jennifer Oldstone-Moore)的研究更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新运，认为这是深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影响的蒋介石发起的一次具有宗教色彩的儒教国家“教化”运动。⑦
以上研究虽然对新运本身的评价和定位各不相同，但是其共同特征在于强调蒋介石在新运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学术界已经对新运驳杂的思想资源有相当全面的梳理⑧，蒋介石在新运中的中心位置也鲜少受到挑战。然而，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史料显示，新运在1934年2月初由蒋介石在南昌发起后，并非一帆风顺地推行于全国，尤其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虽然表面上支持新运，但在公私各种场合都表示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以名义上的行政首脑身份质疑蒋介石在新运最初设计中的军事化和保守主义倾向，尤其反对以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新运。5月15日，正式的新运纲领文件以蒋介石名义向全国公开发表，7月初蒋下令全国新运促进会重组，此后蒋基本上垄断了新运的设计和推行，标志着新运发轫期的结束。而统一后的新运其实采纳了汪精卫的不少意见。以往研究多以蒋统一新运以后的纲领和推行为对象研究新运，段瑞聪虽敏锐指出汪、蒋对新运看法不一，但也并未对二者分歧作更深的追究。⑨因此，新运初期的汪、蒋分歧未受到足够注意，新运在当时汪、蒋政治角力中扮演的角色也隐而不彰。本文以档案史料和报纸为基本史料，结合已经出版的文献，重构1934年2月初到7月初这段新运发轫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有关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模式的种种争议，庶几可对早期新运以及1930年代中期的政治格局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一、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最初设计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改进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来恢复传统道德“礼义廉耻”，以此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的最初步骤。根据现在可见的档案材料，蒋介石早在1932年10月31日长沙的党政军学扩大纪念周上就提出了这一思路，但当时仅仅把改进生活习惯作为“教育救国”的补充。⑩事隔一年多，蒋在1934年2月初视察杭州期间，老调重提，才专门强调生活修养的重要性。当时，蒋刚平定了蔡廷锴在福建的叛乱，并于1934年1月底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全体宣言，以“统一”与“建设”为国家政治之原则。(11)强调“统一”显然是针对闽变，强调“建设”，尤其是生产建设，则是指明了未来国家政策的重心。当时主持生产建设的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实业部长陈公博等人，换言之，四中全会的决议，并不利于蒋介石追求国家唯一领袖的地位。
会议刚结束，蒋就来到了杭州视察。2月2日他先在杭州航空学校对毕业生讲话，题为《基本生活修养之重要》。在这次讲话中，他首次提出国民性和民族精神与一般民众的基本生活密不可分，中国一般人生活的“野蛮”，如随地吐痰、衣冠不整、居室肮脏凌乱等，正是国家民族无法振兴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变也要由改变基本生活——即食衣住行开始。他强调，食衣住要力求整洁简朴，行动要确实、快当，这是使基本生活合乎礼义廉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2)2月5日，蒋出席浙江省政府扩大纪念周，在对浙江省政府人员的讲话中，蒋介石更为系统地诠释了如何以改造生活来复兴民族。他认为，根本要务就是“教”、“养”、“卫”三件事。教，即教民众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养，则是培养民众基本生活的整洁端正；卫，意指使民众守纪律，团结一致，进行地方保卫。(13)这一讲演以传统道德为价值核心，以规范整洁的日常生活为外部表现，最后以实现民众军事化、提高全民战斗力为目标。虽然还未以“新生活”命名，但已经大致勾勒了后来新生活运动中蒋的基本逻辑，并强调了精神建设有不亚于物质建设的重要性。事后，蒋也自以为“此两次训话颇重要而有影响也”。(14)
2月9日蒋由杭州返回南昌行营，继续主持“围剿”苏区的军事行动。三天后，他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基本重复了一周前在杭州关于“教养卫”的讲话。2月17日，蒋介石到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会演讲《新生活运动发凡》，这是他首次以“新生活”的名义概括其由改良生活习惯入手进行精神建设的主张。(15)在此次内部讲演中，蒋将“革命”解释为生活形态的改变，因此新生活运动便成为“今日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他认为“新生活运动之真义，即在使全国国民之食衣住行合乎礼义廉耻，而整、洁、简、朴、迅、确六者则新生活之门径与新生活之纲领也”。接着，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生活运动最后之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之彻底军事化”。最后，他还确定了新运推行的策略，先从清洁、规矩开始，先在南昌施行，等有成效了再推广全国。(16)这次讲话为日后新运的展开提供了纲领。蒋对“革命”和“礼义廉耻”进行重新解释，以军事化的日常生活为枢纽，将代表进步的“革命”和传统道德规范“礼义廉耻”联系起来，从而构建新运的正当性和重要性。蒋介石首重“清洁”“规矩”，某种程度上也因为他对日常生活准则的理解受其训练军队整理内务的军事化标准影响甚大。(17)
两天后，蒋介石在2月19日的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正式向全体行营工作人员、南昌各校校长及党政军各界人士宣扬“新生活运动”。史学界一般都以这次公开讲话作为新生活运动的起点。在这次演说中，他指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提高国民知识和道德，使其文明、适应现代生活，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要从基本生活入手，接着便重复之前内部讲话中关于如何使生活符合礼义廉耻、使生活军事化的内容。(18)蒋介石当天的日记写道：“本日到纪念周训话，要社会军事化，学日人洗冷面、吃冷饭，先与其生活相比较，然后再言其他。”(19)可见，蒋介石此次讲演虽然标举“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但他当时理解的新运核心内容还是日常生活的“军事化”。正如段瑞聪指出的，这不仅反映了在日本军校和部队的生活给蒋留下的深刻烙印，也反映了正在江西领导“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为了提高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试图将军队与社会合为一体的企图。(20)若考虑到整个中国正处于日军入侵的威胁下，蒋也希望通过改造民众个体来提高整体国力，应对民族危机。(21)
蒋介石的讲话结束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马上着手组织实践新生活运动。2月21日成立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9位行营党政军干部担任干事，分头负责处理会中事务，邓文仪为主任。(22)邓又在几天时间内起草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和《新生活须知(初稿)》。这两篇急就章结构混乱，内容庞杂。《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以“规矩”、“清洁”为新运的初步目标，并计划进而推广“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仿效德国人的“太阳、空气、水之生活”，强健民众身体，作为“生活军事化”的补充。(23)《新生活须知(初稿)》则分“规矩”、“清洁”两大类，制定共96条行为规范，包括衣帽整洁端正、待人接物有礼、遵守公共秩序、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24)这96条行为规范内容琐碎，甚至包括纽扣需扣好、帽子需戴正等类似军队条例的刻板规定，但其中也不乏指导民众改善城市公共秩序和卫生的举措，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等内容。尽管蒋介石有意使生活“军事化”并增进传统道德，客观来说《新生活须知(初稿)》中对“新生活”的具体要求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规范颇多重叠，并不是简单的“复古”，就连胡适也承认这些规范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25)
2月25日新运促进会在行营大礼堂召开训练大会，指示各机关(包括军委会政训班和宪兵营)、学校派代表参加，训练他们如何纠察和指导市民实行规矩、清洁，受训人员共计达1000余人。(26)经过南昌党政军骨干及各界代表两个星期的筹备后，3月11日南昌组织了新运市民大会，要求每家须派一人参加。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讲演，邓文仪宣读了《纲要》和《须知》的初稿。(27)经过一周的集中宣传、纠正、指导，3月18日南昌全市进行全面的卫生检查，由警察带领学生和公务员挨户检查。当日晚上还组织了提灯游行大会，宣传新运，参加人数达10万余人，与南昌二三十万的总人口相比，参与率相当高。(28)在新运促进会干事的领导和南昌党政军学各界的配合下，新运在南昌以全民参与的模式迅速付诸实施。
南昌新运的盛况，全国各大报刊都刊载了。通过新闻报道，新运的影响力由南昌一隅拓展到了全国。蒋介石强调全民生活军事化，从改造民众日常生活入手进行道德改良，进而复兴民族，这样的新运设计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也为其以军事领袖身份更深地介入日常行政工作提供了可能性和正当性。(29)（未完待续）
注释：
①如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8页。
②[美]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钱乘旦校：《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7页。易劳逸此书英文版初版于1974年，当时作为秘密组织的“力行社”材料还不多，所以他将其外围组织“蓝衣社”误以为是“力行社”本身。后来魏斐德和邓元忠根据力行社成员的回忆录和其他史料，进一步还原了“力行社”的本来面目。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成员大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严密，旨在强化蒋介石在军政各方面的权力，奉其为唯一领袖。魏斐德认为力行社虽然竭力模仿德意法西斯组织，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不能像西欧的法西斯主义那样真正发动群众参与。参见Frederick Wakeman，Jr.，"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Confucian Fascism，"The China Quarterly，No. 150(1997)，pp. 395—432。邓元忠则站在为力行社辩护的立场上，认为他们是忠于国家，旨在复兴民族的爱国青年，并非臭名昭著的法西斯极权分子。参见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魏、邓两人虽然对力行社评价不同，但都同意力行社成员在新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③Alif Dirlik,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4(1975), pp. 945—980.
④[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钱乘旦校：《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25页。
⑤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6页。
⑥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249—253页。
⑦Jennifer Lee Oldstone-Moore, "The New Life Movement of Nationalist China: Confucianism, State Authority and Moral Form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0.
⑧除了之前所引易劳逸等指出的新运中力行社成员代表的法西斯主义，以及Oldstone-Moore指出的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往研究对新运中各种思想资源的梳理还有：James C. Thomas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一书中对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参与新运设计和实行的研究；William 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则强调了熊式辉、杨永泰等政学系成员将新运与他们主持江西“剿共”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相结合的举措；Robert Culp，"Rethinking Govermentality： Training, Cultivation，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Nationalist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5, No. 3, August 2006, pp. 529—554)从中学教育的角度，将新运置于晚清以来培养公民的持续努力中。
⑨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第92—93页。段瑞聪根据汪精卫关于新运的几次公开讲演，指出汪认为近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蒋介石标榜的复古思想不相容，也指出了汪反对在民众中强制实行新运，并认为这反映了新运的推行当时并未在国民政府内部达成共识。段的分析比较简单，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作更深入的分析。
⑩蒋介石：《教育与经济为立国救国两要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60—665页。
(1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214页。四中全会后不久，汪、蒋又于2月12日联名向全国发表“真电”，刊登于各大报纸，重申四中全会的决议，获得各地军政长官的通电支持。
(12)蒋介石：《基本生活修养之重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0页。
(13)蒋介石：《复兴民族之要道》，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22—33页。
(1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第258页。
(15)“新生活”一词的出处有两种说法。一说出于熊式辉。熊式辉1934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晚九时在家召集各设计委员开会，决定‘新生活运动’方案。余所拟订四个基本标语：‘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于廉字解释，众议纷纭，余再四说明，不主修改，杨永泰更支持之，始通过。”又2月17日的日记：“在行营举行设计会，委员长主席，通过新生活运动方案”，与2月17日蒋《事略稿本》中所记设计会上讲话相吻合。见丁中江《悼念熊式辉(天翼)先生》(台北《春秋》第20卷第3期，1974年3月，第16页)中引用的熊式辉日记。另一说出自调查设计会中的力行社成员,根据邓元忠搜集的力行社成员回忆。胡轨回忆他于1933年底从德国访问回国，建议模仿德国人生活的整洁有条理，并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报告，主张仿效德国人接近“太阳、空气、水”的生活。滕杰则回忆，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从福建回南昌前，由几位力行社成员提出的。参见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314—315页。从时间和史料性质来看，熊式辉一说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胡轨的说法也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后来蒋介石的确多次提到生活要接近“太阳、空气、水”的说法，但他所说的“新生活运动”报告，并未在其他史料中见到，姑且存疑。当然，力行社成员对新运有很大贡献，并乐于将新运视为自己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第441—447页。
(17)蒋介石从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反复对军校学员强调整洁和卫生的重要性，后来指挥军队也十分注重内务整理，而他对军队内务的强调又与其在日本所受的严格军事训练有关，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262—263、341、415页)。
(18)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70—80页。
(1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4年2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中蒋详细阐发了“日人洗冷面、吃冷饭”的意义。他认为“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讲到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78页。
(20)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第62—68页、141—143页。段瑞聪认为，蒋介石“社会军事化”的企图并不始于新生活运动，而是在1930年代初的“剿共”战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他有意模仿曾国藩“用兵不如用民”的模式，通过“教民”，提高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进而赢得军事胜利。
(21)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第316、321页。
(22)南昌新运促进会最初有干事9名，分别为邓文仪(行营调查科科长)、萧纯锦、李焕之、蒋志澄、邵华(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贺衷寒、程时煃(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刘百川(江西省政府秘书)、黄光斗(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萧、李、蒋、贺具体职务不详，但都在南昌行营工作。见《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5年编印，第112页。参见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89—91页。
(23)《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106—110页。这些新添加的内容可能是南昌行营其他工作人员的贡献，如熊式辉和力行社成员等。
(24)《新生活须知(初稿)》，《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110—112页。
(25)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独立评论》第95号，1934年4月8日，第18页。
(26)《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昨日举行训练大会》，《江西民报》，1934年2月26日，第7版。
(27)《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113—114页。
(28)《新生活运动前日举行总检查》，《江西民报》，1934年3月20日，第7版。
(29)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第145页。
作者简介：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刘文楠，《近代史研究》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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