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祸临头了”：我们调查人民公社成了“恶毒攻击”

我参加人民公社调查组的经历（下）


　　【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地处京汉路石家庄市西边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过其中，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韩铭立同志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农民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具体化为“虚”与“实”的关系了。)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我还记得，早在1953年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宣部组织大学政治课教师去农村参观学习，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徐琳同志一起到江苏扬州，那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去农村生活，我们参加了村干部的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是：村干部根本不是讨论如何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重大意义，而是在对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计算：他家当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已经交了多少公粮，被统购了多少，家里应该还存有多少，可以动员他再交售多少余粮。像我这样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书呆子，不能理解当时干部的困难，只能心存疑惑。现在看到：干部不必再那么斤斤计数了，因为收到的粮食全部为国家所有，要调拨多少便可以调拨多少，农民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人。原来几千年来，农民一直认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粮食产品，已经完全不归他们所有，农民已经变成单纯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了。(当然，当时我是再也不敢这样想的，这是后来逐渐才有的认识。)

　　与此有关的农民的许多意见也就陆续反映出来，比如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劳动报酬——工分问题，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劳取酬；现在因为干部权力更大了，如果不服从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饭权。原来每到年终，农民总可以分到一些现金，供家庭消费；现在改为包干，不但“包”的钱数极低，而且连这点数目也不能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我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籽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我还看到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壮成长。

　　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调查组下来时，邹鲁风同志曾和省委商定：我们三个大组长在县委挂名兼职，韩铭立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方晓丘同志在财贸办公室，我在县委宣传部，只是偶尔去参加部门的会议。老韩同志参加常委会回来，告诉我们：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当时藁城正是全省大跃进的标兵，是学习的模范，省委决定将附近的栾城、无极两县，并入藁城，使它升为大县。

　　当时还有中央某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也下放到藁城挂职，参加县委常委会。他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六十岁了，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骑自行车往下面跑，和我们调查组员常有接触，组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互相交换讨论。他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了，出于对当前局势的担心，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位老同志敢于在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受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被认为是“老右倾保守”。

　　1958年底前，邹鲁风同志召集我们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我们到达郑州，首先也是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会”。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我们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在三组各自汇报的情况中，我们发现河南两组尤其是信阳组同志汇报的情况，比我们在藁城了解的要严重得多。信阳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视察过的地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几乎多是从那里制定的，却再也想不到那里会出现那么严重的、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事情。邹鲁风同志要我们回去以后，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调查，从理论上探讨研究。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渗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邹鲁风同志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他到藁城后，我们和在公社、大队蹲点的同志一起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家多充满了困惑和担忧的心情。邹鲁风同志要大家将资料整理收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专题的调查报告。他在县委大院住了两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长熟识了，他们俩作通宵谈，都是老同志，心情自然会是相通的。

　　我们三人送邹鲁风同志到石家庄，当晚住在宾馆里，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邹鲁风同志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这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那一晚的情景，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心里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那年春夏之交，调查组回到学校，北大学生宿舍有空，我们三大组都集中在那里，开始写调查报告。学生在写报告时提出不少理论问题，我们请示邹鲁风同志怎么办？他要我们将问题收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我花了一天时间，将藁城组学生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整理成一份《问题汇编》，印发给大家。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当生产力还停留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下，迅速改变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各个专题的调查报告完成以后，我们大组长在审定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其中那些带点偏激的句子删掉(听说这些调查报告还保存在人大和北大的档案室，有志研究“三面红旗”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同志，可以从中找到翔实的资料)。韩铭立同志觉得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上的疑问回去不好，我们大组还特别召开了两天理论讨论会，尽量引导同学从积极意义上去认识当时的情况。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大祸临头了”】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我们还来不及学习领会时，有一天上午，人民大学的六位大组长匆忙赶来北大，找到马振明、王向立和我，说“大祸临头了”。他们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上已经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有运动经验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在一起会面了，不然便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们九个人以后确实没有再在一起会过面。

　　我们忧心忡忡地待了一个多星期，党委书记将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个人找去，宣布说：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开除党籍，现在是你们应该接受批判的时候了。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同志，刚在几个星期前听取我们汇报时，那么慷慨激昂地议论，说得比我们更加激烈的，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以同样激烈的语言，批判我们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北大哲学系一位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参加调查组在藁城和我一道工作的，在电话中告诉我：当年他还是青年团员，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这位教授说：那次调查组大队出发前，两校党委还开会欢送，这位书记亲自讲了话的，怎么能说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他从此认识了这位书记。)

　　后来才知道，庐山会议后，有些省、市委领导为了表示自己是一贯拥护三面红旗的，纷纷赶快从下面抓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的目的。我们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是北京市委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我已经被北大党委内定为“漏网右派”，反右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则是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我归为另案处理。所以我对北大两校调查组的反右倾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哪些人受到批判，哪些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直到现在毫无所知。

　　直到两年多以后，1962年春，人民大学的韩铭立、方晓丘同志得到甄别平反以后，到北大我家里来看我，我才知道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等消息。原来我在1959年底被划为“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后，下乡监督劳动改造11个月，不久前才被允许回家监督改造，要定期上交自己的思想改造汇报，只能关在家里作些翻译工作，没有亲朋敢来看我，怎么能知晓国家大事？

　　老韩和晓丘告诉我：在运动中，人大党委规定：三个大组的调查组成员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和公社，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运动，大组长和领导干部是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还告诉我：那位下放到藁城的中央部长，在运动中因病住在医院里，藁城那位县委书记还专门组织人到他的病床前开大批判会，批判他的右倾。

　　他们说的情况启发了我，我想：既然调查组的活动不算错误，那么，根据什么理由将我定为“漏网右派”呢？原来开始批斗我时，哲学系总支组织了一些群众对我开“帮助会”，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以为：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总有思想根源，于是拼命挖掘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从我的家庭出身、抗战时期参加学生运动、脱党、在昆明参加“一二·一”运动时又觉得领导“不民主”，一直到解放后参加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盘托出。群众总是不满意，不断追究，往来反复多次。组织上还将我所有的讲课讲稿和所写文章底稿拿去，组织人搜寻其中的反动言论。最后在办公楼上大礼堂开党员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走进会场看到上面挂的横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义思想”，真是惊呆了，“修正主义”是当时刚开始批判苏共所用的词，怎么和我挂上了钩？我准备的检讨稿是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大大不够了，只能临时给自己加上“修正主义”帽子。

　　批判会开了两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学生。他们按照我各个时期的罪行分别进行专题批判，揭发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过无限上纲上线；有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从我的讲稿中摘引出来的。最后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作了全面总结，给我算了总账，她说我出身“食利者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给我作了处分决定：“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我只能签字承认。

　　这时我向总支提出要求甄别我的案件，她们答复说我属于右派，不在这次甄别之列。我要求看我的处分决定，发现其中所列我的“罪行”，没有一条是符合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的，便逐条提出证据申辩，总支加以驳斥；我再申辩，再遭驳斥。这样一条一条地争论，直到最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反右时说过“右派和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我再也想不起：我怎么敢这样大胆，竟作出这样全局性的判断？后来翻遍报纸，原来这是反右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右派所讲的话，我不知在哪一处引用了。这样，找到根据，我的申诉才全部成立，党委最后作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的决定。从1962年到1963年，甄别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宣布我撤销处分的党员大会，正是正式传达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际，如果再拖一下，我这个结论大概就不可能得到。

　　甄别平反以后，我知道自己不能在北大再呆下去，便打报告给中宣部周扬同志，要求调动工作。1964年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大，离开那是非之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时我所有的笔记本、讲稿以及文件资料，在离开北大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有些关键印象却深深地留在我脑子里，虽然没有和人说起，却有时会突然涌起，挥之不去。现在我已经80多岁，我想是应当写下来的时候了。

　叶匡政，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