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走火入魔与日特务骨干约以兄弟相称

　　1938年12月18日，汪兆铭（即汪精卫）自陪都重庆出逃，经昆明，于20日抵法属安南之河内。按约定，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当天给东京发去密电云：“接渡边君电话，竹中君（汪兆铭）来电，已于本日（20日）到达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近卫文磨）谈话至迟能在后天（22日）之前发表。”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帝国企盼与更生中国调整邦交。日、中、满三国善邻友好（中国沦为日本附庸半殖民地-毛注）、共同防共（日军有权在华长期驻占）、经济提携（日独霸在中国经济特权），建立东亚新体制。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臭名昭彰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亮出叛国投敌黑旗。

　　发电人今井武夫，是日本陆军有名的中国通，1939年3月晋升大佐，为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日本投降时任职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曾代表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飞湘南芷江，接受何应钦下达日军投降第一号命令。

　　渡边是高宗武的代号，正是汪叛国降日的经纪人。日本将策反汪兆铭工作定名为“渡边工作”，可见高宗武的地位与份量。高宗武和陶希圣，由汪兆铭钦定为“首义”同志（开朝勋臣），享受特殊津贴。1939年9月，在汪记国民党六大一中全会上，双双当选中执委常务委员。本文主要谈高宗武，对陶希圣因高陶事件略述及而不多展开。


　　一

　　高宗武（1906-1994）是浙江温州乐清县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回国到南京，经常发表有关中日外交的论文，引起各方注意，应聘为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汪兆铭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终其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李圣五（李后附逆任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的引荐，进外交部任亚洲司科长；三个月后升帮办（副司长）。1935年11月，汪兆铭遇刺赴法国疗治，由张群接长外交部。高宗武办成平津与“满州国”通邮通车协助宋哲元秦德纯与日方交涉“华北增兵”，升司长。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由于与张群关系弄僵，有关问题直接同高宗武交涉。蒋介石对高宗武颇重视，优礼有加。七七事变前，全国抗日呼声高涨，首都南京若干人不赞成抗战，常于周佛海、高宗武私宅叙会。即所谓“低调俱乐部”，高为其中核心分子。胡适对高器重。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7月31日，胡适和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和蒋介石、宋美龄，在蒋官邸午餐。蒋宣言决定抗战，握别时，胡适对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且有见识”。蒋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当天，高宗武来访胡适，告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高向胡谈甚详。


　　二

　　1938年春，高宗武奉命以军委会特派员名义赴香港，以“宗记洋行”（实为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与有关日本人士接触沟通。

　　在此前后，高宗武为了达致他心目中的中日亲善友好。与西义显（日本陆军大将西义一的胞弟，时任“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是“满铁”总载松冈洋右亲信）、松本重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系近卫文磨在华私人代表）、伊藤芳男（满铁嘱托）、犬养健（与孙中山有长久联系的犬养毅之子，时为众议员，近卫智囊）、矢野征记（兴亚院参议）在南京上海、香港联系密切。谋求中日和平，不扩大战争。

　　高宗武和陶希圣极端反共，认为抗战则共产党和苏俄势必张大，不认为自己是卖国，而是救国。派其亚洲司日暹科科长董道宁赴日本探路，多次与日本人士接触磋商。并带回影佐昭（时为陆军省谋略情报课长，此人后任汪伪国府最高顾问）给何应钦、张群的函。

　　1938年7月5日，高宗武不报告重庆批准，自香港抵达横滨。由影佐引介，会见多田骏副总参谋长、板桓征四郎陆相和近卫首相。鉴于其时日本宣称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并要蒋介石下台，高宗武决计抬出国民党第2号人物汪兆铭出山停战求和。要求近卫写一亲笔信给汪，表明日本诚意。日本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无此先例，由板垣代近卫写下：“日本政府决定以汪兆铭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

　　高宗武自日本返香港，与梅思平密商。梅思平是高的温州老乡，北大教授，任过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专员；此时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高梅商定，由梅思平携日本保证函飞重庆，与周佛海共同见汪。面告汪氏“日本切盼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汪邀约陈公博、周佛教、陶希圣、梅思平和陈壁君连日密商后，决定出马领导“和运”。

　　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偕周隆庠（外交部情报司日本科科长），到上海，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昭、犬养健会谈。重光堂谈判达成《日支协议记录》、《日支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支秘密协议记录》。其核心是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中国承认伪满州国、中国承认日本在经济提携方面有优先特权，总的出卖权益，陷我祖国于万劫难复境地。

　　重光堂会谈双方还就汪兆铭如何自重庆出逃与国民政府决裂、日本如何呼应动作，共同制订了预案。


　　三

　　两国（或集团）交战时，与敌方会晤谈判，自古有之，中外常见。不能说与敌方接触谈和，就是叛卖降敌。日本国的重臣、勋贵中有一伙“不扩大派”，主张获得在华相当权益就收，暂放中国一马，以利今后。而陆、海军将佐中，也有相当部分人为防备苏俄，力求避免出现与中国、苏俄两面作战，主张早日摆脱支那事变泥潭。七七及八一三后，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调处；俱未成。1938年6月，出任日本外相的陆军元老宇垣一成谋求与行政院长孔祥熙谈和，指派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和孔祥熙委派机要秘书乔辅三会谈。海相米内光政支持不扩大，提出派一巡洋舰护送孔祥熙到长崎，和宇垣谈判。更有日本驻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和今井武夫，与在香港的蒋介石妻舅宋子良先后会晤五次。重庆从中获知日本许多情报企图。后来，铃木和今井才查觉，这位宋子良不是宋美龄之弟本人，而是由军统干员乔扮。

　　两国谈判，对方本是敌手；和谈是对敌斗争策略运作。而高宗武走火入魔，与日帝侵略集团情报特务骨干亲密无间。更约以兄弟相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年令稍长于高）为次郎、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是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高以肝胆相照，将国府党政军界蒋介石诸要人的作风性格、生活习惯、派系矛盾，尽情向他们介绍，使日本轻易掌握了珍贵情报。高竟向日寇献策如何搞垮中国国民政府，乞求皇军进攻西南。高宗武与近卫一样，幻想汪兆铭出马号召，龙云、何健、陈济堂、张发奎、邓龙光辈会响应。要求皇军迅速攻打贵阳，牵制蒋系中央军无法通过，以便汪有西南部分势力范围。影佐和今井答复：“进攻贵阳恐难办到”，但约定“努力轰炸中国后方”。而出身中央大学北大清华教授、系主任的经济学权威陶希圣也向日寇献媚献计，要弄垮重庆政府首先应摧垮法币。众所周知，当年的法币通用全国，类似今日的人民币。1939年11月，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60号进行的“日华（汪伪）国交调整原则会谈”中，陶希圣向日方强调提出：“这次战争的重要问题是法币，维持蒋（对日）作战的是法币，这是因为（法币）得到世界两大金融国家的支持的”陶献计称“为此，日本虽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所有的中国抗战力量都被吸收于此，从日本方面来说，应该竭尽全力打倒法币！”（引文见会议记录）

　　恳请皇军进入贵州轰炸大后方城市，那不知有多少男女同胞生灵涂炭倒于血海中！教唆日帝搞垮全国通兑的法币，如法币出状况，首先千百万工农小商及公教人员遇苦难。高宗武陶希圣丧心病狂到此程度，是可忍熟不可忍！


　　四

　　1939年2月21日，高宗武与汪兆铭研商后，又专程赴日本，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和近卫文磨公爵，探询日本对汪兆铭的态度（价码等）。高并在箱根，向日方汇报汪系人马内部情形。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后，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最后决定，扶持汪兆铭出马。兴亚院每月拨款港币600万元供汪伪活动经费。我在此说明，该款是日寇从扣留我国海关余款支付。

　　据此，汪兆铭离开法属安南，于1939年5月8日抵上海。5月31日，汪即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行自上海乘日本海军飞机抵日。亲自同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大藏相石渡光太郎、外相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近卫诸日酋多次会谈。高的好兄弟太郎西义、三郎伊藤及影佐几个迎侍陪同。当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及《五相会议谅解》，汪兆铭卖国汉奸伪府择日开张。

　　高宗武的经纪人作业，也即《渡边工作》于兹完成。

　　高宗武和陶希圣最后关头与汪伪汉奸集团拆伙、决裂，史称“高陶事件”。原来，高宗武自重庆到香港活动起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接受杜氏经济资助。通过杜月笙与重庆联络，杜并派其在沪心腹万墨林、徐采丞保护，高陶两人于1940年1月3日自租界登胡佛总统号轮逃离上海，于5日安抵香港。高宗武已盗得日汪密约并摄下照片。1月7日，高托杜月笙呈蒋介石一函，随函“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蒋即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由渝飞港，主持宣传事宜。侍从室陈布雷为拟定版面标题。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公开信以及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中外传媒相继发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比之二十一条还苛毒十倍，及汪伪卖国从现在卖到将来的滔天大罪行。高陶在紧急关头弃恶从善，立功折罪，受到国人谅解欢迎。

　　陶希圣后返重庆供职于侍从室，曾为蒋介石捉刀写出《中国之命运》，入台后为蒋代写《苏俄在中国》，为台湾宣传理论首脑之一。

　　而年只三十五岁的高宗武却从此心灰意冷，改名其昌，悄然赴美国。国府撤销对高宗武的通缉令，并电驻美大使胡适予高照顾。蒋介石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名义汇美金四千元资助。此后高宗武在外交政治界隐没，以读书治学终其一生。1994年逝于北美，终年八十九岁。

　　毛德传，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