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在商务印书馆一辈子——林尔蔚先生访谈录（中）

    林尔蔚，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在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曾任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编辑、地理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室主任及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总经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


    赎买股票与排印教材

    当时商务在上海没什么大事，北京的高教社里面成立一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很多人都调去北京。上海有两件事，一件是赎买股票。公私合营，要评估财产，国家收回股票，就不是私营的了。国家有个“赎买政策”，商务的股票按一个价收回来，还算利息。所以商务印书馆好多股东就来卖股票换钱，钱由国家给，就算国家收购了私营股份了。我记得是七块钱一股，利息是几厘。因为持商务股票的人多，海外有，外地有，都到商务登记，收购以后立付利息，所以这项工作连续做了好几年。

    第二件事情，是高教出版社名下一些高等学校的课本——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要在上海排印，并由上海发行所发行。所以，又招了一些校对的人——编辑走了但是上海留有校对。负责这个印制工作的出版科长叫黄用明，是大画家黄宾虹的儿子，当过重庆印刷厂副厂长，胜利以后，回来在办事处负责高教出版社教材的印制工作，另还有老商务一些书的发行工作。

    主要就是这两件事情，一是收股票，一是印制教材。还有一点房产啊什么的林林总总的财产管理，另就是退休人员的一些工作。我调到办事处之后，做人事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大家）都回家去了，只有两个老头，走一圈巡逻巡逻。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孤单一点，他对我说，你愿意来的话就在办事处住着吧。所以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在四马路住，晚上吃饭就在发行所。

    调北京，负责搞“审干”

    张稷：您是哪一年调北京工作的？

    林尔蔚：1958年在北京开出版会议，办事处很多人都去了。当时沈季湘不管事了，派了一个侯相鏊，后来又从上海新华书店调来了一个丁振邦。丁振邦说，你到北京去吧。我说，去就去吧！那时候还没结婚，所以1958年离开上海商务办事处到了北京，在人事科。原来说让我做陈翰伯秘书，后来没有正式宣布。

    1950年到1958年，我在上海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过一些社会运动。先在工厂做工人，然后调到人事科管劳动工资，又到办事处，最后调北京。到北京说是秘书，实际上也是人事科，负责搞“审干”。那时候政治审查，过去有历史问题的要做结论。（北京的馆址）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以前人美（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中华书局）、版本图书馆，加上商务四个单位在那里，叫“十号大院”。

四、我眼中的陈翰伯

    商务恢复独立建制，来了这么几部分人

    张稷：您给陈翰伯做过秘书，和他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陈翰伯是商务中兴之帅。我常将1949年之后的陈翰伯比同于1949年之前的张元济。商务的老人，至今都特别怀念他。

    林尔蔚：1958年商务重新成立了，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郭敬，总经理，一位是陈翰伯，总编辑。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归北京市出版局管，后来郭敬调到北京市出版局当局长，陈翰伯就是总经理兼总编辑。另外，外交部有一个刘泽荣，编《俄汉大辞典》，他是副总编。时代出版社有个社长叫易定山，时代出版社并到商务，他就是副总编。又来了一个副总经理叫徐君曼，新华社的，原来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好像做过发行部主任。后来还陆续来了一些人。1958年恢复了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原来把商务并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现在又划出来重新恢复。

    张稷：商务老人提起这一段，一般都说“并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我看过当时的文件，1954年是把商务印书馆和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部“改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保留商务的牌子。

    林尔蔚：那时候有几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高教社里原来的商务老人。老商务保留了一个编辑室，里面的编辑，现在又回来了。郭敬从北京大学招了一批搞少数语种的，编少数语文辞典。还有一帮专门搞俄语的人，不知道是出版署的还是时代出版社的，名义是“《俄汉大辞典》编辑室”。他们原来是中东铁路的一批俄文翻译，后来归了出版署了。——大概有这么几部分人吧。我十月份到北京，他们一批人正好下放到高邮去“插队落户”什么的。后来郭敬到北京市出版局上任，不大来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陈翰伯了，做总经理兼总编辑。

    “反修防修”运动中的陈翰伯

    张稷：出版是需要积累的工作；而具体的出版工作又是极其具体琐细的。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在这种环境下，顶着压力不惜遭受牵累，做了那么多有益于文化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根基性工作，这是陈翰伯最了不起的地方！

    林尔蔚：有两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北京市有一阵搞“反修防修”。在工人体育馆开会，陈翰伯去了，是组长。还有什么北京图书馆啦、历史博物馆啦，各个大的出版文化机关很多头头都去了。主管这个批判会的是陈克寒，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做过文化部副部长。在这以前呢，有一个真理问题的讨论，陈翰伯大概写了几篇文章，我记得其中有《评〈青春之歌〉》。这次“批修”也要陈翰伯写几篇批判文章，是关于几部电影的。我记得有一个叫《洞箫横吹》，还有一个《静静的顿河》，还有几部片子，看后要写文章批判。陈翰伯是组长，我负责做记录，完了以后陈翰伯叫我也写一篇。我写了以后他改了一下但没有发表。那时有关部门还要陈翰伯看《俄汉大辞典》，我问看什么啊？他说要检查有没有修正主义——这么大一本，怎么看得完呵？！

    陈翰伯在馆里提倡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倡导读书，每年给编辑一个月的读书假，读完了以后写一篇文章。另外就是办《简讯》，每个礼拜单位里有什么事儿，比如你来采访啊等等，一条一条写。另外也提倡编辑写《外国历史小丛书》，陈翰伯就是要锻炼干部，要大家练笔啦。

    “人弃我取”，网罗人才

    张稷：陈翰伯到处收罗编辑人才，其中包括不少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专家和大学生。就是陈翰伯说的“人弃我取，人舍我用”了。

    林尔蔚：翰伯就是叫我去收罗编辑人员，后来还有人因此批判我。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北大荒劳动后要回来，陈翰伯就叫我把他们招来，就是陈应年啊这一批，我记得有四个。另外还从社科院又要来了一批。

五、文革前后

    “我回北京，绝不会忘了你们的！”

    张稷：陈翰伯在商务工作一共14年，实际上仅仅前面8年在做事情，之后就是文革了。

    林尔蔚：文化大革命以前，陈翰伯送我去新华社“外文干部训练班”学了两年英文，回来后在英语组、序言组待过很短的时间，只是看一些外国史书和《英语缩略语词典》的稿子。文革开始了，我没有一官半职，是小萝卜头儿，也去了干校。有个编辑的爱人跟我们去干校。也不知道他怎么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我是什么呢？“黑苗子”、“爪牙”、“招降纳叛”。后来大家说我就是个一般工作人员，不是当权派，他怎么贴大字报呢？以后也就没事儿了，不了了之。

    干校呢，陈翰伯也去了（1969年9月20日前，商务印书馆的全体干部到湖北咸宁参加“文化部五七干校”），没别的（活儿）就是拉车。有些人欺负他，把他的箱子放最底下，其他的箱子都摞在上面。快走的时候，他的箱子拿出来全烂了。他工资很少，就给几块钱生活费，抽烟呢抽最差的。他后来为什么老气喘？就是因为这个。而陈翰伯对干校的这些同事态度则相反，他调回北京时，干校许多人给他送行，对自己能不能回北京很担心，翰伯同志说：“我回北京，绝不会忘了你们的！”

    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有个插曲：文化部群众组织有个联络站，跟商务造反派有联系，挖“五·一六”（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文革期间曾发动自上而下清查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运动）的时候就挖到商务。叫我也参加，每天不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就审这些“五·一六”。结果搞了没多久，大概几个礼拜吧，突然不让我搞了——我也变成“五·一六”了。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从抓“五·一六”的变成“五·一六”了！后来知道商务有一个人，说我是“五·一六”，很奇怪！最后呢，当然也没事儿了，还把我调到了“大队政工组”。组里有几个人，专门审查干部，主任是王春，中华书局的副总经理。还有王子野的老伴陈今，还有两个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事之后，叫我当干校军宣队李政委的秘书，我就又当了秘书。

    孤身一人运文化部干校档案

    后来，干校撤销，干部都回北京，该分配的分配了。大概1972年的时候，叫我一个人把未分配干部所有档案运往北京。我记得到了汉口，火车行李车厢的两个门都开了，里面又有货物又有档案，那些搬运的人就来乱搬，我一个人在那儿也没个伙计，很害怕丢失！文化部干校所有干部的档案，是我一个人运到北京的。

    后来，我留在文化部留守处搞干部分配。商务干部的分配，是商务军宣队去干校挑，要的回商务，不要的去版本图书馆暂住。因为商务一下子要不了，所以去干校的有一批人没有分配出去。当时出版局派到商务的总编辑叫金沙，原来是《西藏日报》的总编辑，那时商务中华好像还是合在一起的。还有个叫杜仍，是军队的。唐山地震时，我们住在新源里，有一天他来我家慰问，不久就让我回商务工作了，当地理编辑室的副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有衔儿”。

    在出版局帮陈翰伯落实“右派改正”

    林尔蔚：不久，陈翰伯又把我调到出版局。1978年，出版局的王匡调回香港，新的领导尚未确定。有一天我去出版局，陈翰伯告诉我，国务院昨夜打电话给他，让他当出版局局长，王子野当副局长。陈翰伯叫我干什么呢，叫我管全出版系统的“右派改正”。具体做法是：由民政部主管，各个单位上报改正平反的报告，经政府主管部门甄别、审批，予以改正。我记得当时出版系统大约有一百人需要审批改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些人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不管是人民文学的大右派绿原，还是商务的右派，统统改正，没有遗留。剩下的问题是，有些人已经下放到地方工作，能否回北京？民政部的规定，有的可以有的不能。大概是没有结婚的或者家属还在北京的可以回，如果在当地结婚了、生孩子了，虽然右派改正了，但是也不能回北京了；但如果原单位或有别的单位同意夫妻都接收，也可以考虑调回来。情况比较复杂的。

    “请你中午让我休息一刻钟”

    林尔蔚：这些人都想回来，所以老到出版局问。我们陈翰伯呢特别心软，同情这些人，有求必应。每次来都要招待，招待完了跟他谈话，然后还送出去。结果人越来越多，天气又热，陈翰伯呢老咳嗽，就用湿毛巾弄在脖颈上老挂着，可以凉一点。最后没办法，贴了个条子，说“请你中午让我休息一刻钟”。就是说这一刻钟你不要来，让我休息休息。哎呀，我看了实在不忍！那么大年纪，又抽烟，还老咳嗽！我就说你们要找陈翰伯，就先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解决不了的需要找陈翰伯再让你去。我对陈翰伯说，你用不着每个人都来接见。琐琐碎碎的问题很多，一个局长，中午又休息不了，还要治病！

    还有的人呢，回不了北京……我记得一个新华发行所的，拿了刀子来。我就说你不是来谈回京的事情吗，你拿了刀子我不谈，你回去把刀子放了然后我们再谈。最后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几个月将近半年，全部改正完毕，一百多人都妥善安排了。这就是“改正右派”这个事儿。当然被改正的右派非常感激了，有的送皮鞋了有的送什么，我说所有的东西一概不收。翰伯同志说你写个总结，我就写了一个总结。我记得他最后退给我，旁边批了两个字——“很好”！

六、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

    汉译名著

    张稷：您在商务主持了这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商务的事业是一代代传承着做。《故训汇纂》出版的时候，杨德炎总经理说，这部书是您立的项。又说了当时出版的几部大辞典和学术名著，有的是翰伯时代的出版计划，也有是您立的项。

    林尔蔚：1979年年底，当时有人让我留在文化部、出版局，我说不去，还是回商务!后来陈原找我，说你还是回商务吧，我就决定回去。1980年1月1号元旦过了以后，我回到了商务，叫我当总编室主任。那里原来有个外单位来的同志，他要回去，不愿意在商务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当了副总编。有一次陈原在干部会议上就对下面说，他（陈原）不在由我负责，我说了算。一个副总经理就说，好像不太好办了。他本人也是副总经理，那么到底听谁的呢？这段时间呢陈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大概是《读书》杂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刊登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陈原对此曾批示：“可否即约李××写《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结果此文一出，反响强烈。但在当时环境下，包括陈原、范用等创办人都受到严厉批评，被勒令检讨）什么的，他写了报告，退居二线。后来上面批了，他做顾问，但是我这个总经理呢还没批下来。

    那一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汉译名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最早是三联书店一个很大的规划，陈翰伯来了重新整理，在商务1958—1962年翻译名著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走访、调查研究，从原来的大规划中遴选，编制了一个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十年规划（1962—1972）》草案。这个规划曾在学术界中广为散发。一方面请专家学者就书目得当与否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继续“认译”，或推荐翻译人选。一千多种，分为哲学、经济、社会主义学派、政治学、法学、语言、历史、地理等九类，它就是《汉译世界名著学术丛书》的基础。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出版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把文革中曾经停止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拿出来出版，“改革开放”就是反对闭关自守，要出外国书，更要出外国名著。

    那时，商务的存稿，名著中有萨特、尼采等，也有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书稿很多，形成了一个“库存”，人们给它取名叫“水库”，其实是稿子多，出书的口子小，出不来，出书很慢很少，也不成系统。因此，如何出名著，用什么方式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后来陈原决定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方式出书，具体做法就是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高崧负责规划（选书目），季元负责印制。编选书目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走访，向学者征求意见。座谈会开过多次，每次五六十人，如赵宝煦、潘汉典、王太庆、王玖兴、洪汉鼎、何兆武、戚国淦、陶大镛、汝信、王子野等都参加了。个别走访也不少，很多北大的老教授像贺麟、朱光潜、陈岱孙等都在那儿琢磨。就这样，书目很快出来了。

    这套丛书能出，一是学术界有这个要求，希望再出；一是出版社本身老编辑们也想补偿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热情很高。书目拟定以后，出书很快，1981年6月决定出第一辑，当年11月就完成了。第二辑1983年5月出版，当年11月全部完成，第三、四辑，到1986年的时候也都出了。丛书出版以后，受到欢迎。印数都很大，有很多品种超过万册。商务琉璃厂的门市开张，群众抢购，把柜台都挤破了。我原来规定，发行部门保留400套以应急需，但因为群众购买的热情太高而落空了。《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丛书的出版；胡乔木也表示祝贺，并希望扩大出书范围。在第一次国际书展上，展出了第一、二辑的样本，受到邓力群同志的赞扬。原有的“水库”由于出书快，已经不存在了。此前有一些对出版汉译名著不太赞赏的评价，如陶大镛就批评商务，骂得最凶，说“误党误国”、“延误子弟”！但现在，商务人不再心有余悸，安定了许多，增加了信心。接着这套丛书，纳入了商务正常的出版计划。自此，《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一直连续出版，第五、六、七辑，一共100种，加上之前出版的学术书200种，一共300种，蔚为大观。中宣部也明确表示了肯定和表扬。

    因此，如果你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一定是谁（某个人）的作用，我说“不对”，那是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共同促成的，是依靠了商务的老编辑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完待续）

张稷，《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09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