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相勞改”？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佈“12·22”指示，將成千上萬中學畢業生驅趕到農村？有人指出，毛澤東卸磨殺驢，鳥盡弓藏，與歷史上所有開國君主打下天下誅滅功臣一樣，而“革命小將”在被毛澤東挑動鬥垮劉少奇之後，太不知趣也太不自量，遲遲不緊跟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產生嚴重干擾，於是掃到一邊；有人則認為，城市中數百萬青年無法就業，構成強大壓力，動員他們上山下鄉就一舉解決了這一嚴峻難題；也有人說，知青上山下鄉，與幹部走“五七”道路、後來的工農兵“上、管、改”大學等等舉措一樣，都體現了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新人”的戰略。
潘鳴嘯在《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中寫道：“降伏紅衛兵與大規模遣送青年下鄉，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昭然若揭。下鄉運動包藏著鎮壓的殺機。這一點在官方報刊上從來沒有公開提及過，但許多紅衛兵都覺察出來了，有的是即時反應，有的是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有所覺悟。”
青年學生留在城裏，確實造成對社會秩序的威脅。過去的中國有“流刑”，押送人犯去屯墾戎邊；毛澤東時代在最邊遠、貧困的農村地區建立了多個勞改場，將歷屆政治運動中遭殃的人遠遠地發配到那裡，與各種普通犯人混雜起來，“監督改造”，防止他們在政治中心施加影響。
在中共的城鄉二元結構下，遣送農村也一直是對被視為城市里潛在危險分子的一種有效措施——類似於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的，對犯錯者要“黜為農”。久而久之，這就是暗示農村是當局所不信任的人的聚集地，農民是可以俯視的低等級人群。
“上山下鄉”運動顯然具有預防及懲治的政治功能，這倒是對中國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難怪林立果與手下草擬的《571工程紀要》中說，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就是“變相勞改”！
毛澤東到底是怎麼想的，這裏不擬展開分析，但是有一條應該指出：毛澤東的思想中一直具有專制主義和民粹主義兩條線索。這兩條線索，都會指向將所有中學生趕下農村。
漢娜·阿倫特說，“極權主義當政者只要不停地運動自己，同時也運動他們周圍的一切，那麼他們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權”。下放越來越難以駕馭的成千上萬城市青年到鄉下去，毫無疑問，那就是一言九鼎的最高領袖用以“運動”中國社會、保衛“文革”新生事物的錦囊妙計。
另一方面，毛澤東（以及當時中國其他領導人心中）存在著類似於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的情結。他當然也知道農村生活的實際狀況到底是怎樣的，把城裡的不馴服者下放到農村，主要就是為懲罰，讓他們吃苦受罪。但另一方面，他也真心認為農民最淳樸、最革命，城裡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就應該接受農村的洗禮，接受農民的教育。我說“真心”是有根據的：毛澤東在心目中幻化農民的聖潔形象，曾讓兒子毛岸英也到農村拜老農為師——雖然毛澤東並不打算讓兒子終生務農。
“文革”前的1963年7月9日，對毛澤東亦步亦趨的周恩來說過：“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貧下中農才能對他們很好的教育改造（包括幹部子弟）。”毛澤東在1957年要知青去農村時，側重於用“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來誘導那些急欲建功立業的青年學生；但是到11年後，1968年“12·22”指示中，他的口氣則大爲強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在《知青運動與知青群體》一文中說：“當時的領導人，的確對於農民懷有民粹主義的情懷。這種情懷，在知青運動存續過程中，被反覆提及和強調。不要知青在城裏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反而要他們去農村，接受怎麼說在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中不那麼先進的農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義，無論如何都是無法解釋的。”
毛澤東對於消滅“三大差別”，有一套數十年來一直念茲在茲的思路——“三大差別”，指的是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要將農民提升到工人、鄉村提升到城市、體力勞動提升到腦力勞動的程度，是一個十分艱苦而漫長的過程，不符合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性格。他索性另闢蹊徑：讓工人降低到農民、城市降低到鄉村、腦力勞動降低到體力勞動的水平。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相對於前一條路，這實在是輕而易舉，可以一聲令下、在一夜之間就大功告成！
20世紀70年代後期，上山下鄉的知青終於都回城了，在勞動部門登記，等待安排工作。
歷史犧牲品，時代潤滑劑
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知青運動”。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用政治動員和行政權力，在非戰爭時期發動幾千萬規模的人口逆向流動，把絕大多數城市青年，統統趕到農村、趕到邊疆，這確實是毛澤東空前絕後、開天闢地的大手筆，誰說毛澤東只能搞“大躍進”？他也敢搞“大躍退”！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青春獻給新農村”，“消滅三大差別、築起反修長城”之類政治口號，在一段時間內確實蠱惑了一大批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老三屆”率先成為毛澤東超大規模社會實驗的“小白鼠”。但是他們一旦來到農村，迎頭撞上落後、艱苦的現實，此前的浪漫理想頓時脫落虹彩，暴露出虛妄的本質。
“老三屆”經歷了從高度亢奮到幻滅的全過程。儘管當時有“破壞上山下鄉”“破壞毛主席戰略部署”等多項罪名來嚇阻他們公開傳播親身遭遇，但他們在農村的處境，哪有“不透風的墻”？有他們的前車之鑒，1969年以後的知青上山下鄉，從一開始就沒有多少激情，也不抱多少幻想，他們只是被動地接受偉大領袖所安排的命運的擺佈而已。所謂“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消滅三大差別”云云，這些毛澤東在腦海中所設定的社會目標，都以慘敗告終。
許多省市從1970年開始在知青中招工、全國從1972年恢復大學招生、改用推薦方式進大學之後，所有知青就更中輟了“一輩子扎根農村”的高調，千方百計地爭取擠上告別農村的班車。而回城的門路也越來越百花齊放，頂替、病退，至於賄賂、造假之風盛行一時。
對這一目標的虛妄、這一運動的乖謬，“文革”之後，官方開始是不肯承認的，還要維護毛澤東的“文革成果”。但是面對由知青衍生的嚴重社會問題，面對從雲南發端、澎湃於全國的要奪回做人權利的“勝利大逃亡”洪流，當局終於不得不給“上山下鄉”畫上句號，制定出安置回城知青的政策。不過，卻至今不敢對已壽終正寢30年的“上山下鄉”弊政，做出深刻的反思。
我在“人民網”的“歷史上的今天”頻道，讀到如下介紹，或許可以看成是官方對此的標準說辭：（《新史記》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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