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任远：秘密护送毛泽东首次赴苏

　　92岁的老红军、老党员任远，16岁参加中共地下工作，曾先后任冀热察区党委社会情报科科长、南口军管会副主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察科科长、副处长等职。一生与“保密、情报、特务”密不可分。在《红色特工忆往事》一书中，他回忆了曾经参加过的诸多特别行动：秘密往敌占区派遣特工，策反伪军警备团长，抓捕国民党潜伏特务，秘密护送毛泽东首次访苏，秘密参与“两弹一艇”的神圣使命……

　　出访前的安全准备工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月之后，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国人民于1949年12月初，乘坐中国人民的第一列专车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这不仅是中苏两国之间一件极其重要的政治大事，也是战后组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瞩目的历史事件。

　　毛主席首次出国，安全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件事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但战争尚未结束。全国尚未进行镇反运动，毛主席乘车所经地区大多为新区，土改还未进行，沿线治安还不稳定。国民党潜伏武装特务尚未肃清，铁路全部接收过来，留用人员掌握业务大权，内部尚未清理。我们对农村以及大中城市保卫工作已有多年经验，但对交通运输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铁路公安保卫工作尚在建设之中。

　　为了保卫毛主席专车的绝对安全，1949年11月25日，铁道部滕代远部长根据周总理的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召集冯纪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与我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完成全部准备工作，要绝对保密，绝对负责，绝对安全。

　　根据滕代远部长的决定，11月26日，我亲自到北京铁路局东郊停放专车的“大厂”逐个车厢检查并同工兵同志一起用雷达进行技术检查，然后派部队看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列高级专用列车，是接收国民党的高级列车加以全面改造，准备主席外出时乘用的。这列专车上有一节半圆形的望车，挂在列车尾部，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除了几辆一般软席卧车及高级餐车外，主席乘坐的车上，我们安装有专用浴室，可以随时在车上洗澡，这是原来没有的。根据主席生活习惯，我们取消了原来的软床，设了一个用中国藤席编织的有很好弹性而又平直的单人床，卧室外有一张既可办公又可当餐桌用的四方桌子和一套软沙发，地上铺红色地毯，车上温度可以自由调整，有专用火炉供暖。

　　当时外面已是严寒冬季，哈尔滨以北气温下降到零下50度，但整个列车上却温暖如春，人们感觉不到一点寒意，只穿毛衣呢子外衣即可。整个列车一共由9个车厢组成，加上餐车共10个，机车沿途换乘。检查车辆之后，我们对全车乘务人员逐个审查，并由铁路公安处和北京路局党委签字，报铁道部批准，主要人员我均进行个别谈话，并告以注意事项，强调这一政治任务的重要性，高度保密的必要性，以及认真负责的责任心。并在出发前进行了几次预演，由部局专人检验。因此，早在出发之前两天，整个列车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进入待命的线路上，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到达始发线。

　　各地路局在各地中央局、省、市、县委同志的领导与支持下，迅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在铁路内部严格检查中，天津铁路局在杨村大桥下桥墩台上发现一包炸药，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在准备给主席专车换乘的机车火车头上发现了白俄籍职工放了一枚手榴弹，均及时拆除了。这一警报立即通知全线，引起大家思想上的高度警惕，千军万马开进铁路沿线，内外岗哨联防，许多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护路护桥，一个极为周密的保卫专车安全通过的天罗地网，撒满全线。这样，在11月底整个准备工作全面完成。滕代远部长亲自向周总理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总理听取了报告后，认为安全已有保证，立即指示，进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2日下午，周总理命令，准备当晚9时由北京出发。我们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行车准备工作，我向滕部长、冯副局长报告工作后，下午4时许首先进入专用列车，传达出发命令，6时许列车进入北京车站待命。滕代远部长在7时左右先到站，上车检查，认为很好。

　　8时许，周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认为满意，这样全部充分有效的准备工作宣告结束。大家兴奋异常地准备迎接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保卫毛主席首次乘车赴苏访问。

　　毛主席远眺山海关

　　1949年12月2日晚上8时30分，毛主席乘车直接进入北京车站站台，在第一股道上停放的专用列车车厢门前停车，主席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健步走向专车，满面微笑地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频频致意，在周总理亲自陪同、滕部长导引下直登火车。

　　当时，门口两侧分别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我护卫，目的是使别人无法看见主席上车。当时车站上异常肃静，站台上无一闲人，所以主席上车时，列车上无一人发现，车站上无一人看见，又无任何其他中央同志上站送行，可见保密要求如何严格。毛主席上车后，周总理向主席当面报告专车随乘负责同志等有关情况后，请示主席还有何指示，主席说一切均已安排好了，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周总理等即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专车发动前，周总理已乘车离开。

　　9时整，主席专列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的“毛泽东号”机车牵引下徐徐启动，开出北京站，奔向天津，而他此时并不知这个列车就是毛主席乘坐的，其他乘务人员更无一人知道。当时随同毛主席出国的只有四人政治秘书一人，警卫处长一人，俄文翻译一人，厨师一人，而中央派出护送人员也只有四人，即滕部长、杨副部长、冯纪副局长和我北京铁路局只派列车服务人员，无其他干部添乘。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乘坐自己的火车，第一次出国访问，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列专车，我很自然地比喻滕部长是第一列专车的首任“列车长”，杨副部长、冯副局长则是名副其实的首任正副专车警长，而我当时负责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工作，则是首任专车的警卫员。事实上，我们在护卫毛主席出国访苏的专车上所起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因此，在从北京出发直到终点站满洲里的几千公里的行车过程中，每当列车停车、入站、上煤上水或换乘机车时，我必下车警卫在主席车厢周围，同时监督列车人员之操作，并与沿线铁路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及地方公安部门同志了解情况，询问沿途警卫情况，并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联络致意。

　　为了安全，主席专车放在中间，即第二列车，前面第一列车由一连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押运，装有电话，互相通话，部队派有负责干部带队，直接由我们联系，接受指挥。后面还有一列空车，由路局派人负责，每列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所经各站除需上煤上水外，一律通过，不停车不候车，因此行车速度较快。但由于解放不久，线路质量不高，为保持平稳安全，时速不超过八十公里。

　　为了保密，事先让列车人员将主席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生活用品均安放好后，不听召唤，不必再去。至于主席生活上的照料，直接由主席的随从厨师协助，我可以随时出入照管。因此，列车发出之后，列车人员无法了解车上首长情况。当车快到天津时，即晚十点多，准备让主席休息，并告主席车上备有一切用具，主席看见专门备有洗脸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叫我们把公家的东西好好收起，马上从自己带的小布袋内取出手巾、牙刷、牙膏、香皂，并说：“我自己有，不需公家另准备。”

　　列车经过天津、唐山等地，第二天早晨安全到达山海关，在这里上煤上水，换车头，停车时间较长。这时红日从东方升起，主席早已起床。主席打开车窗一看，已到山海关即“天下第一关”。我们告诉主席在山海关要停半个多小时，主席一听停车时间不短，就要下车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关”是什么样儿。当时到站停车后，我与冯纪同志最先跳下车到列车附近巡视，站内检修人员正紧张地准备换乘，车站内尚有一些旅客集中在候车室内观望，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在这个车站下车散步，因此并无其他任何警卫部署。

　　当我在车前与站上公安段长了解情况时，忽然看到主席戴着皮帽披着皮外氅已经走下列车到了站台上，滕部长、杨副部长等马上走到主席跟前问主席冷不冷，不知主席有何打算，主席一见到天桥就说：“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上天桥上看看。”边说边走，我们紧跟在后面，当主席那高大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天桥上时，列车上的同志此时方知是毛主席出国去苏联，人们不约而同地无限喜悦地互相用微笑和打手势代替语言表示：“毛主席出国啊!我们给毛主席开火车啊!”

　　毛主席放眼远眺，他看见写有“天下第一关”大字的城楼时马上向滕、杨部长提出要到那里去看一看，这也是历史名胜古迹之一，能有机会路过此地，并亲自参观一下，确实很有趣。滕部长和杨副部长对此毫无准备，一听主席要去，不同意去又不好劝阻，同意去又怕出事，安全没有保证，交通工具也有困难，我已看出领导的难处。这时滕部长马上问我和冯纪有没有小汽车?

　　对当地情况，其他同志不了解，我对山海关还是比较熟悉的，早在抗战时，我就在临榆县作敌区联络工作;解放后因山海关桥梁工厂归铁道部直属，我正好在当年夏天七月左右专门到工厂检查工作，又曾乘工厂的小吉普车到“天下第一关”城楼上参观过。当时车站机务段等铁路单位均无小汽车，地方上县级机关解放初期也无小车，我想只有一辆小汽车无法让主席去。

　　为了领袖安全，我当时向主席和部长们说，“找不到小汽车”，而且由车站去城楼还有七八里之远，所以说没有车子去有困难。

　　于是，滕、杨一致向主席报告当地找不到小汽车，以后回来时再准备好了。主席一听，只好说：“那就算了!”同时又问：“听说还有一孟姜女墓也在此地?”

　　我因了解这一情况，马上报告主席：“没有坟墓，只是在城外三里多地有一段长城断毁了，传说那里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坟墓保存下来。”

　　主席一听：“原来如此。”笑了一笑。这样主席就在天桥上面停留了十几分钟，观赏了周围自然风光，看到了南面渤海海面，然后步下天桥，登上列车休息，我们抓紧检查换乘情况，准备继续东进。

　　安全到达满洲里

　　列车经过了六天六夜连续不停地安全运行，于12月8日按时到达我国与苏联接壤的最后一个车站———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沿途通过五省区两市的广大地区，穿越千山万水，顺利地抵达终点。这个小城市人口不多，但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散居有不少“白俄”，还有汉满蒙等民族聚居在一起，是从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出口处。火车站南面是属中长路的中国铁路，车站北面是与苏联铁路相连的俄国铁路轨道了。因为轨距不同，比中国大些，所以列车不能互通，必须换乘。

　　当列车快要进入车站时，滕部长、杨副部长首先向主席报告：满洲里马上就要到了，请主席就在车上休息，外面太冷，我们先与苏联专车负责人接头，办理交接后再报告。因此，列车一停，我们首先下车，看见苏联专车已到，正在站台待命。滕部长与苏联铁道总局负责人，杨副部长与苏联保卫局负责人，经过苏联自己带来的中国翻译，向滕、杨部长一一介绍情况后，即上苏方专车，一边交待情况，一边观看苏方车上情况，大概不到半小时，一切都已谈完。我也跟上去看了苏联专车设备与布置，然后先由车站组织好人力把主席所带的东西搬运到苏方专车上，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滕部长即报告主席，请准备下车，直接上苏方列车待发，我和冯纪副局长均在车站上值勤。

　　毛主席穿好皮大衣，然后与政治秘书、警卫处长、翻译及专门厨师同志一起走下车来，苏联专车车门正好对准，主席十分喜悦地微笑着走到我们面前，用他那热情有力的大手与我们亲切地握手告别。主席登上列车，不肯走开，一直站在车门口，不断地挥手示意，让我们回去。

　　此时谁也不肯走开，我们四个人站成“一”字形，一致举手向毛主席致敬，劝他进去，主席依然不动，忽然听到机车一鸣汽笛，列车缓缓启动向北开出，我们把手一致举过头顶，主席在关了车门的玻璃里面，最后向我们挥手致意，才进了车厢。我们一直在原地目送着列车，直到望不到列车时，才高兴地往回走。

　　滕部长提出，咱们到车站里看看，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高大宽敞的车站大厅，观看了车站各种建筑设备，半小时后又上了车准备返回。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我们马上又意识到迎接主席回来的任务，比这次困难多些，要早做准备。于是，稍休息后，当天下午我们即乘原车，轻车熟路，由满洲里直奔首都。此时沿途警卫已撤，到站无人迎送，只有各地路局负责同志在停车时上车向滕部长报告请示工作，滕部长告诉东北和关内各路局负责人，预作准备，保证主席回国旅途安全。

　　我们回到北京几天后，新华社公开发表了毛主席到达莫斯科的消息。

《红色特工忆往事》